《异乡记》中，张爱玲化名“沈太太”，记下了自己1946年从上海往温州去，探望胡兰成的经历。它读起来像旅行札记，不过多半是基于途中笔记重写过。它从开头就笼罩着一层必败必死的调子，这是见过了胡兰成的一个死心的人写的，几乎可谓“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作者| 汤热海
1
宋以朗在前言里写，他2003年在张爱玲的遗物箱子中找到了一个八十页的笔记本，就是《异乡记》。冬天的阴湿空气里，“沈太太”自上海去温州寻她的丈夫，一路走，一路坐车，挤着住，一路耽搁，坐在独轮车上，身下垫着自己的棉被。这八十页，是头十三章，沈太太尚没有见到她的丈夫，手稿便告中断，宋以朗说，“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
从前常有人说，《秧歌》里的事都真有其事，说四九年后张爱玲滞在上海那几年间去参加过土改，《秧歌》必是基于土改见闻写的，不然，张爱玲哪里懂得农村。2010年，《异乡记》出版以后，事情清楚了。《秧歌》里写的杀猪情景，《小团圆》里写的外省的小县党部里纸糊了大国旗，一副怎样腾挪计算也要把过日子的架子搭起来的样子，都是从《异乡记》来的。沈太太便是张爱玲自己，从上海去温州找在彼避难的胡兰成，那是1946年，旅途中走了几个月，火车再独轮车，一个县一个县地过去，一个村一个村地借宿，而抵温州后与其人相见不及一月。胡早与她人定约了。
这段漫漫旅程是她的农村经验。从中生出来《华丽缘》，也让她敢于认为自己对农村有了观察和理解而去写《秧歌》，也成为《小团圆》中九莉寻邵之雍的两章的本事。不过《异乡记》不只是理解作家创作的材料，单看《异乡记》也非常好。它很奇特，是残篇，读起来却因为风格的强烈和情感浓度而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完整性。
我不大愿意把它看成是寻夫记。寻是寻了的，但那夫实在没什么意思，《异乡记》这残余的头半部也很少直接写到他。这旅途的目的，只是让观察者这一路的情感具有极高的浓度，既敏感，又痛苦，移步换景中步步有所感。或许可以把它看作张爱玲版本的《大地》，她记下在路上看到的中国。
开头她坐火车。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腐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
又经过杭州，
“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气，不是叫人觉得难以消受的。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
耽搁在路上，在一个蔡医生家寄宿多日，
“那女佣虽然害痧眼断送了一只眼睛，还是有一种少女美，胖嘟嘟的，总穿着件稀皱的小花点子旧白布短衫。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馒头上的一层皮，尤其像馒头底上湿哒哒的皮，印出蒸笼杠子的凸凹。我猜她只有十八九岁，她笑了起来，说：「哪里？二十八了！」尾声里有一点幽怨。然而总是兴兴头头的，天不亮起来生煤炉，一天到晚只看见她高高举起水壶，冲满那匝着一道红边的藤壳大热水瓶；随时有客人来到，总有饭菜端上来，至不济也有青菜下面。吃了一顿又一顿，一次次用油抹布揩拭油腻的桌面。大家齐心戮力过日子，也不知都是为了谁。”
后来到县党部去，
“黄包车又把我们拉到县党部。这是个石库门房子。一跨进客堂门，迎面就设着一带柜台，柜台上物资堆积如山，木耳，粉丝，笋干，年糕，各自成为一个小丘。这小城，沉浸在那黄色的阳光里，孜孜地“居家过日子，”连政府到了这地方都只够忙着致力于“过日子”了，仿佛第一要紧是支撑这一份门户。一个小贩挑着一担豆付走进门来，大概是每天送来的。便有一个党部职员迎上前去，揭开抹布，露出那精巧的镶荷叶边的豆付，和小贩争多论少，双眉紧锁拿出一只小秤来秤。”
她路上总是被阻耽搁，在同行的闵先生老家所在的闵家村，不得不住了好些日子。这就是她一生中的农村经验了，路上看着普通的中国人，夜里住在普通的人家，过一个个普通得让人生厌的村子。闵家村让我想起北京的地名，北京郊县至于河北，有好多叫“X各庄”的村子，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X家庄”的转音，石家庄也可以叫石各庄。这样想一想，中国多少个聚族而居的地方，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要团圆过日子，怎样的贫弱窘境下都要起火煮饭，有妻子，生儿子，那种执着让人心焦。其他什么事、其他的人，都不及这些重要，不沾亲带故的，就当死人待，可以直直地撞上去。
中国的大地，真是可怕。这个中国是可怜可鄙的，而其中那股硬要把日子过下去的兴头和糊涂的盼望，又不免让人有点羡慕。
2
宋以朗引张爱玲五十年代初的话，“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旅行时写的”，后来发现时又是手稿写在笔记本上，给人印象是《异乡记》系旅途笔记，片断散篇。我却觉得不是这样。它多半是基于旅途笔记写的，但后来张爱玲把它整理成了文章，重写过，成为全记。或许是滞留在闵家村这种地方时便开始整理先前的笔记，或许是在温州那些无望日子里，或许是回到上海之后，但一定是整理重写过。
我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又没有机会看手稿。有一些小证据，比如宋以朗指出的《异乡记》里的时间线错乱，“第十章写“正月底”上路，到第十二章反而时光倒流为“元宵节”。我以为这是基于笔记重写，且不时誊抄笔记原文的例证。又比如，有些时态是回忆，有些又是“现在时”，例如，“借宿在半村半郭的人家。这两天一到夜晚，他们大家都去做年糕。” 这就像是摘了旅途笔记原文。
不过其实我的证据主要只在情绪和语调。《异乡记》从开头就笼罩着一层必败必死的调子，这是见过了胡兰成的一个死心的人写的，几乎可谓“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而中间又轻快过，恐怕是重写时综合了其间笔记。并且，人写旅途细节，都是写触动自己感情的，《异乡记》写的旅途一开始，张爱玲看这些中国人，从火车上到县党部，可笑可叹可恨可爱的都在于其过日子的决心。不是残忍，不是拥挤，不是鄙俗。是人间离乱，无所归止了，还要在垃圾场里亲亲爱爱脏兮兮地过日子。胡兰成最令人厌恶的也就是这点了，无论如何都激赏着生活之美，俗世琐细；到哪里都要捡一个新女人拿来亲爱，重新把日子温温柔柔过起来，吃点兰花豆。也就是没有真正的立场也没有真正的追求，也就是真庸俗。倘若他就爱日本人，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追随，也要按那种办法去改造中国，实际还好些。但他是兵败也没有痛苦，也没有醒悟，就是一个始终匍匐在生活和权力面前的真奴才。
当然，张爱玲不大在乎这些，以上是我的话。但胡兰成那些“我待你和她们，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那些对张爱玲的全然的赞美，“什么都是好”，那些缠夹不清，粘粘腻腻，就是一种内在于过日子的决心的庸俗。不作选择，不作判断，没有力量去理解任何事，只有描述，描述，描述。习惯了占生活的便宜，逼到头上来时，就赞美，就躲开，遇上事情一惊之后立刻又庸俗下去，似乎没什么能撼动他们的心。人生只有过日子和逃难两个状态，而逃难正如同离婚，都要别人逼，而即便逃难了，也要立即把日子重新过起来——逃难是逃到难一点的日子里去。
诗人、小说家刘丽朵评述沙张白的《再来诗谶记》时这样写：“诸位，你以为那种一男碰上一女、家庭反对无效、最终中状元成亲的故事叫做“大团圆”吗？跟“大”团圆相比，那只能被称为“小团圆”。”
她讲了故事——故事在此不述了，你看了她写的这段就明白：“至此你知道了这个“团圆”的“圆”有多大。一个人历尽艰难之后，他应当中举；一个人历尽艰难而不能中举时，他的儿子应当中举；当他的儿子不能中举，他的孙子应当中举；如果他的儿子连书都没读，那么他就要去还魂中举，以便让他的孙子受教育中举……延伸到荒漠里去的曲线，七拐八绕最终也要想办法回来，接住这不甘心的、流着眼泪的开头。读多了这样的故事，每当看见“五子登科”“连中三元”之类的成语，就觉得晴天霹雳——这中国式大团圆，比西方的悲剧还要悲伤。”
果然是祖荫之下。这种过日子的决心是依赖于千秋万代下去福祉的传递的，所以凡过日子者，一定要急着生孩子。
《异乡记》的调子是旅途之后定下来的，《异乡记》保留下来的旅途细节，很多是和不得已的分手背后的真正原因有关的那些细节。见过他了，见过他那种对生活的庸俗决心了，不是因为旁的女人而死心，而是真的心死，这种人，算是什么东西呢，仿佛看旧书，书页上沾着吃东西的油。即便是心里有留恋，也有了那种毫无希望的，必败必死的感觉。因此整本书总是在写普通的中国人，她所见的旅途中的卑小，汲汲于生的那种决心。令人感到生活下沉，知道这段关系是无望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张爱玲去过之后，肯定是要否定自己的生活，否定自己，那种很存在意义上的痛苦的。想想真是难过。
胡兰成这种垃圾。风流的是狐仙，不是书生，书生只是幸运，被狐仙莫名其妙的看上了。古今男文人多数却不懂这个道理，自诩风流，求功名以御狐仙，又求异日另遇别仙。其实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后来张爱玲写《华丽缘》里有一段也从《异乡记》来，是写看戏：“他已经跟到她门上卖身投靠了。——他那表妹将来知道了，作何感想呢？大概她可以用不着担忧的，有朝一日他功成名就，奉旨完婚的时候，自会一路娶过来，决不会漏掉她一个。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 想一想，小团圆，妻妾成群，倒给人以所谓不负心的机会。倒像是现代制度辜负了古代养出来的男人。不能纳妾之后，现代言情小说就常写三角恋，张爱玲喜欢张恨水，同学喜欢张资平，而后者就是写三角恋多，鲁迅因之嘲讽他为三角形作家，“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Δ。”
而世界上其实三角恋很少。其实恋爱就很少。浅薄的心灵，一时软弱，占生活的便宜，一些强横，没意思的平常丑陋，书页上酱鸭的油。只不过恋爱的部分固然少也值得写，因其少而更值得写。那些美妙的欢梦便如《小团圆》的末尾：“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著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著，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著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异乡记》实在是本委屈的书。和一个朋友讲起来，她说，“然后朱天文天心的父亲据说是因为打仗时包里带着一本张爱玲，到台湾后，听说胡兰成落魄，又给请过来。教出几个徒弟，引为可尊敬的师傅。我不懂这里的逻辑啊。这跟认贼作父有什么区别？”
我想一想，也是可以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不同时代有着意义差别。比如对趣味的迷恋，在一些时代的一些人身上，是玩物丧志；在八十年代初，反而是激进的，反主流的，凸显自我的。比如耕读，在隐士那里就不是过日子，是给全体知识分子造一个精神家园。比如在其时的台湾，有些人想和旧中国的精神气质有关联，听戏，反蒋。但即便如此，胡兰成我实在是怎样也受不了。这样的男人真是让人想吐，那些文章又有什么才华可言，鸟儿嚼碎了鸟食又吐出来成为形状浑圆的一滩。
《异乡记》里，叙事者以“童养媳的心情”借宿人家，和人家的太太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她想，“我是一直线的向着他，象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 后来她在温州告别胡兰成。住在旅馆里，胡兰成有时白天来看她，晚上回范秀美处，未曾在旅馆住过。不分手已经是不可能了。返回上海后她写信给他，说告别时自己“伫立涕泣久之”，然胡兰成把这告白的信刊在自己回忆录里。我觉得张爱玲这个人太认真太好了。而这整一个旅途，是她情感最敏感的时候，每日痛苦，都不免痛哭。
这趟旅途是在冬天，整个过程都是湿冷痛苦的，她也不喜欢罩着大棉袍的自己。关于温州，可能林斤澜写的最好。不过林斤澜虽然写大量回忆家乡的散文小说，却说自己喜欢北方的春风。他想要贴近一些真的像敞开的春天的北方的气息，“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就是那种死耗子味道，那种张爱玲描写的姬妾的温柔，中国所谓“文明”之所在，文明之变态。
3
看《异乡记》是有点难受的。句子极其美丽，而看过譬如前文所引的火车上那段无聊死了的谈话，再反观身边，简直过不下去。中国的大地，真是可怕，即使是打定主意要欣赏那日常生活之乐，也是做不到。青虫并头食菜叶，也是日常生活之乐，身后一队一队小青虫接替生出来，兵团一般恐怖。任什么都阻挡不了这些吃，这些生死轮替，有死了的，但再生出来新的，忘记了前面的痛苦。
但我有时也不免想——也勉力去说服自己，或许那正是“社会的美德”。不激进，不亮眼，无荣耀可言。在其中没有什么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可以斗争政治的东西。但它以生命力斗争政治，它不说“我非要那么活着”，但它沉默地说明“我还是这么在活着”，因此尤其适合以剧烈地控制和改造为目标的年代。在人民那些专横的、愚笨的、残忍的、谦逊的不明意志中，有某些民主的东西。
而且在那些像淤泥一样的不论伦理的生活中，还有某些打动人的东西。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写过一个短篇《布鲁克教授生活中的一段插曲》，是孙仲旭老师翻译的，至今也贴在他的豆瓣日记中。一位平庸的学者目睹一本极差的诗集如何曾改变他人的生命，更准确地说，是如何曾让他人终于肯渴望生命。他想，我没有一篇关于诗学的论文能做到这一点啊，我甚至不可能梦想指望能通过写作而接近谁的心。
他跟着一个女人去酒吧听诗朗诵会，小男人念装神弄鬼的诗篇。可他后来见这个女人把一头金黄秀发摘了下来，是假发。她的头发因为化疗掉光了，那些曾准备着死的日子里她念那人的诗。他想，我那些自以为严肃的工作，那些论文在文化等级里的位置，到底意义在哪里呢。
狠狠红写过一个故事，可以移步到她微博去看：
“我人生里为爱情困扰的时候很少，也从来没自问过“爱情是什么”这种问题。如果要讲一个我认为的爱情故事——我想到的，居然是我奶奶和我小学校长。我爷爷和我奶奶是一对怨偶，两个人自结了婚就没和睦过，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经常打我奶奶，以及夫妇两个人一起打孩子，我爸曾经一边抹着被殴打后狂流的鼻血，一边在墙上留字：长大一定要报仇。
可能是出自于报复，我奶奶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真的很多，睡过不少男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固定成了我小学校长。可能是因为我奶奶要参加从民办老师转正的考试，他给她补习，一补补了十几年，也没考上，我奶奶真不是什么聪明人，更不是高级女性。
小学校长呢，也不是什么高级男性。乡镇小学的校长，你们知道的，穷酸文人气都有。二年级的时候我和我奶奶一起生活了半年，他每次来我家，见到我，就要给我出题，类似：你知道1加1为什么等于2吗？不知道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全世界最难的一道数学题。说着说着，就沾了口水在饭桌上开始画图示意。去年过年我回家，多年未见，在家门口碰到他，他来看我奶奶，一见我，还是和我说：我给你出道题。惊悚的我，没听完就逃之夭夭了。
总之，我小学校长和我奶奶的奸情，维持很多年，从两个人都还只是中年开始，到我爷爷去世后，一直都在。我爸和他的兄弟姐妹，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爸还把校长请来，写了所有花圈，因为他字好。那个时候我大一，觉得好生荒谬。又过了一些年，才从中体会到，哦，这也是一种人世间的温情。我奶奶老了以后，吝啬的个性越发突出。校长每周都要来看她，给她送菜，有土鸡蛋有肉有菜。我奶奶吃不完，但又贪心，每次他来之前，就把没吃掉的菜藏起来，不给他看见，每次都是“菜吃完了吗”“早吃完了”。我妈和校长说过，不用买那么多，她明明没吃完骗你的。校长不在乎，没把这当回事——我奶奶是什么样的人，他还能不清楚？讲真，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不高级的，姿态不好看的，性格不美好的男男女女，也是有深刻关系的。”
有时我不免想，我从来没能被抓住，我也从来没真的豁出去试图抓住什么。我没有感动过谁，也没有被谁感动过。没有人对我有决心，我也不对谁有决心。我无法让人爱我。在那些我所看不起的、不愿过的生活中，在我所惧怕的控制中，其中有些类似于爱的东西。也许只是类似于，也许既暴虐又有气无力，缺乏肺活量，只是某种竭力靠近爱的东西，但我的生活离爱更远。在我打定主意要采取的这种生活形式中，甚至没有对爱的粗鲁模仿。我决定要尊重人，他们的选择和意愿，于是没有人会爱我。在委屈中，我甚至问不出“我和小周你选哪个”这样的话。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的尊严和非要给人的尊重，结果求仁得仁。这可能就是“能动性”这个概念的虚妄之处，它也并不能带来幸福。我看那些婚姻这里可鄙那里可笑，总觉得是尘世，抱着怜悯的心情，但其中有一些确实的决心和确实的神圣，一定不分手，一定要贴紧，那不是崇高又是什么呢？
书评人陈雷这样写门罗，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同情心是以洞察力为基础的，她看到年轻少女的叛逆，也看到叛逆中所带有的苦涩，看到老年妇女的顽固保守，也看到这种保守里的尊严。有时候，她似乎在宣扬女权主义，但故事写到最后，你会发现，那种努力让自己更独立更不羁的女人，堕入了失去家庭的痛苦之中。”
害怕过度依赖，万事都可以商量，不肯管束，觉得尊重和自由重要，可在那些我鄙薄的日子中存在一些美好坚定的东西，那也并不是我的臆想。有时羡慕，有时自惭。
我相信张爱玲也羡慕过。在《论写作》的末尾，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申曲里的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照例这是当朝宰相或是兵部尚书所唱，接着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种种问题。若是夫人所唱，便接着“老身”的自叙。不论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们具有同一种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 ”
这段我一遍一遍看过很多遍，也曾讲给人听。这种宇宙观里确有些不易的动人的东西。饥荒离乱里的人，赶火车渡船，合作社和饥荒，他们都那样各守其位，一个朝廷，一个家庭，守着你或许鄙薄而他们视之为神圣的某种秩序，文化背后的山丘，王国维为之投湖的东西。而我听着不同的人轮流唱情歌，逐次说再见，缺乏告别的告别。我不可能令谁绝对不想离开我，我从来没能令任何人那样坚定地要和我在一起，即使对我珍视的人，我也不能要求他对我不离不弃。我想要说，我愿意跟你去克利夫兰。俄亥俄，爱达荷，西安大略的伦敦。我情愿这样做，但我说不出口，也无法发出这样的邀请。我没法请你选择我。我没法请人做牧师的妻子，对一位女性说，请和我去克利夫兰。
也是看林斤澜，他写，“天下会忍受痛苦的人各有各的忍法：喝酒，下棋，钓鱼。” 我渐渐意识到，要被这些尘世打动，稚气的虚妄的一瞬间的勇敢，迷惘和软弱，庸俗里的诚意，才可能真的开始写作。
《异乡记》里的中国，集锦摘抄：
一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彷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处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罢——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找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需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
......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腐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
......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投无路。
多数的车站彷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櫈，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彷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
二
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劈劈拍拍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她的大衣她留着在家里穿。她要到夜饭前后方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那女佣虽然害痧眼断送了一只眼睛，还是有一种少女美，胖嘟嘟的，总穿着件稀皱的小花点子旧白布短衫。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馒头上的一层皮，尤其像馒头底上湿哒哒的皮，印出蒸笼杠子的凸凹。我猜她只有十八九岁，她笑了起来，说：「哪里？二十八了！」尾声里有一点幽怨。然而总是兴兴头头的，天不亮起来生煤炉，一天到晚只看见她高高举起水壶，冲满那匝着一道红边的藤壳大热水瓶；随时有客人来到，总有饭菜端上来，至不济也有青菜下面。吃了一顿又一顿，一次次用油抹布揩拭油腻的桌面。大家齐心戮力过日子，也不知都是为了谁。
......
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气，不是叫人觉得难以消受的。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雾蒙蒙的，天与水相偎相倚，如同两个小姊妹熏香敷粉出来见客，两人挨得紧紧的，只为了遮蔽自己。在这一片迷茫中，却有一只游船上开着话匣子，吱吱呀呀刺耳地唱起流行歌来。在这个地方，古时候有过多少韵事发生，至今还缠绵不休的西湖上，这电影歌曲听上去简直粗俗到极点，然而也并无不合，反倒使这幅图画更凸出了。
五
隔壁桌子上坐着三个小商人，面前只有一大盘子豆腐皮炒青菜，他们一人吃了几碗饭，也不知怎么的竟能够吃出酒酣耳热的神气。内中有一个人，生着高高的鹰钩鼻子，厚沉沉的眼睑，深深的眼睛，很像「历史宫闱鉅片」里的大坏人。他极紧张地在那里讲生意经，手握着筷子，将筷子伸过去揿住对方的碗，要他特别注意这一点，说：「……一千六买进，卖出去一千八……」颈项向前努着，微微皱着眉，脸上有一种异常险恶的表情，很可能是一个红衣大主教在那里布置他的阴谋。为很少的一点钱，令人看了觉得惨然。
七
近岸的水里浮着两只鹅，两只杏黄的脚在绿水里飘飘然拖在后面，像短的飘带。两只白鹅整个地就像杂志上习见的题花或是书签上的装潢。我不感到兴趣。
冬季水浅，小河的中央杂乱第露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灰色小石块。这不过使我想起上海修马路的情形。
… 回到宅里来，在洋台上晒晒太阳。有个极大的细篾编的圆匾，直径总有四尺多，倚在阑干上，在斜阳里将它的影子投入硕大的米箩。箩上横担着一扇拆下来的板窗。都是一些浑朴的圆形方形，淡米黄的阳光照着，不知为什么有那样一种惨淡的感觉。仿佛象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人生的基本——不能比这个再基本了。
坐在洋台上望下去，天井里那里磨珍珠光粉。做短工的女人隐身在黑影里，有时候把一只手伸到阳光里来，将磨上的珍珠米抹抹平，金黄色泛白的一颗颗，缓缓成了黄沙泻下来。真是沙漠。
十
神像里也有浓抹胭脂的白袍小将，一手叉腰，一手抡开五指伸出去，好似一班教头在校场上演武，一个个尽态极妍地展览着自己，每一个都是一朵花，生在那黄尘滚滚的中原上。大约自古以来这中国也就是这样的荒凉，总有几个花团锦簇的人物在那里往来驰骋，总有一班人围上个圈子看着——也总是这样的茫然，这样的穷苦。
十一
汽车行驶不久又抛锚了，许多小孩都围上来看，发现他们可以在光亮的车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他们用叽呖谷碌的土白相互告诉，一个个都挤上来照一照，吃吃地笑了。
在美国新闻记者拍的照片里也看见过这样的圆脸细眼的小孩——是我们的同胞。现在给我亲眼看见了，不由得使我感觉到：真的是我们的同胞么？
十二
他有个同伴问他“上海的电影票现在是什么价钱？” 他说：“八百块。你不要说——也要这个价钱的！单是那弹簧椅子就值！你在重庆，在昆明，三十块、四十块看一场电影的也有，那椅子你去坐个几个钟头看！——两样的哟！” 他的两个同伴吃完了面，从小藤箱里取出扑克牌，三人玩起牌来。怎么这样地面目可憎呢？学生们一旦革除了少爷习气，在流泪中吃点苦，就会变成像这样？是一个动乱时期的产物吧，这样的青年，他们将来的出路是在中国的地面上么？简直叫人担忧。
……
黄包车又把我们拉到县党部。这是个石库门房子。一跨进客堂门，迎面就设着一带柜台，柜台上物资堆积如山，木耳，粉丝，笋干，年糕，各自成为一个小丘。这小城，沉浸在那黄色的阳光里，孜孜地“居家过日子，”连政府到了这地方都只够忙着致力于“过日子”了，仿佛第一要紧是支撑这一份门户。一个小贩挑着一担豆付走进门来，大概是每天送来的。便有一个党部职员迎上前去，揭开抹布，露出那精巧的镶荷叶边的豆付，和小贩争多论少，双眉紧锁拿出一只小秤来秤。
柜台里面便是食堂，这房间很大。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点起了一盏汽油灯，影影绰绰照着东一张西一张许多朱漆圆桌面。墙壁上交叉地挂着党国旗，正中挂着总理遗像。那国旗是用大幅的手工纸糊的。将将就就，“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青色用紫来代替，大红也改用玫瑰红。灯光之下，娇艳异常，可是就像有一种善打小算盘的主妇的省钱的办法，有时候想入非非，使男人哭笑不得。
……
明天就是元宵节。今天晚上街上有舞狮子的，恰巧就在我们楼窗底下，我们伏在窗台上，看得非常清楚。……那流丽的舞，看着使人觉得连自己也七窍玲珑起来，连耳朵都会动了。……是中国人全民族的梦。唐宋的时候，外番进贡狮子，装在槛车里送到京城里来，一路上先让百姓们瞻仰到了，于是百姓们给自己制造了更可喜的狮子，更合理想的，每年新春在民间玩球跳舞给他们看，一直到如今。仍旧是五彩辉煌的梦，旧梦重温，往事如潮，街上也围上了一圈人，默默地看着。在那凄清的寒夜里，偶尔有欢呼的声音，也像是从远处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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