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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时，在“政府与市场”中选择给政府更多权力，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转收入差距的重要一步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国有资产民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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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志武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
本月，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
为什么国人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恶化？
一起来听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怎么说。
如今，中国首富的计算单位不再是“万元户”级，
而是数百亿级
；在美国，盖茨是首富，财富超6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个社会都有赤贫阶层，他们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层，
收入和财富几乎一直为零。
因此，中国也好，美国、英国也好，财富和收入从最高到最低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了许多倍，也比以前更加分散。当然，富豪财富计算单位从以前的“万元”级转变到今天的“百亿”级，肯定和各国货币体系从金银本位到信用货币的变化有关，财富数量级的提升有相当一部分是“虚的”，是因为货币被滥发灌水贬值所致。
但财富分布、收入分布的恶化也是存在的，这一基本事实难以否定。
那么，收入差距的扩大到底因何而致？
在本文中，我不试图对未来的走向做预测，而是希望通过分析现代经济的特征，尤其是许多现代行业的商业模式以及资本市场提供的财富实现手段，来证明如下结论：
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因为现代资本家比以前“道德沦丧”，不是因为现代企业家更加贪婪，而是现代技术和规模化商业模式所致。
1、
现代商业增大收入能力差距
各社会的制度不同，收入差距的程度当然也各异。
特别是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定价机制中的角色越大，社会群体间的收入机会就越不等，掌握权力或贴近权力的“特权”群体就越能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例如，政府可以规定只有北京出生的人才能进入金融和电力行业，而湖南人只能种田，这样，北京出生的和湖南出生的人之间，收入机会就会有天壤之别。我过去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权力越大的社会，往往也是收入机会越不平等的社会。
在从制度层面找原因之前，我们先看看现代技术带来的收入机会差别。
以腾讯公司为例，虽然这个互联网公司成立于1998年，但13年后的2011年，收入已达280亿元，利润接近120亿元。按照1万名员工计算，腾讯人均创收280万元，人均利润120万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在4万亿元左右，按3亿农民计算，人均创收1.3万元，不到腾讯的二百分之一。
这样一来，农民收入远低于腾讯员工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腾讯的创收能力超越农业这么多？是否跟收入分配制度、跟贪婪有关，即腾讯的员工比农民更贪婪呢？其实不然。
关键是农业跟腾讯的经济特征完全不同，两者的产出函数不一样。
农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这限制了农民创收空间。
如果种一亩地需要花100小时劳动、200元种子和肥料成本，最终产出100公斤粮食，那么，要生产1000公斤粮食，就需要种10亩地，投入1000小时劳动、2000元种子和肥料钱；为了生产1万公斤，就需要种100亩地、花1万小时……
不能因为这亩地种好了，下一亩地就可以少花劳动时间或肥料成本，每亩地所需要的劳动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独立的，这就使农业生产难有规模效应。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即使不睡觉不休息，
农民的收入也难以逃脱产出跟投入间线性关系的约束，
收入不可能太高，
此即几千年来没有农民靠种田种出亿万富翁的原因。
而腾讯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
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腾讯的虚拟衣服、虚拟装饰、虚拟家具等，都是如此。
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非常弱，赚钱能力空前的高。
实际上，产出是投入的线性函数不只是农业的特征，
许多传统行业也如此。
新闻媒体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般的新闻稿子需要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后基本没有再使用的价值，又得写下一篇文章，这样每篇文章就像农民的一亩地，文章之间虽然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没有协同效应，但协同效应很有限，每天的新闻稿子还是要日复一日地写。很少能因为今天的稿子使明天后天少写，除非报纸杂志的广告收入能不断增长，
否则传统纸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间接近线性关系。这或许是在互联网媒体兴起之后纸媒正被不断挤出的原因之一。
制造业企业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不是线性关系，
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产规模优势迫使其供应商降低价格，这些都能降低产出跟投入间的直接关系、帮助提高制造业的收入。
但是，制造业最终逃不开每件产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实。
以汽车制造为例，
虽然制造商可以压低发动机、车身、刹车、轮胎等部件的进货价格，但毕竟每生产一辆汽车都必须用上这些部件，每生产一辆汽车的边际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也就是说，虽然汽车制造商可以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每辆汽车的边际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后，
制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依然会趋向于一种线性关系，增长就受到新的约束。
正因为制造业跟腾讯、华尔街金融公司相比的不同特点，
使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跟新型行业相提并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新型产业、金融行业跟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差距，
并非像大众媒体和政客们说的那样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或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现代产业具有全新的特征。
只要这些行业对各社会群体是开放的、机会是平等的，
就不能因为张三有本事进去而你没相应人力资本进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预、多对他们征税。
2、
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差距
姚明在退出职业篮球赛之前，平均每打一场球的收入是25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5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近30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
对于习惯于劳动价值论的人来说，打一场篮球赛赚25万美元，怎么也难以从劳动时间和强度来解释。
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和消耗的能量力气应该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不会是数量级意义上的。
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
即使相对于同时期美国和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数，70年前篮球球星的每场球赛收入也不会是当时5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或30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的劳动价值论计算，一项经济活动的价值等于劳动时间乘以单位劳动时间的平均社会成本，
那么，姚明一场球赛值多少呢？
假如在美国姚明级别的人每小时劳动成本为1000美元，一场球赛按两小时算，
也就是2000美元。
当然，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
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
70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200美元一张，有1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200万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办方没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在现场的观众打的，还不如说是给场外数量达到数亿人的美国与中国观众打的，这些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视频观看实况，也可以在比赛之后通过互联网下载观看。
这种因为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和体育打破了国界，带来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
使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价值。
所以，姚明每场球赛的收入这么高，倒不是他比过去的球星多做了什么，
而是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帮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资本增值，
让他的劳动所能带来的价值大幅提升。
换言之，现代技术和全球化使“赢者通吃”更上一层楼。
过去，各城市、各地区都有当地的篮球明星、排球明星、足球明星、乒乓球明星等等
，虽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赛，但是由于交通运输障碍、电视与视频的不存在，绝大多数球迷的梦想不可能成真，因为世界明星不方便经常到各地去参赛。所以，以前大家只能在当地看本地球手的比赛，不会太过瘾，但比起没有比赛可看还是好了很多。当然，这样一来，各地的地方球星都有可靠的铁饭碗，不用担心世界球星抢走他们的本地球赛机会。
可是，今天的电视和互联网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球星上了，
本地球手比赛越来越没人看了，
更没人愿意花高价买门票了。从小打篮球、打排球的人要么进入国家级、世界级，得到类似姚明的高收入，要么就很快改行。
在姚明们和普通职业球手之间，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两重天，他们的收入差距比几十年前拉大了许多倍。
而唱片、录音带、影碟的出现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买唱片只买全国明星、世界明星的，看电影也只看世界明星的大片。今天有了互联网下载的便捷之后，
演艺界在全球范围内“赢者通吃”的局面更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在世界级明星和非明星之间的机会鸿沟、收入鸿沟被大大拓宽了。
这种现象不局限于体育界、演艺界，甚至学术界也如此。
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群体里，也是“赢者通吃”局面日益加剧。
记得原来从北京到长沙，哪怕是特快火车也要将近一天时间，这意味着以前在湖南的经济和商业会议上，主讲嘉宾很少是来自北京的全国知名经济学家，更多是湖南本省的专家。因为从北京到湖南、再从湖南返回北京需要坐两天火车，加上开会一天，去一趟要花三天时间，
漫长的路途使得再有名的经济学家也很难一年跑遍全国各地进行会议演讲。
今天，飞机大大缩短了全国各地间的距离。
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我碰到几位全国知名经济学家同仁，他们日理万机，一天出席多场会议演讲（包括笔者本人也在此列）。其中，一位同仁周六上午在日本大阪演讲，下午在东京演讲，晚上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日在北京上午下午分别有两个会议演讲，周一上午在天津会议演讲，完后奔机场，于下午两点钟赶到上海的会议演讲，晚上又要从上海飞深圳，周二上午在那里发言，之后又是哈尔滨，等等。
按照这样的行程，单个知名经济专家在三天里可以去六个省市，出席至少六个会议发言，而二三十年前要三天时间才能去一个省市。可见，
现代航空交通使专家学者的生产率提升了至少五倍，
他们能跑遍的省市数量和参加的会议数量翻了许多倍。
这样一来，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也是“赢者通吃”，
挤掉本来有不少演讲机会的各地专家，
让少数全国有名的专家的收入大增，而地方专家的收入机会相对减少。
由此看到，专家学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水涨船高，各种会议的数量也翻了多倍，即使全国知名专家一天跑三个省市，他们也无法囊括所有会议演讲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高速增长后，全国性赢者的所得上升得最多，
但其他专家的机会也会比以前好很多，只是相对于最顶尖的专家，收入的距离被科技拉大了。
交通技术、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拓展了人生阅历，
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速度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