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关税反制是理所当然的吗？

从去年1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开始，到今年5月10日美国提升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水平，特朗普一共挑起了七轮关税冲突，而中国、欧盟、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相继进行了关税反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虽然也威胁报复，但时至今日已经七次推迟），这给大众留下一种很强的印象，关税反制是贸易冲突发生之后常见的，而且理所当然的报复性手段。

然而，这种报复性反制的经济后果到底如何，即使经济学界也知之甚少，原因在于历史上尽管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纷争不断，但真正上升到相互实施报复的贸易战其实十分罕见。例如，WTO在2018年回顾了GATT1948-1995年316次贸易纷争，但贸易反制寥寥无几。我在《贸易冲突：莫让认知成为合作的障碍》一文提到一份刚刚完成的对1996-2004年151个国家的关税变化的研究，“报复”这个词只作为假设的情形出现了一次。

回顾历史，和这一次规模类似的贸易冲突和关税反制发生在1930年6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对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38%上升到45%。这一举动引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报复并掀起全球贸易战，最终导致美国经济持续恶化，出口降低约60%，全球贸易规模缩减三分之二。这项法案通过之前的政治纷争引发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通过之后则严重恶化了经济大萧条和失业率，拖累经济复苏。法案通过前，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时任总统胡佛，希望否决这个法案，但没有成功。

经济学界对于自由贸易的普遍支持，影响了几代政治家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和反对。这可能是美国在70-80年代对贸易伙伴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制裁时没有受到明显反对，冲突没有升级的原因之一。2002年3月美国向贸易伙伴加征进口钢铁关税，欧盟和中国向WTO提出申诉，并先后对进口钢铁实施了保障措施。2003年11月WTO裁定美国违反关税承诺，在欧盟威胁要对支持时任总统小布什选区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关税报复后，美国废除了对进口钢铁的高关税。

随着WTO在解决贸易争端上的角色弱化，欧盟在2018年的反制不再停留在口头威胁，而是直接采取了关税反制，矛头对准了支持特朗普的选区生产的出口商品。Thiemo Fetzer和Carlo Schwarz研究后认为欧盟重点报复了与之有竞争关系的美国商品，例如汽车和酒类，这对欧盟自身经济的伤害很小。相反，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反制，虽然打击了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事实上，被反制选区的共和党议员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下降，特朗普在这些选区获得的民意支持度也恶化了），但对征税目标的选择不完全理想，对自身经济的伤害较大。例如，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很大，但关税反制的主要对象恰恰就是农产品。

显然，中国、欧盟在对美国进行的关税反制在经济效果上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主要来自于贸易结构的差别。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着更明显的跨产业贸易或者叫产业间（Inter-Industry）贸易，而欧盟和美国之间相对更多的是产业内（Intra-Industry）贸易，尽管这两种类型的贸易在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

要回答报复性的关税反制是否理所当然，需要先了解贸易理论的进化。绝大多数人理解的带来双赢的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大卫ž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简言之，在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这种资源密集型的商品，达到互利互惠的结果。不过，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旧贸易”理论，实际只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产业间”会出现贸易，但它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比如美国，日本，欧盟之间相互出口和进口汽车。

以“新贸易理论”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ž克鲁格曼认为产业内贸易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偏好多样化的产品（希望驾驶和别人不同品牌和性能的汽车），以及产品在生产上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因此，即使是（劳动）生产率完全一样的厂商，也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少数中间品和制成品，因为通过贸易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获得的利润要大于没有贸易情况下的利润。

然而“新贸易理论”在提出10多年后遇到了挑战：现实中，同一个产业里面的出口企业数量非常少。例如2000年时美国有550万家企业，出口企业只占4%；而96%的美国出口额由占总数0.4%的企业完成。换言之，准确来说，国际贸易既不是在国与国之间，也不是在产业之间，之内进行的，它只是在企业和企业之间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出口企业和不出口的企业在多个经济维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比如前者的生产率显著高于后者。另外，出口企业所属产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自由化后会获得明显提升，这三个现象都无法被“新贸易理论”解释。

2003年，Mare Melitz, Jonathan Eaton和Samuel Kortum等学者在保留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假定下，分别发展出两个基本理论模型，很漂亮地解决了上面提到的现象。核心思想是当生产和出口都有成本的前提下，少数高效率，高利润的企业会同时进行出口和国内销售，大部分中等效率的企业只在国内销售，而低效率的企业在自由贸易带来的竞争下利润变负，不得不退出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贸易后，生存下来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要高于无贸易的情况。在经济均衡时，取代本国退出企业的外国出口企业带来了更多样化的商品。

为了方便求解，这些模型都做出一些简化假设，使得经济中不存在失业情形，消费者的效用（或福利）由实际工资决定。由于自由贸易带来更多样化的商品，竞争使得平均价格的下降，实际工资上升。因此，每个人的效用在自由贸易下总是比闭关锁国要高。

在上面描述的基本模型里，拥有更多高生产率（或低生产成本）企业的国家出口更多，享有贸易顺差，但是每个人的效用其实与贸易顺差或逆差没有关系。对基本模型稍加推广，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比如跨国生产成本低于一次性投资成本），就会出现一国（比如美国）效率最高的企业，不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如中国），而是转变成直接到中国投资，设立跨国子公司在中国生产，并且在中国或者美国销售。前者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后者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此消彼长，美国对中国的逆差进一步扩大。

同样道理，在中国常见的加工贸易，原材料和中间品来自日本、韩国、台湾，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尽管中国获得的附加值并不高，但是美国海关却以制成品价格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逆差。

如果把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如苹果和通用汽车）的销售额减去中国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的销售额，再加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定义为美国对中国的总销售差额，根据美国经济统计局的数据和德意志银行的估算，这一数字在2016年就由负转正，并将持续增加。2015最新数据还显示美国在全球的总销售差额高达9000多亿美元。

如果用附加值贸易差额取代海关统计的贸易逆差（有研究显示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一半），同时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前面提到的逆差都是针对货物贸易），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总销售额会更高。

虽然说特朗普眼里只看到货物贸易逆差比较短视，但他和竞选团队认为美国制造业工人在2000后的就业持续下降与美中贸易逆差有关，却要比大部分经济学家更加先知先觉（从贸易理论的进化大家也可以看出经济学家通常是后知后觉的）。

由于自动化设备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体就业人口比重在二战后就不断下滑。但从绝对数来说，制造业工人在1991-2000年的工作机会是缓慢增加的，让人意外的是制造业就业人口从2001年的1700多万减少到了2010年的1100多万，这么长时间大幅度的就业变化是二战以来唯一的。经济学家通常把原因归结为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技术替代，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

从2013年开始，David Autor与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进口替代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前面提到，为了简化分析，新新贸易理论假设当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后，他们雇佣的劳动会迅速转移到高效率的企业，或者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享受到更高的福利。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这么完美，进口替代带来的就业冲击并非均匀分布在美国各州，而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在的少数地区，大量工作在短期内集体消失，再就业和收入再分配都非常困难。由于“中国冲击”影响力持久，受影响地区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贫困儿童增加，向上流动性减少，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和激进，带有这一倾向的共和党议员份份上位，察觉这一变化的特朗普在竞选中主打中国议题，成功入主白宫。

此外，Autor与合作者还发现美国受到中国冲击的行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这也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一些美国和中国学者如魏尚进等对Autor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冲击”的程度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大，同时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美国物价下降，帮助非制造业就业人口的上升等利好未被充分考虑（目前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有趣的是，虽然Autor的研究支撑了特朗普的一些主张，但Autor却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的理解充满谬误，对进口商品大面积加征关税的做法会从多个方面破坏美国经济健康发展，他还认为特朗普撕毁TPP协议是极度短视的决定。

有了前面的铺垫，我们来看看应对美国关税挑战的一些理性做法。去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建议加大对美国具备比较优势，增加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服务贸易（医疗、教育、法律、金融、保险等）进口；同时积极推广附加值贸易差额、总销售差额等统计指标（前者可以参考OECD的统 计），更加真实地反映中美两国在商业交往上的利益关系。此外，应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强化国内金融监管（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核心原因之一），改善国内社会福利制度，控制房价不合理上涨，鼓励居民国内外消费。

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美国公司进行制裁，作为非贸易反制手段，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在华为被美国制裁之后有增多趋势。我认为这绝非明智之举，原因在于这些公司在稳定中国就业率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美国商会近期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司并没有生产转移的计划，好在调查同样显示中国并没无报复之举。我认为这些在中国获利丰厚的美国企业，有责任在美国受到中国商品（许多由这些美国企业生产）冲击的地区加大投资，帮助政府推动再就业教育，协助降低失业率和贫困水平，提升社会向上流动性。

在贸易冲突发生后，采取关税反制是否合理的做法见仁见智，与其陷入口舌之争，不如来看看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框架做的量化分析，作为讨论的参考基准。目前，IMF，世界银行，欧洲央行，英国银行等国际机构做的量化分析都假设美国加征关税和中国报复反制同时出现，因此难以说清反制与不反制哪种的破坏性更大。

中国学者Guo Meixin与合作者研究了一个包含62个国家33个行业，并且考虑了行业之间关联性的新新贸易理论框架，分析了特朗普向中国全面征收45%关税（竞选时的主张）之后出现的三种情形，分别是：美国征税，全球贸易平衡；中国反制，全球贸易平衡；中国反制，全球贸易失衡。文章中用到的参数来自于2011年（因为行业之间的关联度矩阵来自于OECD最新的2011年估计），结果显示在下表：

四位学者认为，以实际工资变化来衡量中美经济受到的福利冲击，前两种情形中国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美国，而且反制优于不反制。第三种情形中国反制带来的后果只是略输美国。全文隐含的结论是中国应该采取关税反制报复美国，因为综合来看三种结果，中国受损程度要低于美国。

我和作者们看法不完全一致，因为我认为贸易冲突升级之后，更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是贸易平衡，而是贸易失衡持续（该文作者在其他文章中也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持续）。此时如果中国反制，结果是三种情况下最糟糕的，而且每个经济变量都比美国要差。

实际上，文章中写到，如果是美国征税，中国不反制，但贸易依然失衡的结局，那么中国实际工资会减少0.21%，美国会减少0.28%。既然0.21%少于0.37%，那么同样是不反制优于反制。

刘元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现实影响与前景探究》里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详细研究了美国对中国依次加征关税之后，中国采取反制和不反制下的GDP、进口、出口、贸易差额和社会福利变化。从针对340亿美元商品征税发展到目前对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在每一轮采取关税反制后，社会福利受损程度均大于不反制的结果。区别只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在中国反制下受损（但明显小于中国），不反制则会提升。

此外，Wilko Bolt与合作者利用欧元区与全球经济（Euro Area and Global Economy，简称EAGLE）模型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单边征收10%的关税（下图蓝线表示），和中国采取同样的反制报复后（虚线表示）对经济的影响。很明显，除了报复后人民币贬值幅度较低，贸易差额变化不那么剧烈之外，其余经济变量在关税反制后都变差，尽管报复同样会让美国经济受到更负面的冲击。有意思的是，这个模拟分析显示，无论美国单边征税还是中国报复，美国GDP、贸易差额、投资和实际有效汇率受到的累计负面冲击均大于中国。

从我目前了解的这三份研究来看，中国不采取反制报复的经济后果均好于反制。不相信这个结论的读者，很容易找出众多理由来怀疑这些模型的准确性。实际上，我比大家更熟悉每一个模型的缺点，这些模型都省略了太多重要的现实问题，例如困扰中美两国的房价、高负债率、金融市场等等麻烦。即使是第一份研究提到的在贸易平衡结局下，中国采取反制要优于不反制的结论，模型本身也难以告诉大家，在达到这个理想结局之前会发生什么。此外，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采取关税报复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而这显然是政府关注的重心之一。不过，与其急于推翻这三份研究分析，大家不妨先把这些成果看成讨论的起点，或者作为对贸易战最保守的负面冲击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