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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附你想知道的关于联盟的那些事儿，绝对新鲜
1 战争之下，强汉也没钱
◎刘邦的隐忍
秦末汉初，草原枭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有骑兵部队30万。
匈奴血液里天生存在扩张侵略因子，而草原生活资源缺乏，中原连年征战，经济民生凋敝，汉朝兵力空虚，冒顿单于常入侵内地。
公元前201年春天，刘邦把韩信（与大名将韩信同名，非同一人）从其封地颍川迁到太原以北，以抗匈奴。当年秋天，冒顿重兵包围韩信，韩信派使者求和。刘邦怕韩信背叛，派人责备。韩信怕被杀，于是投降匈奴，商定共击汉朝。
公元前200年，刘邦亲征，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依陈平计，派人向匈奴往后阏氏送许多礼物，阏氏劝冒顿说，占了汉朝土地，也不能居住下来，而且两国君主不应互相围困。过了七天，匈奴骑兵逐渐撒去。
白登之围使刘邦意识到，空虚的汉朝，不具备与匈奴对战的实力，应隐忍为上。之后，刘邦接受刘敬建议，对外与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西汉以宗女名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为妻；赠送金、絮、缯、酒、米等物于匈奴；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汉与匈奴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
汉朝此后的掌权者继承了刘邦对匈奴“和亲和防御”的政策，直到汉武帝刘彻初期。60多年间，匈奴南下侵略的次数和规模减少。
以财物换时间，以时间蓄实力，以实力伺反击，这是汉朝的策略。
对内，刘邦及其后帝，实行“黄老政治”，与民休养生息。重农抑商，鼓励生育，崇尚节俭，经济恢复、发展，人口增长。刘邦平定异姓诸王，文、景二帝则削弱同姓诸王的割据势力，尤其是景帝时，周亚夫平定了吴、楚等“七国之乱”，加强和巩固中央政权。这为以后汉武帝刘彻强权统治，实施经济政策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匈奴的威胁一直存在。为加强边防建设，汉朝实行了“徙民实边”、“输粟实边”等政策。在边境建城，通过免罪、免除征役、修房舍、配农具、供衣食、拜爵位等措施，鼓励民众向边境城郭迁徙。并且还通过赐爵、赦罪等办法，鼓励民众向边境输送粮食。
强大的骑兵是击溃匈奴的基础。汉朝对边境居民进行军事训练。
战马是前提。汉朝在边郡设立马苑，大量养马，并奖励私人养马。到汉武帝时，民间街巷、田野马匹成群，政府养马达45万匹，奠定了建设大骑兵集团的基础。武帝还创置北军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都是为建设骑兵而置。又选六郡的地主、官宦子弟为郎(汉官名，主管皇帝的宿卫侍从)，以培养军事人才。此外，还大量雇用善于骑射的匈奴人训练骑兵。
经过长期努力，汉朝有了一支能够和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
◎刘彻的反击
和亲和防御，是雄武狂放的刘彻所不能一直隐忍的。和亲和防御下，匈奴依然侵扰，则是在挑逗刘彻的好战、好功因子。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决然放弃和亲和防御战略，对匈奴实施战略性反击。
当年六月，西汉派精兵30万，在马邑附近山谷和代郡西部设伏，想引诱匈奴军臣单于南下而予以伏击。这是当年韩信投降匈奴的地方，也是此前几十年汉朝耻辱的开始。然而伏兵被单于发现，伏击未遂，但揭开了西汉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此后刘彻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使用大骑兵集团深入大漠，以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等战法，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反击作战。其中，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意义重大，卫青、霍去病扬威大漠。
公元前127年春，匈奴袭掠汉朝东部诸郡。河南之战开始。胡骑东进，汉骑西击，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部出云中郡，沿黄河西进，对河南地区匈奴楼烦王、白羊王部实施远程迂回奔袭，一举收复河南。
河南地区的收复，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且使匈奴失去水草肥美、对其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的河套地区。
河南地区的失去，对匈奴无异于断其一腿。战后，匈奴南下袭掠更加频繁，右贤王更是不断侵略朔方，企图夺回河南。
为巩固河南地区和打击大漠以南的匈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以10万骑兵发起漠南之战。卫青率3万精骑，越高阙六百多里，乘夜包围袭击了右贤王王庭。右贤王兵败，率少数人逃走。汉军削弱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力量，在匈奴土地嵌入了钉子，也阻隔了匈奴中、西部的联系。
公元前123年，为进一步打击匈奴在漠南主力，刘彻命大将军卫青率将军公孙敖等六将军共10万骑两次出定襄，云中击匈奴，打击了单于主力，前后斩俘近2万人。
河南、漠南之战图
此后，匈奴单于将主力转移至大漠以北，河西匈奴势单力孤。武帝抓住时机，于公元前121年，发起河西之战。
当年春，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自陇西出发，沿金城、姑臧，过焉支山，败匈奴军，击之往张掖，斩俘9千左右。
同年夏，霍去病率数万骑出北线，再击河西匈奴。汉军渡黄河向北，采取大纵深迂回战略。越贺兰山，沿巴丹吉林沙漠，向西北绕居延泽，再折兵南下进入祁连山觚得一带，歼灭浑邪王、休屠王部3万余人。
此战，打通了西域的道路，解除了匈奴对西部边郡的威胁。
河西之战图
西汉在河西设置郡县，移民实边，修筑城塞，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进一步孤立匈奴单于。
公元前119年，为彻底消灭匈奴主力，刘彻命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发起漠北之战，并以运输私人行李的马匹4万匹随军行动，步兵数十万转运辎重。这是一次规模浩大，辎重后勤充足的战争，也就是一场尤其耗费财力的战争。
卫青率部出定襄。北进千余里至漠北，击败单于军，追击至阗颜山。
霍去病则率部出代郡2000里，至漠北遇左贤王，大破之，追至狼居胥山，大胜而归。漠北之战，共歼灭匈奴9万余。汉军亦损兵数万，损失马10余万匹。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西汉也一时无力渡漠反击，双方暂时休战。
漠北战役图
战争耗尽了汉初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力，库存之钱与赋税收入无多剩。漠北之战同年，关东发生水灾，约七十二万五千口贫民无以为生。
强汉也没钱了。
2 对中产阶级赤裸裸的强权掠夺
刘邦平定异姓诸王，文景二帝平定同姓诸王，中央政权加固。此后，强势的汉武帝刘彻又牢牢将中央政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刘彻的皇权没有了制衡，汉廷财力紧张。
法学家，天才的财政家，桑弘羊，出现了。
盐铁论间，桑弘羊舌战群儒
◎预备动作，百姓与权贵
财政紧张，刘彻开始了全方位的创造财政收入的进程。普通百姓自然不能幸免。他大幅提高了人头税，将向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征收的口赋从一人一年40钱提高到120钱，向七到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收的口赋从一人一年20钱增加到23钱，但征收年龄提前到三岁。这一项加税措施让许多贫困之家，因为交不起赋税，“生子辄杀”——生完孩子直接杀掉。
民众赋税已无能加重。刘彻希望坐拥巨额财富的宗室皇亲权贵，能贡献一些，帮国家渡过难关。
刘彻并没有高估权贵们的政治觉悟。他知道他们贪婪自私，为富不仁，不愿掏钱。
他是客气一下。
权贵们则显然低估了刘彻的手腕。
在他的授意下，御史大夫张汤谋划，对诸侯王和贵族发行特殊货币，即白鹿皮币（鹿群一般只有皇室宗亲豢养，发生罕见变异，出现极少数白鹿，可遇而不可求，无法仿制）。它是用皇家林园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做成货币，一平方尺大小的鹿皮皇帝钦定价值40万钱。这货币自然无法在市场流通。没关系。这本来就不是流通的。
按照规定，每逢重大节日，宗室、王侯等都要进献玉璧，这是仪礼。而进献玉璧时，要用一个皮荐垫在玉璧之下，以示恭敬。汉武帝规定，必须要用白鹿皮币做皮荐。白鹿皮币朝廷独家发行，严禁私造，宗亲只能花40万钱向朝廷购买，再进献给皇帝。依附于皇权的皇族，是无能违背圣意的，其财富，自然被皇帝攫取。毕竟作价太高，只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权宜之计，发行没几年，便被废除。
白鹿皮币，自然让朝廷大幅尝到了名为“铸币税”，实为空手攫取民间财富的味道。然而农耕经济下，经济的体量，仍然可以被金银铜等货币原料量所支撑。铸币税并没有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无处可逃的中产者
普通百姓和权贵之后，刘彻把目光精准投向全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工商业者、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囤积商等，是有产者。
在张汤和桑弘羊的谋划操盘下，汉朝实行了“算缗”、“告缗”令。这是首次以财产为税基，广开财政收入之源。
政府终于对民众财产征税了。
汉朝命令他们无论是否有“市籍”，都必须向政府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数额，以便国家据此征税。这就是《算缗令》。
《史记·平准书》记载，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者及一般商人，不论有无市籍，每家都应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相当于征收6%的财产税，而一般小工业者，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相当于征收3%的财产税。
车船税方面，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人加倍。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
算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锄豪强并兼之家”。
算缗令颁布之后，豪商大贾们强烈反对，“富豪皆争匿财”，对这项政令采取了抵制态度。
为了应对富豪藏匿钱财，刘彻发起人民内部的战争，发动群众斗群众，采用告缗手段，鼓励告发。
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
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
政府规定，对于隐瞒不报，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没收财产。汉武帝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
公元前117年，武帝派遣杨可主持告缗事宜。公元前114年，重申告缗令。在告缗令贯彻实行之后，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被告发，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是：“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贾受到沉重的打击，破产者不计其数，西汉政府获得了巨额收入，连皇家园林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实行告缗之后，朝廷把没收的商贾田地，借给关东地区受水旱之灾而四处流亡的流民从事耕种，还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与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沼边各郡，并令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一时之间， 民屯、军屯布满边野，边疆有开发，边防有巩固。
但算缗令和告缗令的实行，社会秩序被打乱，朝廷也诸多非议。为此，刘彻不惜用强权武力来打击反对者。算缗令和告缗令的实行，后果严重：
社会民间财富被强权肆意掠夺，中产阶级几被消灭，除了权贵阶层，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社会结构异常脆弱；
政府信用被严重透支，民间看清政府的无赖，毫无契约精神，不稳定的因素，逐渐生根发芽；
民众意识到，强权政治下，财产极度不安全，社会财富观念发生质变，民众的储蓄投资意识荡然无存，有钱当下花，有好看的衣服当下就买，好吃的立刻吃掉，不愿再储蓄投资；
商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工商业者从业动力几近消失。很长时期内，“商者少，物贵”，彻底打破了汉初休养生息以来，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局面。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遭到破坏。
汉宣帝时期的长信少府夏侯胜这样描述汉武帝执政后期的西汉社会：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用，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四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
3 不掩得失
和亲和防御，是阶段性政策，战略反击，也是阶段性政策，这不是常态，也不是稳态。
对匈奴的反击，是汉朝的必然动作。只不过，刘彻萌生的是“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想法。
匈奴漠北称雄，战力强盛，刘彻是知道的。汉朝六十多年的隐忍，刘彻也是知道的。对匈奴战争，对于财政的消耗，即便刘彻不是全知道，他的财务官，桑弘羊也是知道的。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法学家、理财家桑弘羊操盘，实行了多项政策，包括盐铁酒专营、均输平准方针也都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而铸币、对财产征税，则有其特殊性。
白鹿皮币以及同期的白金币，面值都远大于实际价值，基于政策和信用，朝廷都大幅创造了铸币税。只不过，经济体量的限制，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这项政策难以成为农耕文明“铜本位”时代的常策。
至于“算缗”、“告缗”令，则是强权时代下，对中产者赤裸裸的洗劫。这种财产税，是中产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这种意外性和破坏性，叠加时代背景，造成了中产者的无处可逃。
不论何种事由，政府的财政紧缺是朝廷的常态。朝廷无力解决财政收入，自然会将触角伸向民间百姓，不论直接，不论间接。但同时又得兼顾民间的舆论与民意，这种客观的对立对抗性，以及相互的妥协合作性，伴随着朝廷与民间。
也是观察的基点。
丰功伟绩，劳民伤财。
汉武帝晚年。
公元前90年，李广利出兵五原再伐匈奴，兵败，降敌。
民间赋税加重，起义不断。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心灰意冷，下《轮台罪己诏》，重回“黄老之治”，与民休养生息”：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都罢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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