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像｜包华石：中国东汉时期的竞争性政治与竞争性审美

中国东汉时期的

竞争性政治与竞争性审美

文 / 包华石

译 / 王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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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华石著《图像与社会》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年

仅仅是关于外形的物理特质，就能够深刻地代表被人类所爱护与珍视的价值，不论是美学的价值、道德的价值，或是社会的价值，这都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艺术属性。然而，这样的等值性，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一般来说，相比于道德或政治的偏好，艺术与建筑的偏好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历史中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建筑、艺术，甚至是衣着服饰的不同而导致流血杀戮。我们可以联想到英国的克伦威尔时期。在这里，笔者想要讨论发生在中国东汉时期，也就是公元后25-220年的这样一种国家事务。

在审美上的竞争关系，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作为先决条件的：人们会在意彼此的获得之物与拥有之物。在早期的中华帝国，什么样的艺术，能够激起人们的购买获得与显示炫耀的欲望呢？在东汉时期，富裕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都喜欢为已故的亲人或老师建造精雕细琢的祠龛、宝塔以及墓葬。宗教与社会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是通过墓葬来完成的，鉴于这样的宗教与社会功能，上述行为的普及流行，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先人而建造的祠龛，可以为逝者提供即刻的安息，让他或她能够在生者之上给予祝福，证明建造人的虔诚与孝敬，顺便还可以证明这些建造人的财力程度。这种虔诚孝顺的行为所带来的回报是很可观的：它能够提高这个人在所属的族群共同体之中的声望，甚至可以提高这个人在帝国的官僚机构中获得职位的可能性。在葬礼上的节俭，则会带来相应糟糕的后果：逝者会对生者施以诅咒，生者可能还会因为这样的节省，而丧失获得官职的资格。除此之外，根据可靠的资料，一个简朴的葬礼，还会让附近的邻居变得一反常态而不愿意与其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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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山东省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约公元1世纪。

上述种种诱因，导致了在公元1世纪与2世纪期间，出现了大量精雕细琢的墓碑（见图1、2）。很多石刻与一些已经完成的墓碑仍然被留存了下来。截至目前，这些遗存下来的石刻与墓碑，大部分[至多？]都可以在现在的山东地区附近找得到。从这些石刻与墓碑上散乱的碑刻铭文中，我们可以判断，绝大部分的墓碑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所委派建造的，在这些名门望族中，其家庭成员都曾获得或者渴望得到官僚机构中的低层或中层的职位。他们为自己的学识感到骄傲，他们在书面的悼词中吹嘘自己的孝敬和虔诚。在他们的墓葬与祠龛中，同样的诉求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些图解，这些图解取自于儒家经典文本中的著名人士与值得纪念的时刻：德行高贵的政治家周公旦，他情愿将国家的权力交还给合法继承人周成王；不知名的有智之人，比如辩日的小儿，让孔子都惊异于其智慧（见图2）；那些为了理想而殉道的人，比如忠诚的公孙杵臼，被残暴的屠岸贾杀死了；正直公正的女性，宁愿选择去死，也不愿意背弃自己担负的责任（见图3）。这些故事中不论男女的英雄们，是严于律己、无私利他的人；这些人认为，相比于公共的责任，个体的获得是不重要的。这种精神气质，通常会被那些寻求官职的人所提倡，因为中央政府意识到，贪污腐败是财政收入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也不会起用那种有贪婪名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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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墓葬石刻，左边是孔子，右边是老子，中间是一个拿着推车玩具的小孩项橐，他的聪慧使得孔子惊佩。约公元2世纪，出土于山东。

图片经由山东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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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京师节女”这个故事的图解，在画像中，一个年轻的女子代替他的丈夫躺在床上，她知道有仇家要刺杀她的丈夫，来自山东省嘉祥武梁祠东壁画像石刻，约公元151年。

图片经由Rubel Asiatic Research Collection, Fine Arts Library,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提供。

雕刻在石头上的图像，并非都是来自于经典文本的叙事场景。我们还能够频繁地看到异神奇兽。有些异神奇兽，负责的是守护逝者的心神，另外的一些，则负责让逝者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喜乐。然而，相当数量的异神奇兽，是来自于经典文本的资源，以及经典文本的叙事场景，这也把同时代的政治与道德关怀讲清楚了。比如，凤凰，是一个经典诗歌中的常见意象，也暗指有才之人想要为政府服务、获得官职的愿望（见图4）。在汉代的经典文本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形态怪异的生物。这些奇珍异兽是祥瑞的预兆，它们的出现或消失，是俸禄增多或官职晋升成功或失败的标志。比如，混合了多种动物形态的兽类，只会在政府善待鳏寡孤独的时候，才会奇迹般地出现（见图5）。赤色之熊，也只会在政府富有仁慈与治理贪污的时候，才会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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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两只凤凰与一只神虎偶然地出现在一个读书人的住所屋顶，来自江苏徐州铜山汉墓的画像石，公元2世纪。

图片经由徐州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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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祥瑞之兽与各种各样有翅膀的生物，来自江苏徐州十里铺汉墓的画像石，公元2世纪。

图片经由徐州博物馆提供。

祥瑞及其叙事场景，共同分享了一种来自于古典学问的资源，以及一个注重公共关怀的主题。这样的特质对于古典价值是很重要的，而这种古典价值，正好也受到汉代的士人与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但是，古典价值的吸引力——所带来的结果是艺术中的古典主题——是有限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平民，无法像他们对于金钱的喜爱那样去欣赏古典价值。界定社会价值的官方标准，充其量也只能与大众标准维持一种岌岌可危的停战状态。比如，儒家的精神认为，农民比商人更重要，因为农民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财富，而在儒家看来，商人则是像寄生虫那样，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财富。早在公元前178年，政治家晁错已经富有洞察力地意识到，这种关于社会价值的新标准存在矛盾之处：“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在中国的汉代，公开地赞成学者价值的人很少，但公开地支持物质获得的人却有很多。在这种社会标准的最底处，是渴望一夜暴富的村民；在其最高端，则是因为足够的收入而敢于放纵豪奢的巨富商人与朝廷宦官。类似于这样的人，会孕育出什么形式的艺术呢？答案并不难找到。早在公元1世纪，新晋的富商们已经开始使用与他们自己的财富相匹配的标识，而这种标识之前是被皇家所拥有的：

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盐铁论·刺权第九》）

这段话读起来有点像一部当代电视肥皂剧的剧本：乘坐豪奢车辆的富人、宏伟壮观的居所、惹人注目的伶人艺妓、博彩赌博，还有很多美女娇娃。这些都是有关社会等级与财富的传统象征，只有旧时的贵族阶层才能享受得到。但是，汉帝国终结了世袭规则的封建制度。随着社会关系的旧体系逐渐崩塌，平民也开始使用旧时社会身份的人才能享受的标识。与此同时，一种关于审美的实利主义传统建立起来了，但这种唯物质的传统，与古典审美的传统是相悖的。作为一种封建制度的产物，在物质上成功的标识，强调了个人财富、特权，以及特殊个体的愉悦，但这些标识并没有涉及到对公共关怀题材的。在 一开始的时候，这两种系统各自的拥护者可以友善地和平共处，但是过了不久，美学上的不同就让位给了社会价值这个更富有竞争性的系统，这使得对与错的观念整个儿都颠倒了过来。

在地方士人与朝廷的关系之中，我们能够最为清晰地追踪到这种冲突的表现。在东汉开始的那段时间，朝廷与地方精英的合作是足可仿效的。整个王朝是通过一个充满激情的古典复兴运动而开创出来的，这个古典复兴运动是在光武帝及其儿子明帝监督下进行的。这两位皇帝都减少了奢靡放纵的行为，也降低了朝廷的雍容装饰，还阻止了任何形式的浮夸卖弄，他们在都城建立起一个古典审美的标准。他们还创立与维持了经典文本在太学中的博士地位，积极参与教育和福利等等的公共事务，这些做法都将儒家的思想奉行为一种纲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时期是地方士人进行政治参与的黄金时代，但这个黄金时代仅仅持续了不到1个世纪。于公元89年至106年在位的汉和帝，没有能力为审美的标准建立标准。即位后的他，在窦太后及其哥哥窦宪的阴影下苟延残喘，直到公元92年，宦官郑众帮助他将外戚窦氏集团一网打尽，汉和帝才真正掌权。作为嘉奖，汉和帝将郑众封为剿乡侯，这是一个郑众能将其世袭给养子的封号。

汉帝国对于古典价值这种软弱的领导能力，其后果也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汉安帝（107-125年在位）由邓太后听政；汉安帝在位期间，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薄弱，就像其政治方面的衰弱一样。据说，太学中的五经博士倚席不讲，被荒废的学宫中杂草疯长；同样地，官员也忽略了他们的葬礼仪节。许多更富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感知到了这个趋势，所以他们尝试寻求复兴古典的价值。比如，陈忠主张纳用忠贞正直的儒家士人，刘开说服邓太后贬斥那些在葬礼仪节上蒙混过关的官职候选人。但是，在邓太后宣扬古典价值的同时，她在不经意间，也为奢糜浪费铺设了基础，以至于她在121年去世的时候，没有留给皇帝什么选择，皇帝只能求助于宦官了，这是皇帝在朝廷上仅存的同盟。在宦官的帮助下，皇帝一举摧毁了外戚太后的家族，那么自然地，这些帮助过皇帝的人都被加封侯爵了。这些宦官，并不会受到官僚体制中正常行为标准的约束，都想要一个胜过一个地挥霍自己新得的财富。他们用代表着物质上成功的传统标识，来显示他们新的身份地位：绫罗绸缎、香车宝马、美女成群。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宦官有时候因为触犯了法律而丧命，但他们通常都能够逃避刑罚。他们能够这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宦官，而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由皇帝直接授予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臣服于法律的监察与法律的约束。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像是杨震这样的儒家的政治家们，开始反复提倡“清白”的德性，同时斥责“污浊”，这是一个核心语词，为了使社会性-审美性的价值更富有竞争性。在公元124年的时候，杨震过于频繁地呈递了同样一份奏章，那些曾经帮助过汉安帝的宦官就让他饮鸠而卒、永远地沉默了。杨震的朋友，看到鸟儿们在其墓前聚集，并哀鸣不已，就知道这是上天在哀悼杨震的逝去。杨震墓中的鸟类画像石，是一份对于杨震遭受不平而死的公开控诉，因为上天自己都已经表明了杨震的德性。这种对于宣扬德性的行为，并非只有杨震的支持者们才这样做。很少有人注意到，类似对于德性的宣扬，可以在很多有凤凰图纹装饰的墓刻中看到；在很多墓葬与祠龛的墙上，也有很多像是乌鸦的鸟类图案，这些图案也很有可能想要表达同样的意思，因为乌鸦这种鸟类是被看成是孝顺恭敬的典范的（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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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像是乌鸦的鸟类正在地上啄食，来自江苏徐州茅村汉墓的门梁雕刻，公元2世纪。

图片经由徐州博物馆提供。

宦官们想要通过将下一任皇帝汉顺帝（126-145年在位）扶持上皇帝的宝座，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权。在那些扶持过皇帝即位的宦官之中，有一位叫做曹腾。这些人物尤其重要，因为曹腾把他自己家族的墓葬仍然保留在家乡亳州。所有这些墓葬都被严重地盗劫过了，但从墓葬中残存下来的东西来判断，曹腾对于葬礼的花费，似乎并没有什么金钱上的限制。当时的很多墓葬都有金缕玉衣的碎片、用珍石奇宝雕出来的古董、由陶瓷、贵金属和象牙制成的艺术品。其中一个被精心雕饰过的宗族墓葬，与西边那个保存得相对完好的墓葬，在结构、画像石与雕刻风格方面都很相似（见图15）。保存得更为完好的那个墓葬位于河南密县（见图7、8）。所有这些墓葬，对于当时的建筑水平来说，都算是复杂精巧的，它们有横跨宽阔墓室的拱顶，还有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墓门与梁柱（见图8、9）。在这些墓葬中，壁画与雕刻毫无传统主题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穿着时髦的女性（见图10）、储备丰富的庖厨（见图11）、骏马与华车（见图12），甚至还有像是墓葬主人最喜爱的宠物这样的琐碎物品（见图13、14）。想要对这些墓葬及其壁画格局进行一个充分的描述，需要一篇单独的专题论文，但是，我们可以说，曹氏家族以及其他类似宗族的墓葬，与那些我们更为熟知的、使用传统意象的墓葬，都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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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1号墓的横截面和平面图。

通向墓门的墓廊，最长可以延伸到左边（南方）；进入墓葬的门则通往会客厅，而会客厅与拥有宏伟拱顶的娱乐厅是垂直的。北方的两个墓室是卧室（左边）或是灵柩房（右边）。东边则是厨房；另一个南边的墓室是院子，有马厩、存放马车的地方和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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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1号墓的会客厅图像；右上角是有拱顶的走廊，通往中央墓室，公元2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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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代表着不朽的带翅膀的虎、鹿、鸟和灵芝，周围环绕着云纹，来自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通向北边（妻妾墓室）的墓门上的雕刻，公元2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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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墓葬主人的正室（在屏风后面的案几旁坐着），妾室与女仆们在女性墓室中，来自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北室西墙的画像石，公元2世纪晚期。

见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图12。

这种不同的地方，也延伸到了建筑的特质，以及画像石这些方面。拥有传统意象的墓葬，倾向于使用悬臂式的墓顶（见图7、16），并且用一种连梁柱式的建造方法，这种建造方法在概念上要比曹氏宗族墓葬中的拱形墓室更为简单。除此之外，传统的画像石也趋向于被局限在单个石头的范围之内，因此，一些图案就需要事先在地面上刻好，然后在墓穴中组装成完整的部分（见图2）。而有拱顶的墓葬，使用的是那种更为昂贵的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是在墓穴建造完成之后，在一组砖石上雕刻出想要的图案（见图13）。此外，有拱顶的墓葬中的砖刻与壁画，是更为自然写实的，这些砖刻与壁画采用的是平行的视角，大半身的角度，关注的是纹理质地，以及其他可以体现品质与物质体积的手段（见图10-14）。但是，这两种传统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审美趣味，体现在图像学的偏好之中：在读书人的墓葬画像石中，频繁地体现出对于公共事业的关注，而在有拱顶的墓葬墙壁上，只会表现出私有的财富，以及墓室主人生前魂牵梦萦的愿望。

对于这种区分最为充分的证据，可以在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中找到，因为打虎亭1号墓是这些墓葬中现存最为完整的。在打虎亭1号墓中，有一整个墓室都画的是配备完善的厨房，有墓主人各式各样的炊具、取酒器、酒坛，还有很多仆从，以及丰沛富足、琳琅满目的食物（见图11）。其他的墓室的画像，还表现出墓主人的粮仓，宝马良驹、华丽良美的车辆、孔雀、猴子和细犬。很遗憾的是，由于图像方面的限制，对于这些栩栩如生的画像，我们在这里只能看到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见图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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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厨房的情景，中间是一口正在沸腾的大锅，右上角是蒸笼，左上角是沉甸甸的烤肉架，右下角则是一口汲水的井，以及数不清的厨师们，来自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1号墓东室（厨房），公元2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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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独驾马车，四边皆被覆盖，有华盖、车夫与马夫。请注意马匹前额的那个羽毛状的顶饰，以及因为画像损毁而导致的马夫右边上腹部那个部分的空白之处，来自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南室（院落）的画像石，公元2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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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墓室主人与其妻子在案几旁边坐定，还有一些仆人在服侍他们，来自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南室（会客厅）的画像石，公元2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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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一条犬和大概是一只猫，在墓室主人及其妻子所坐的案几旁边，来自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的南室（会客厅）的画像石，公元2世纪晚期。

另外一个墓室，是被一只很像爱尔兰猎狼犬、露出獠牙的巨犬守卫着。这只神犬的作用是保卫绘制在这件墓室墙上的美丽女子（见图10）。通过长的发簪这些精美的头饰，我们可以辨别出这些女子都出自名门，这也使我们想起了一千五百年之后日本画家喜多川绘制的美人们。她们有的正在闲适地坐着，有的正在打开盛有丝帛或化妆品的盒子，有的正在吃着小食，有的干脆就是无所事事。在壁画最明显的地方，有一个女子在忙碌地照顾一个婴孩。这个场景中的悠然闲适，坚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其他墓室里剩下的壁画，在等级上是略不同于这幅壁画的。这与其他的墓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止尽的多样性所带来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想到为什么这种闲适娇弱的样子会成为这些画像石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的一部分。这些千娇百媚、装扮华贵的美女意象，在当今的豪车美酒广告中是相当常见的。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汉代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为过剩的财富创造能够留存的象征标识所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比如，邓太后在公元106年的时候，就对后宫中数以百计的女性施以怜悯：“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

后来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官员郎顗与宦官吕强，都曾借助于占星术，劝谏皇帝释放后宫侍御，尽管这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从封建时期一直到汉代后期，后宫的美人成为了衡量社会成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准。在宫廷的圈子里，娇弱的美人就代表了成功，这完全就像对于读书人来说，古典的知识就代表了有价值的东西一样。鉴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会惊讶于，曹氏宗族墓葬群中的董园村2号墓壁上，绘制了尺寸巨大的美人图，就像打虎亭1号墓中的壁画一样，并且打虎亭1号墓是一个砖石双层拱顶结构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读书人与朝廷精英的墓碑之间的差别再明显不过了，所有奢华的标识都能够在造价更为昂贵的墓葬中看到，也没有比女子的闺房更为私密的所在了。

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二分，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审美的问题，但是这种审美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比如，曹腾，像当时其他的很多宦官一样，可以使用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将他的朋友与亲属安插到官僚系统中来，从而绕过正常的引荐与审查环节。这样的行为，标志着一个理性的政府管理的终结。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分很快就消失了，随之而消失的，还有自由的价值观念的结构，这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来说非常重要。当时的社会批评家王符，准确地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下也。（《潜夫论笺校正》）

到目前为止，王符的语言算是相当克制了。但是在相同的篇章中，王符进一步袒露这个问题的核心：“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乱绝。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

这是一位老练的批评家对于那个世纪中期的社会弊病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在那个时候，皇帝的公信力实际上已经在衰落了。除此之外，皇帝开始很危险地将自己孤立于常规的官吏。对于建议的反馈，皇帝更多地是听从他的私人助手，也就是那些宦官。

这样的情形是怎么出现的呢？这种模式可以在一些制度性的变化中追踪到，这些制度性的变化贯穿了汉王朝建立的四百多年。比如，在西汉时期，皇帝的内帑，是由内库（少府）和宫人管理的，用于公共事务的赋税，则是被户部掌握的。对于官僚统治来说，这种区分很关键，因为这种做法将官僚制度中的公共问题与皇帝的私人需求隔绝了开来。到了东汉，皇帝的内库与国家的国库（司农）的责任合并在了一起。这种变化可能在当时看来无伤大雅或是权宜之计，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因为这种合并使得汉代建立起来的法制系统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了。类似的角色混淆也发生在尚书台。尚书台负责管理进入朝堂的文书，以及从朝廷颁布的政令。尚书台之前是被吏部掌管的，后来在东汉的时候，逐渐变成由内廷（内库）所掌控。那么，尚书台监察的职责，就不仅仅包括朝廷的范围了，还扩大到了对于中央政府的普遍监察。就这样，之前由常规的官僚系统来执行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被囊括到了内廷之人所管辖的权力范围之内了。

在内廷的管辖范围之内，使得常规的官僚系统发挥作用，这种模式对于宦官来说，自然是有利的。比如，在西汉时期，郎中令是为皇帝提供建议与保卫皇帝安全的官职，根本不需要获得宦官的准许；而到了东汉的时候，这个官职就只能由宦官担任了。随着汉光武帝建立了黄门侍郎这个官职，宦官的社会等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宦官承担了各种各样的机密职责，以及当常规的官吏很难接近皇帝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充当信息的传递者。在整个东汉时期，宦官意识到，皇帝通常都是很难有机会接近的，这进一步加深了民间官吏与内廷之间的鸿沟。怪不得东汉的历史学家会如此抱怨：“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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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墓门的守卫者，来自安徽亳县董园村汉墓2号墓门厅的雕刻，公元2世纪晚期。

见李灿：《亳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期，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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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山东苍山汉墓的横截面和平面图，公元151年。

图（1）是从内部看墓葬的入口；

图（2）是从外部看墓葬的入口；

图（3）是前室的东墙；

图（4）从左到右，是北室与妻妾墓室的平面图；

图（5）是从东面看的纵向图；

图（6）是前室天花板的平面图。刻度尺为一米。

见张其海：《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图1 。

但是，所有这些与艺术审美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关系很大，因为就像士人将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切隐藏在艺术作品里一样，宦官也会推动那些隐含了封建的私人特权的艺术形式。这些宦官及其委托人，实际上成为了从这个世纪中叶开始的主要艺术赞助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宦官掌控了宫廷画师们与雕刻师们，负责宫廷装饰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宦官以他们的私人财富作为后盾，成为艺术赞助人的意愿是相同的，这在《后汉书》的一个段落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单超）薨，……其后四侯转横，……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上述这些对于良犬、金银装饰的骏马、精巧装饰与时髦美人的兴趣，让我们强烈地回忆起了曹氏宗族的墓葬，打虎亭1号墓及其相关的墓葬。上述文本与墓葬都表明了，宦官及其委托人继承了那种源于封建宫廷的豪奢消费的传统。他们用自己所喜爱的良犬骏马，取代了祥瑞；他们用自己喜欢的美人仆从，取代了贤明的统治者。对于这些优雅美妙的装饰还有一些评论。宦官在朝堂之上和自己的家中，所推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装饰呢？从《后汉书》的另外一个描述宦官侯览之财富的段落中，我们可以收集到一些蛛丝马迹：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后汉书》）

在汉代时期，织锦与漆器上最为典型的装饰图案，包括了云纹与兽纹（见图17）。这也是在帝王宫殿中可以看到的那种装饰类型，而在侯览的居所与亭院里也能看到。这种装饰图案与士人们的祠龛中所出现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但却和密县墓葬的门上满覆的云纹极为吻合（见图9）。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宦官们无论是处于朝堂之上或是不在朝堂之上，他们都喜欢那种可以实现富丽堂皇与令人目眩神迷之复杂错综的效果的艺术家。对于这些宦官来说，这些风格的特质意味着身份等级、荣誉与物质上的成果，但是对于地方性的士人来说，同样的风格特征表示的是贪污腐败，以及理性政府管理的坠落。于是，艺术的风格获得了一种政治主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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