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谈谈“远洋捕捞”现象，和风险分析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 公众号 · 舆情 · 2024-11-22 10:31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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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博士

近期，经由律师群体探讨的“远洋捕捞”现象，慢慢成为网民谈论和媒体关注的现象。

“远洋捕捞”实际是指“远洋捕捞式执法”，这是一个由律师和新闻界共同创造的一个新词，指的是一些地方公安部门进行异地执法，背后是在地方财政面临压力，跨区域执法带有一定的创收性质。由于这种执法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家，在网上的敏感色彩越来越严重，已经开始类似舆情中的“跨省追捕”那样，变成一个负面的敏感词了。

一、“远洋捕捞”首次触礁

最新的一个案例是由浙江省公布的：2023 年 5 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跨省抓人”，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6月11日，杨某某、占某某根据事先查询的信息，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在车辆行驶途中，杨某某暗示沈某可以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后沈某乘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

杨某某、占某某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和有期徒刑七个月。

如果我们追问一句，如果两位司法人员在其所在省份，会被判刑吗？

当下有一个并不为很多人察觉的微妙现象是，很多地方在将新闻和法律当做武器，来保护或者利好自己，而监督或者殃及他省。

从新闻方面来说，是暴露别的省份的负面现象，并对本省的负面现象保持了沉默；从法律方面来说，可以“远洋捕捞”其它省份的企业家，以弥补本地的财库空虚，至于给他省及其社会生态和企业家的严重伤害，则很少顾及。

二、不少地方将新闻和法律，当做“省份割据”的武器

一些地方在进行新闻报道和法律执法的时候，可能主观上并没有“以邻为壑”、以他人为“地狱”的想法，但是客观上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将新闻和执法工具化、武器化，自己严防死守，目标对准其它省份，这成为当下的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

在“远洋捕捞”现象称为社会关注热点之前，新闻领域的“跨省追捕”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新闻现象。

比如，很多省份的大媒体或者主流媒体，常常派出自己的新媒体部门或者新闻小分队，专门针对其他省份，尤其是发达省份一些城市的新闻进行了严密的监测，一旦该地出现社会新闻，就会展开舆论监督或者尖锐的报道，甚至进行单纯以赚取流量为目标的扭曲操作。

正如一些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远洋捕捞”的目标常常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富裕发达地方为重灾区，这里的企业家常常成为这种远洋捕捞的对象，被远方某个相关的地方视作肥美的鲸鱼或者三文鱼。

新闻的“跨省追捕”也是如此，对象也常常是发达的区域，因为这里的明星城市比较多，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新闻都会通过网民的围观成为大新闻，来自他乡的新媒体只要稍一炒作，加点作料，就足以赚取大量流量。

一些发达省份的无奈之处在于，因为经济社会事业发达，往往成为外省媒体的重点监督报道的对象，而本地媒体由于承平日久，往往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缺乏战斗力，这样面对外来的信息“入侵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来回抢掠驰骋，将新闻资源掠走并给地方留下一地鸡毛，无力发起反击。

再以法律领域来说，也有很多类似“跨省抓捕”案例。从执法角度来说，跨省抓捕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执法类型，而且执法人员长途跋涉实施抓捕，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但是自从多年前出现有些地方的公安部门跨省抓捕仅仅是出于地方的保护主义，以抓捕手段将那些引爆了地方舆情的“肇事者”进行问罪，一些事件上网之后，“跨省抓捕”就不再属于执法领域了，而成为舆情领域的一个敏感词汇。如今网络中一旦出现“跨省抓捕”的事件，网民第一时间就是反应为地方公安到别省抓人，是依仗公权力对于个体实施迫害。当然，能够上网引发网民群体关注的跨省抓捕案例，肯定是具有不正常的情节的，当事人往往网络喊冤，从而引发关注。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广东的谭秦东医生在遭遇跨省抓捕之后，境遇一直被网民关注，加剧了网络对于这种有选择的执法的刻板印象。

在今天经济发展不容乐观、很多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一些公安部门的“跨省抓捕”行为，因为单独针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就演变成了媒体和法律界共同创造的“远洋捕捞”式执法。在描述形象之外，背后是有识之士对于一些地方名为执法、实为破坏法治行为的担忧。根据新闻报道，一些地方对于“远洋捕捞”以充盈财库充满积极性，视为一种创收新途径。至于给所在省份和企业家造成的伤害，以及事件传出后给本地带来声誉形象伤害，已经在所不惜。

税收和法律，具有执行的刚性。这也导致企业家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常常无力保护自己当地的企业家。此次浙江公布典型案件，不失为一种勇气之举，在当下拼经济的时候，也是一种最好的打造营商环境的做法，毕竟，对于企业家来说，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最重要的。

国家几个部门已经就税收和法律领域的公正执法问题出台了相关规定，对于跨省执法也规定了各种手续和程序，比如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办案协作请求，并在当地公安机关协作下进行等，但是如何刹住这股捕捞风气，还需要时日。

或许在国家开启10万亿元规模支持地方化债之后，一些地方久旱逢甘霖，情况会有所缓解。

三、外地新闻“围剿”发达省份之下的乱象

在目前的舆情应对机制下，一旦别的省份媒体报道了本省的负面新闻，领导一声令下，本地就要行动起来，向“入侵者”所在省份的相关部门和媒体进行“公关”，人力物力所费无算。

问题还在于，这种工作的效率越来越低，也是越来越不可持续的。因为老是“相求”对方，对方却很少来“求你”，就导致了交换的不平等，以及江湖地位的失衡。这有点类似古代弱国向强国的“求和”，以及贡献岁币，但是今天反过来了，是强省向弱省的“求和”。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上面所说的富裕地方的媒体“承平日久”、难以反击的说法，并未道尽全部苦衷。更多的时候，是富裕发达地方常常对于媒体管束较为严厉，各种束缚和规训日复一日，时间既久，媒体被驯服为温顺绵羊，如同家猫经过驯养，看到老鼠反觉惊吓，本能已被人为进化剥夺。

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媒体和传播，是最需要遵循传播规律和发展规律的一个行业。因为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信息类似水和空气一样重要。重要信息是处于上游的生产资料，乃至战略情报。一旦媒体信息失真失实，或者隐瞒真相，信息流动遭遇人为干扰，涉及社会各方的社会心理、决策部署、生产生活等环节就会陷入盲目抓瞎状态，如同老猫被剪去胡子，环境感知能力就大为迟钝。一旦违背规律，带来的社会后果常常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料的。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是很多媒体，却遭遇“废兵千日”，用的时候才惊觉已经无兵可用。

官方对于省与省的媒体之间的“隔空作战”现象深恶痛绝，因为官方是最大的受害者，被迫承受收拾残局的后果。2024年1月，某省省级电视台台长说他们“从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我们从来不看别人的笑话”。这样表态遭遇了网民嘲笑，但是其语境是官方的，也是官方话语的隔空喊话，网民自然理解不了。但是这样高挂“免战牌”的做法，似乎并未奏效，也未获得他省的呼应。

对于各省的媒体来说，我的观点是，除了少数媒体出于流量刺激的报道需要谴责之外，当下很多媒体跨省报道的做法，社会其实是没有理由进行批评的。

因为很多媒体的跨省报道或者跨省舆论监督也是无奈之举，如同本地百姓因为饥荒，不得不出走他乡，讨个生活。很多地方针对媒体的严厉管束，导致地方媒体面对地方新闻，尤其是社会的假丑恶现象，只能保持沉默，但是针对媒体的融合考核、流量考核、发行任务依然存在，而且媒体还要负责自己的温饱问题，无奈之下，只能“柿子专拣胖的捏”，找到那些作为新闻富矿的富裕省份和发达城市，作为新闻报道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跨省舆论监督的的独到之处，值得圈点。虽说这种做法一直受到争议，相关部门也出台规定予以制止，但是现实看来，反倒是跨省舆论监督的做法，成为中国媒体行业最为出彩、也是履职最为出色之处。本地媒体对于本地负面事件保持沉默，但是他省媒体的跨省监督，客观上也做到了对于本地假丑恶现象的曝光和鞭挞，倒逼了地方的改变和进步。不过目前失衡的现象在于，发达地区受到的监督更多一点，但是发达地区本来就是舆情高发之地，这也是符合舆情和传播的规律的。发达地区接受探照灯和放大镜的监测，本身具有必然性。

四、新闻可以跨省，“远洋捕捞”必须制止

正如上文所言，虽然新闻跨省报道和跨省舆论监督引发了争议，但是毕竟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远洋捕捞”的做法，却必须制止。

因为“远洋捕捞式执法”，表面是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是其本质却是为本地谋取利益，而去他省“捕捞猎物”，法理情各方面都不具备。

尤其在当下，整个国家在拼经济，不能因为一己之利而去破坏整体环境。每当一个案件在网络引爆，就会引发社会心理的紊乱。企业家对此也是惶恐终日。营商环境就是法治环境，远洋捕捞会一举破坏地方营商环境，不光当事企业家被伤害，其它企业家更觉得人身和财产安全岌岌可危，或许少数人不光无心经营，或许已经生出跑路之心。

但是也不能因此衍生出出警省份和企业家所在省份的执法对立，从而成为法律割据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更需要法治精神统一思想。法治环境不是市场经济那样可以交易，也不是每个省份有每个省份的市场经济，法治只能全国统一，是统一的大环境。如果各省法律割据，必然出现更多远洋捕捞，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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