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个健康宝宝？怎么看辅助生殖？”黄荷凤院士专访来了

不孕症的医学定义简单清晰：未采取避孕措施情况下，有规律正常的性生活一年以上，仍无法怀孕，则可视为不孕不育。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荷凤院士看来，临床上很多不孕症患者的处理都很简单。“进行健康宣教，指导一下性生活，就怀孕了，有些患者说来看了我一眼就怀孕了。”

黄荷凤院士

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不孕不育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能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而在治疗不孕不育的路上，还有着太多的陷阱。 最近，广州肿瘤科中医张少聪被质疑用水蜜丸治疗不孕不育，被治疗的患者到其工作的医院拉起了维权横幅。

在接受“医学界”的专访中，黄荷凤院士特别提醒：“不孕症的患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正规的诊断，从简单的宣教指导到复杂的医疗助孕，我们有很多办法。”

上升的不孕症发病率

关于不孕不育，媒体引用最多的一个数据是中国每8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有不孕不育问题，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

对于这个数据，黄荷凤院士却表示，中国在不孕症方面没有确切的官方数据。“迄今没有做过大规模调查，不仅如此，中国女性平均月经初潮年龄、绝经年龄都没有官方数据，但是不孕症的发病率在升高这点是肯定的，原因很多，比如人工流产发生率高、健康宣教缺乏、晚婚晚育、环境污染等，而在不孕不育症群体中，需要医疗助孕的人大概已经占8%—10%。”

不断增加的不孕不育患者也催生了辅助生殖的市场发展。 去年，“健康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生殖医学将迎来千亿市场。“36Kr”网近期也发文表示：国内市场的供不应求，让跨境辅助生殖成为了热点。

但黄荷凤院士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国家放开二胎生育一段时间之后，不孕症的发病率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减少，因为一胎政策曾经带来的医源性不孕以及社会源性不孕也会随之减少，而且生育政策放开后，大家也会在适当的年龄完成生育。

目前，约有10%的不孕症患者需要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在黄院士心中，这个比例最好不要超过5%。“有良知的科学家和医学家，绝不会把做人的事业作为商机，当作商机的行为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恨，试管婴儿技术我们有严格的适应症把控，但商业化之后，就很难可控了。”

黄荷凤院士强调：“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是为了保证子代的健康，而不是为了去干预子代表型上的改变。”

试管婴儿是无奈之举

当一些机构把辅助生殖技术宣传为不孕患者的福音时，黄荷凤院士却认为， 试管婴儿技术只是最后的无奈之举。

“我们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给人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只要有办法能自己自然生育，一定要自己生，不要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试管婴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有办法就不要做试管婴儿。”黄荷凤院士说，“我们医生去帮助生育困难的患者，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她最贴近自然的生育，即使是采用体外受精技术，也要用最自然的方式。”

黄荷凤院士的医疗理念是，在国妇婴生孩子，就要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不只是外表正常，功能也应该是正常的。 但作为非自然受孕的试管婴儿，存在着很多未知数。 “体外受精和体内受精有着完全不同的受孕环境，现在还无法模拟人类自然受孕。由于体外操作过程的存在，因此无法排除试管婴儿可能在生命初期受到某些影响。”

试管婴儿的安全性，是黄荷凤院士的研究方向之一。国际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明， 试管婴儿出生缺陷会有所增高。 而除了生殖技术带来的隐患外，黄院士的团队通过研究发现，父母亲的遗传背景比技术更有害。

“比如无精症患者，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以前这些患者中有些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有孩子了，但现在几乎都能有孩子，但这些孩子发生糖尿病、高血压的几率就非常高。”黄荷凤院士说，“另外年龄也很重要，现在技术发展很快，五六十岁的人也能给予助孕，虽然试管婴儿技术要开展，但更要研究怎么保障孩子健康。”

国妇婴正在参与“生命树项目” （中国-加拿大健康生命轨迹计划） ，该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加拿大、中国、南非、印度等多个国家参与，目的是探索和建立贯穿备孕期、孕期、婴幼儿、学龄前期等多个时期的、联合社区-家庭-母亲-孩子多个方面的健康行为促进方案，并评价其对备孕期和孕期妇女的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黄荷凤院士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学说，对精/卵源性疾病的代间及跨代遗传/表观遗传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她说：“我认为一个人的健康，在生命早期就起了关键作用，这个项目我们从孕前就开始进行干预。”

年龄是金标准

虽然国妇婴的辅助生殖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但在黄荷凤院士的眼中，生育的年龄才是金标准，任何技术都代表不了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