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呼吁大力发展足球青训，但如果自己培养的球员被免费挖走，谁还做青训？足协近期即将出台“培训补偿”的新规定，为各家培训单位的青训护航。
自己培养的球员被免费挖走，谁还做青训？
文|体坛周报记者组
从2019年开始，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的注册将严格与梯队建设挂钩，其中，中超和中甲必须独立拥有U19、U17、U15、U14、U13五级梯队，中乙必须独立拥有U17、U15、U14、U13四级梯队。毫无疑问，职业俱乐部培养青少年球员将驶入快车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春亚泰等俱乐部呼吁中国足协出台相关措施，严控青少年足球的“人贩子”、“黑中介”，出台青少年球员首个职业合同应属培养俱乐部的规定，避免俱乐部培养的球员被“免费”挖走。
12月份在广东惠州进行的注册转会会议上，中国足协就提出了增加“培训补偿”的方案，希望培养球员的俱乐部能够做到限度得到补偿。据悉，在新的“培训补偿”方案中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将每年的补偿费用继续提高，比如第一级别的中超俱乐部球员由现在的每年10万元改为每年30万元（从12岁开始算起）；二是将“培训补偿”的年限由现在的12岁起，改为5岁起。此前，有些俱乐部有了U5队伍，从5岁开始就培养球员，5岁至12岁是一个空白，新的规定出台之后，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这个事情由来已久，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无论是球员还是他们的家长，都会无视自己孩子与俱乐部的培训协议，给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钱程”。因为培训协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约束性，面对自己培养的孩子被别人挖走，很多俱乐部都是欲哭无泪。
关于这个现象，不少俱乐部多次反映过。12月6日，济南，中超会议期间，长春亚泰俱乐部董事长刘玉明再次痛陈此事，希望中国足协能够出台严厉的措施，规范青少年球员的市场，严控经纪人利用高新诱惑，让孩子和家长见利忘义。
刘玉明对记者说：“俱乐部和球员有培训协议，但是到了要签订职业合同的时候，培训协议根本就没有什么约束力。经纪人私下里和孩子以及家长谈好了，会给他们更大的利益，结果孩子不和我们签订职业合同，等于替别人培养了人才。希望中国足协在这方便能够约束一下，俱乐部自己培养的球员签订第一份职业合同的时候，应该和培养俱乐部签，最起码为培养俱乐部效力之后再和其他俱乐部签订职业合同。”
长春亚泰目前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家在淄博的叫柏杨的球员，就不和长春亚泰签订职业合同。无论是刘玉明还是俱乐部的其他高层，都和柏杨本人谈过，甚至都喊出了“你提条件，能够满足的都问题”。即使如此，柏杨都没有态度。后来，长春亚泰俱乐部的高层还专程到淄博看望柏杨的父母，千方百计做他们的工作，希望柏杨能够和俱乐部签约。最终，柏杨的父母也不吐口，没有任何结果。
据刘玉明介绍，在这个过程中，是经纪人在背后起了作用。他们也希望知道谁是经纪人，然后去和经纪人谈，遗憾的是始终找不到谁才是柏杨真正的经纪人。实际上，最近几年来，在青少年球员领域以及正常的转会过程中，经纪人的操作手法一直在变。很多时候，提前一年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签字费”打到球员或者家长的户头上，任凭原俱乐部做什么工作，都无济于事。
今年4月底，在第十届中国足协青少年委员会上，鲁能足校党委书记谭朝辉曾透露，截至当时，由鲁能足校培养出的球员共为138人，很多目前分布于中超、中甲和中乙，这些球员的转会超过200次，但鲁能足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拿到一分钱。
足球城大连也有类似的凄惨经历。据大连足协的于健委员透露，在2017年中国足坛的各级联赛，大连球员征战中超约有52人、中甲有77人、中乙有80人。但是，“大连足协也是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更不用说去把钱分配至相应的培训单位或机构。”
即使是职业球队不多的云南，也吃过亏。云南足协的刘宾就表示，云南足协作为一个“弱势群体”，这些年也是培养出很多青少年球员，但都是说走就走，类似像培训补偿、联合补偿之类的一分钱，也是未曾拿到。
上世纪末，凭借出色的青训体系，火车头曾被誉为“中国足坛的阿贾克斯”，十余年内，为中国足球输送过数十名人才，包括李玮锋、李毅、曲波、关震、冯仁亮、宋博轩、王上源和吴兴涵等。但在2014年，火车头被合作方单方面解除合同，令俱乐部在资金方面遭遇极大困难，受此影响，成绩大幅下滑，最终在2016年年底宣布退出来年中乙，并解散球队。
相比之下，国外俱乐部在补偿青训球队方面做得非常成熟。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秘书长、人大附中北京三高俱乐部负责人的李连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目前效力广州恒大的王上源，当初在加盟比利时布鲁日队时，三高俱乐部曾收到这家俱乐部的培训补偿费，而且有整有零。当中国足协通知他去领钱时，当事人颇为感慨，从事青训工作30多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培训费用。
2013年王上源加盟比利时布鲁日，曾经培养他的北京三高俱乐部居然还收到对方支付的培养费，这让三高俱乐部负责人李连江颇为感慨。
据FIFA的相关条例：在球员12至23岁期间，参与过培训的俱乐部可以分到占转会费5%的培养补偿费。具体的分配规则是：在球员12至15岁期间参与过培训的俱乐部，可以拿到每年0.25%的分成，而在球员16至23岁期间参与过培训的俱乐部，可以拿到每年0.5%的分成。
可当王上源转会广州恒大时，便再无补偿一说。“说实话，就人大附中本身而言，一名学生一年的费用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但作为三高俱乐部的学生球员，培养他们一年的费用，差不多要10倍甚至更多，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要培养出一名优秀苗子，花钱不少，但等这些球员成为职业球员以后，在这些球员成长过程中付出心血的教练和机构，几乎没有任何回报。从育人的角度来说，教练员也是育人，确实不该提什么回报，可球员进入市场，这个账恐怕就不能这么计算了，在此过程中，经纪人反而成为最大受益者。”
按照中国足协颁布的相关规定，中超球队的培训费用一年为10万元人民币，显然跟目前的市场行情不接轨。现今，一名球员在国内转会市场动辄几千万，甚至都有上亿，但培养该球员的相关机构，补偿连零头都不到……在欧洲，一类俱乐部支付的补偿一年按照9万欧元计算（约为67.5万人民币）。林良铭从广东转会至皇马时，对方便按照标准进行了补偿。
5月份，中国足协负责注册工作的叶荔听到以上故事后，就建议：要从根本上解决有关培训补偿以及联合补偿的问题，应该首先从注册环节着手，逐步去规范各项工作。
如今，新政策即将出台，这对培养单位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在青少年领域，尤其是对于那些即将到签订职业合同年龄的球员来说，在自己的第一份职业合同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肯定无比渴望能够签订一个大的高薪合同，一旦有经纪人做出承诺，或者提前把一部分款项打到他们家长的户头上，一般人很难经得住这样的诱惑。
从一个人的追求和对利益的追逐角度讲，球员有上述行为无可厚非。但是，足球是一个特殊行业，成材率可能不足5%。要想培养出一名可用的球员，俱乐部要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如果被经纪人不付出代价或者只是付出几万、几十万的代价轻易挖走，然后转手就卖出几千万甚至更多。对于培养球员的俱乐部来说的确不公平，也是沉重的打击。
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俱乐部不愿意培养球员，拿钱直接买可用的球员更省事。当中国足协在2019年就要推出更为严苛的梯队规定时，如何保护好俱乐部培养球员的积极性，如何防止经纪人暗箱操作之后的“不劳而获”，如何防止俱乐部球员的“非正常流失”，的确是中国足协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培训补偿和联合补偿方面，绝大多数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及相关培训机构的警惕性不够。其实，对于自己培养的球员，应该从小建立一个完备的档案，并且及时追踪自己培养球员的去向。如此，只要自己培养的球员在23岁之前转会，就立即向新的俱乐部发去索要联合补偿费的函件，钱应该在30天内拿到。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所有的培养单位都做得很差。
在青少年球员首次成为职业球员方面，是否一定与培养俱乐部签订首个职业合同？对于这样的建议，中国足协其实很为难。球员有自己选择职业俱乐部的权利，如果强行规定必须和原培养俱乐部签订首个职业合同，可能与FIFA的精神不符。
另外，也曾经有人建议中国足协可以出台一个“限薪令”，假设青少年首次成为职业球员的时候，只要原培养俱乐部提供的合同年薪不低于规定数额，球员就要和原俱乐部签订职业合同。问题是，中国足协目前并没有对职业俱乐部的球员“限薪”，因此也就缺少为青少年前限薪的依据。
不过，从保护俱乐部的利益、积极性，以及打击“黑中介”利诱球员和家长的角度讲，为青少年球员首次签订职业合同时出台一个限薪令，不失为一个“过渡办法”。当代理人市场彻底被规范，代理人的诚信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就不会存在球员被“拐卖”的情况。
编辑|冼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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