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arson
我猜想，针对基督徒和今天西方基督教提出的反对意见，最常见的是：基督徒在本质上就是狭隘而偏执的。他们认为有些事情是正确的，与之相对的则是不确的。他们区分正统和异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范，道德规则。他们认可一些事，不认可另一些事。这是傲慢，更糟的是，这是分裂。这些不退让的立场不能建立公民群体，从而建立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反而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产生分歧。有些人在最强烈的反现代趋势中、在（譬如说）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下长大；对他们而言，凡是声称自己是讲真理的，其实都是在要求权力，不过是一种操纵的形式，不能促讲自由,只能产生约束和胁迫。
然而，当你比较仔细地察看这些指控时，他们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群体是有完全的包容性的。纽约市的提姆•凯勒（Tim Keller）牧师，喜欢举这个例子：假设在某个大城市有一个同性恋——女同性恋——变性人委员会，坚持不懈地为包容性而努力。委员们相处得非常融恰。然后，假设其中一人来到委员会议，说：「你们知道，这有点尴尬，但我有这个奇异的宗教经验。我遇见了这群奇怪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之后，我的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我不再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我不再确信同性恋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其他人对他说：「好吧，我们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大错特错的，但你可以有你的意见。我们仍然要珍惜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紧张局势出现了，因为这个特殊成员，整个委员会没有朝着同—个方向。最终，该委员会的人会对该委员说：「你知道，你真的不再同意我们的观点了。你正走向另一个方向。在是非对错观念上，你的看法和我们不同。我们不确定你仍然属于这个委员会，我们认为你辞职会是一件好事。」
他们刚刚决定将他除名。
完全而没有限制的幵放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无限制的开放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这种无限制的开放是一件好事；所以，如果有人说：「无限制的开放不是一件好事，」那些致力于无限制开放的人会觉得他们必须拒绝这样的人，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对那不跟他们一样采取无限制开放观点的人采取无限制开放的态度。换句话说，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必然会有界限。难免会有接纳和排斥。
此外，即使是诉诸真理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上一代，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规范下，真理往往被分析至死。现在这又改变了。在上一代流行的作词家安娜.罗素》（Anna Russell）温和地嘲笑这种「自我一代」用来把所有怪异的行为搪塞掉的方法：
我去找精神科医师进行精神分析,
要了解我为甚么杀了猫，涂黑我丈夫的眼時。
他让我躺在绒毛沙发上，看看他能发现甚么，
这是他从我的潜意识里挖掘出来的：
我一岁时，我妈妈把我的洋娃娃藏在箱子里，
因此，我后来总是喝得醉醺醺，这也合理。
我两岁时，我有一天看见我父亲吻着女佣，
所以我现在患了窃盗癖。
三岁时，我感觉对兄弟们有矛盾心理，
因此，理所当然，我毒死我所有的爱人。
不过，我很高兴，现在我己经汲取了这个教训：
我所犯的一切过错都是别人的错。
那是一代以前。现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有点不同了。现在我们说，真理是由群体塑造的。到头来，真理只是一个特定群体或群体里的个人的认知。曾经有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人拒绝基督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不是真实的。今天，他们拒绝它，更可能是因为它自称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绝对的事物。在1960年代，我们的校园里有许多学生追求卡缪(Albert Camus）或沙特（Jean-Paul Sartre）的个人存在主义，今天他们可能会相信，道徳观念和真理是社会所建构的，而且没有一个社会建构有任何正当理由声称自己优于任何其他社会建构的观点。
不过，当然，如果你认为这种观点是真实的，那么你相信这个观点本身只是社会建构的,因此它不能合理地声称自己有任何优势。到头来，我们根本无法躲避真理的概念。此外，自由本身不可能是无休止地开故的。你想自由地把钢琴弹得棒极了？那么，不可避免地，你必须接受很多训练，某些和弦听起来不错，某些和弦听起来可不搭调。音乐作品有它的原则。你想要自由地拥有真正出色的、可信任的、快乐的婚姻？如果你想，那么你就不能自由地做某些事情。换言之，向着自由无限地开放，会成为一种奴役。
当我们看圣经，来发现神制定律法时，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牢记在心。他制定了律法。除非我们愿意从自己西方文化的框框以外来思想，否则我们可能会有些反感。然而，我们在圣经的故事情节中发现，神的律法实际上是与自由喜乐地生活在创造我们的神之下息息相关的。
——选自卡森《神的故事，你的故事》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