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火气”之说，出自胡适先生。其原文曾作“正谊”，此词有一义项，可释为正义。胡适的同时代人，以“正谊”代“正义”，不乏案例。1914年1月15日，张东荪与谷钟秀等人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一年半后停刊，张东荪曾作《正谊解》，把“正谊”称作“阴谋之降符也”、“法律之保障也”、“社会所由而立也”、“政治之救济也”、“道德之源渊也”；1963年，郭沫若赋《满江红》，歌颂从苏联归国的邓小平，其中云“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这两处，“正谊”皆通“正义”。前不久见人撰文纪念习仲勋，题为“但伸正谊，何惜一身”，看来“正谊”的语法传统依然有其市场。
1957年5月2日，胡适复信陈之藩，谈“勤、谨、和、缓”的治学方法——这四字经，古人用于做官，他则拿来治学。说到“和”与“缓”，他话锋一转，引出“正谊的火气”：
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是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方面的一点“正谊的火气”罢？
所以你说，读我的文字“连一朵火焰也看不见”，这是很大的赞美辞，我怕很少人能承当。我是不敢承当的。（《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8-1309页）
1961年10月10日，胡适复信苏雪林，再次谈及“正义的火气”（这次不再写作“正谊”）：
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胡适书信集》（下），第1701页）
在此，胡适明确描述了他所发明的“正义的火气”之说。信中谈到其名作《容忍与自由》，不由令我浮想联翩，如勒尼德·汉德对自由的定义：“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顾准对专制的定义：“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以及刘瑜的论断：“一切政治上的专制，它的知识论前提就是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
将这些名言置于一处，作为参照，何谓“正义的火气”，足以一目了然。这里的“正义”，与我们平常所言的“正义”，略有差异。后者指一种价值，前者则指一种思维，即自以为居于正义（真理）一方，正义（真理）在握，甚至自视为正义（真理）的化身，于是自负、专断、独裁，不能容忍“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事实上，自居正义，未必就是正义，自负正义，往往陷入虚妄；况且，即便你掌握了正义，对待异己，示以火气而非和气，必将损坏正义的品质：宽容正是正义的要义之一。
这么说，并非暗示人们不要追求正义，而是提醒，也许正义只有一个，正义的面相，却不止一张，通往正义的路径，却不止一条。不要以为唯有你才是正义的孤独捍卫者，不要以为唯有你把握的正义才是唯一的答案，更不要使你手中的正义，沦为凌虐他人的工具。
胡适一生，屡屡与“正义的火气”作战。这里且说他与陈独秀的争论。陈独秀此人，可谓“正义的火气”最形象的代言人，毕生追求真理，有如夸父逐日，虽九死犹未悔，而以其一贯的自负、偏激、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常常自觉真理在手，火气四射。1917年，胡适发起“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更进一步，呼吁“文学革命论”；对于白话文学，胡适还是一副商榷的口吻：“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断言：“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是何其决绝，其口气，不是火气，而是杀气。
胡适晚年谈“容忍与自由”，特地回顾此事，作为反面教材。依他的意思，容忍的一大前提，在于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对照汉德之言，可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正是对“自由的精神”的严重背叛。“正义的火气”不仅关乎正义，更关乎自由，以及容忍。要化解这种火气，大概只能重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不知容忍，就不知自由，正如不知怀疑，就不知真理，不知宽容，就不知正义。
胡适复苏雪林信结尾，建议她重温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懂得这八个字深意，就不轻易动‘正义的火气’，就不会轻易不容忍别人与我不同的意见了。”这句话，1946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他曾公开讲过，“在场的一千多人大概至多只有几个人懂得那八个字的重要性”。寂寞的气息，溢于言表。
数十年弹指一挥间。胡适的提醒，从来被当作耳旁风。在我们生存的年代，“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状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比比皆是，相比陈独秀、胡适当年，更是变本加厉（毋庸置疑，这个时代愈发偏激、愤怒，甚至愤怒被视为通往正义的捷径）。有时，非但不容他人匡正，反而要去匡正他人，譬如一些人自恃占据了正义和真理，从道德高地俯视众生，扫荡异己，开口便是十万火力：你为什么不忏悔？你为什么不呐喊？你为什么不签名？你为什么不上街？……
这般杀气腾腾的质问，大抵便是“正义的火气”最鲜明的表达。正义毒火攻心，正义感泛滥成灾。此刻，是不是该换一个名目呢，借用郝建先生的话，这叫“正义的戾气”。当正义露出了暴戾的獠牙，其精神便开始崩解。
2013年11月13日
（收入《岂有文章觉天下》，羽戈著，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