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密克戎和我们疲惫的世界 | 谷雨

12月13日，据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在一名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中，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1.1.529进化分支）。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疫情后的隔离时代，世界依然是一个整体。

奥密克戎变种出现后，我们试图追踪它的踪迹，看一种新变种是如何迅速被发现和追踪，最后又是如何被“降服”的。但很快我们发现短时间之内这是件不可能的事。甚至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依然无法笃定地定义这位新来客——究竟是武力高强还是虚张声势。

但世界已经来不及等待关于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的定论。当它刚刚被公布之际，就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来了极大的杀伤力：全球股价大跌，多国封闭边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奥密克戎在接下来两周表现出来的缓慢与缄默。

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或许并不只是病毒本身，而是一种确定性的丧失。新冠疫情两年了，世界已经变得如此脆弱与疲惫。

在奥密克戎出现以前，许多科学家都以为，德尔塔毒株以及它的后代将会是整个新冠疫情的最后终结者。

病毒的进化符合优胜劣汰的定律，当德尔塔一路打败过往两年新冠病毒的几种变异体，用9个月的时间成为全球99%疫情的主导毒株时，科学家们认为这或许就是抛物线的峰值，疫情趋于终结的某种象征了——接下来只等它被人类不断累积的群体免疫节节击退，直至它成为弱者，与人类和平共处。

于是当11月中旬，一种新型病毒的基因序列出现在南非研究员视野之中时，科学家的反应如此震惊，有人担忧它异常的突变位点和数量或许意味着比德尔塔更强的传播力，甚至可能突破已有的人群免疫。有人则认为自己似乎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病毒“血统”，它似乎是“在黑暗中平行进化”，突然出现在了2021年的冬天。

©视觉中国

几个发生在南非的故事足以说明奥密克戎带来的困惑与不安。

起初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极度疲惫感。11月中旬安吉丽·库切医生的诊所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患者，一家四口人同时前来，告诉库切，他们感觉自己明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却一天到晚一蹶不振。一种诡异的困意困扰着他们。库切感到不对劲，接诊结束后，她立即将这一天的情况上报给了南非传染病研究所。

还有突然出现在各个生物实验室里的异样数据。南非柳叶刀实验室的主管拉克尔·维亚纳或许是最早察觉异样的科学家之一。当发现自己手头上的8个序列不太对劲时，她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测序员。他们在实验室里待了整个周末，在对另外32组基因做完检测之后，维亚纳说，“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怀疑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那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两年来，新冠病毒经历了好几代变种，比如去年英国发现的阿尔法，今年席卷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德尔塔，用生物学家的话来说，都是同一棵进化树上长出来的，遗传规律稳定，有迹可循。但约翰内斯堡的这一种有点不太一样，在检测结果里，“位于S蛋白的突变达到32处，”既不像是从最主流的德尔塔进化而来，也不像是德尔塔再往前的病毒序列。一些经验丰富的研究员猜测，它的某些构成有点像英国的阿尔法——“可我们这里从未见过太多的阿尔法变体啊？”这是问题所在，科学家们看不清它从何而来。

《纽约客》的一则对话记录了南非基因监测网络（NGS-SA）的一名主管收到序列检测结果后，推动南非政府向整个世界上报的过程：这位主管名叫图里奥·德·奥利维拉，是当地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发现疑似变种的样本数据后，他没有做任何迟疑，直接把电话拨给了南非的卫生部长。卫生部长给他一个时限，36个小时之后会面，图里奥需要在这期间拿出更多的样本证据。

被奥密克戎病毒感染了的Vero-E6细胞 ©人民视觉

接下来的36小时影响着后来全球公共卫生的转向。

图里奥马不停蹄地与同事从豪登省30多家诊所拿到了更多样本，开始基因分型、分析病毒突变，试图将这些数据结果与南非当地新增的病例建立联系。一天之后当他会见南非卫生部长时，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份把握十足的结果——100多个随机选择的样本里，都出现了相同的变体。看到这份结果，卫生部长直接安排他与南非总统对话。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告诉他：我们最好以透明的形式呈现，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正是因为过去两年的疫情里，如德尔塔一般的变异毒株带来的一系列噩梦，南非用一种不同寻常的速度迅速确定和上报了这种新变种。当时它还没有名字，代号B.1.1.529。11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从南非的上报中获知了它的存在，26日，它被迅速定级为新冠病毒变种里的最高级VOC（值得关注的变异株），它迅速有了自己的名字，奥密克戎。

前后不到一周时间。自新冠病毒出现和变异以来，人类还没有哪一次如此迅速地发现和确定一种新型变种，并向世界发出预警——此前德尔塔毒株从被发现到定级VOC，期间经历了7个月的观望时间。

“事实上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毒株报道，但是这些毒株最终也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陆蒙吉告诉我，那天他正在家办公，当他发现Twitter上出现奥密克戎的消息时，它已经被描述得非常恐怖，“说现在比德尔塔还要厉害的一个毒株出现了。”

陆蒙吉是德国埃森大学病毒学家，主要研究疫苗领域，平时会定期留意德国CDC推出的报告。对于常年关注病毒动态的研究者来说，每几天有这么一些突变了几个位点的新毒株出现是挺常见的，病毒每天都在变化，像人的新陈代谢。当然这一次南非的变种比较特殊，如报道所言，S蛋白上有32个变异位点、南非当地出现上百例感染者——传染能力看似很强。但陆蒙吉知道不需要过分紧张，因为病毒的基因序列只能显示一部分可能性，后续还需要经过流行病学分析，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比如按已有的信息，南非这次突然的爆发，也可能是当地一所大学因人员聚集而偶然发生的超级传播。

许多病毒学家都作出相似的判断。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研究病毒超过30年，说话向来犀利直接，此前因为“快递传染新冠病毒”的新闻接受采访，他说，“一个普通人因为收了一个快递而受到病毒感染的概率，比在大街上被车撞死的几率要低很多。”

世界卫生组织称奥密克戎有很高风险使全球范围内感染数量激增 ©人民视觉

他在港大的办公室接到了我的电话。几天之前香港刚刚确诊了三例奥密克戎病例，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参与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也是世界上最早向全球科学数据库（GISAID）上传奥密克戎变种的团队之一。“没有什么不同的意味，一个VOC最多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它重视。”在已知的变种里，奥密克戎是关键的S蛋白上突变数量最多的，这是否预示着它的危险程度？金冬雁说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正常情况下每个月大概会有一两个不一样的突变，从武汉疫情到现在也已经有将近两年时间了，它不就有40多个不一样的突变了嘛。”

我也看到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比喻为手链，那么整条手链上大概有29903颗珠子（即碱基）。而奥密克戎与最早的那条手链相比，有30颗珠子不太一样，如上海免疫学研究所王颖教授所言，“相对于新冠病毒所含有的全部碱基数，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

但世界的反应远远超过科学速度。

“如果说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就是变化，病毒也不例外。原始SARS-CoV-2病毒的变种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正如《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所说，这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单调的’。”

我在科学作者萨拉·沃特森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上述这段话，正是这两周关注奥密克戎以来的感受。与世界给予它的剧烈反应相比，奥密克戎在11月底之后的表现可以用“安静”来形容。几天前，南非当地的医学研究委员会（South African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在预印本上发布了早期的临床数据结果，关于奥密克戎的实际致病情况，数据结论是：患者多为轻症——一个细节是，南非当地确诊新冠的患者，有一大部分都是去医院看其他病偶然被发现的。这篇报告的作者，南非艾滋病和结核病研究办公室主任阿卡杜拉还写道：医院从来不像现在这么平静。以往每一波病毒来袭时，医院里“光是用听的，就能听出哪间是新冠病房”，因为里面吸氧的声音实在太大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专家阿米什·阿达尔佳由此形容奥密克戎，“它导致的症状似乎更温和，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尤其如此。”

一位南非当地的奥密克戎患者，从江苏到约翰内斯堡工作的职员郝平也向我描述了奥密克戎的这种“温和”。郝平从今年4月到约翰内斯堡工作，6月份的时候已经感染过一次德尔塔病毒，11月底他再次确诊新冠阳性，结果显示是奥密克戎病毒。郝平原以为，又会经历一场重创，上一次感染德尔塔时，他连续高烧每天瘫在床上，体重从170斤落到了150斤；奥密克戎相比起来轻微得多，除了感到口干舌燥，“天天困得只想睡觉”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症状，如今已经精神饱满地接受了近10家媒体采访。他也注意到南非当地或许实际感染的人数会更多，“核酸检测853兰特折合人民币400块钱，老百姓没钱，肯定不会去做。”

陆蒙吉告诉我，这一天德国总共找到4例奥密克戎阳性感染者。德国大约有100多个病毒实验室负责日常的新冠病毒样本检测，在夏里特和杜塞尔多夫，陆蒙吉的同事每天会做更精确的检测，以确定已经确诊病例到底是由德尔塔还是奥密克戎等毒株感染。如今德国每周会随机抽取5% 至 10% 的阳性测试样本进行基因组测试，由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于每周四发布详细报告。根据RKI的统计数据，德尔塔依然占据德国99%以上的新冠病例。“奥密克戎的扩散还不是很大。”

在一通电话里，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向我讲起了当第一例奥密克戎确诊患者出现在香港时，香港的研究团队作出的迅速反应，“Dead end of transmission（把传播扼杀在死胡同里）。”在发现一位从南非入境的印度旅客核酸检测呈阳性之后，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住在他隔离酒店房间对面的另一位旅客检测结果也呈阳性。“我们觉得这很可疑，怎么会对门就阳性了呢？”他们很快测完了两人的基因序列，确认了这是一种具有不同突变的新变种。因此当南非还没有正式向世卫组织上报时，香港已经在GISAID输入了最新的病毒序列。同时，调查团队没有停留于此，他们调取了酒店的录像，进一步发现了更多细节——比如，“他们从来没有同时开门，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从来没有分享过任何东西，仍然被感染了”。为了验证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是否也有传播的可能，他们用彩色喷雾模拟气溶胶，在酒店现场做了一次模拟实验，在看似各自封闭的空间之间，彩色喷雾重现了气溶胶可能的流向，他们发现“确实可以从甲房子传到乙房子。”接下来的措施就明确了，他们进一步改进了防疫策略。如今，更多的空气净化器正被运输到香港隔离酒店的走廊上。

这是奥密克戎刚刚公布的第一周，世界正在以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快速度与这种新变种作斗争。一开始我想沿着奥密克戎被发现，研究和定性的整条线索，去看当下一种新变种病毒出现之后，科学界的链条是如何一环接着一环地把一位新敌人“降服”。但很快我发现这种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实验室里，正在研究奥密克戎的人实在太多了。面对新毒株时，他们似乎也处于摇摆与困惑之中。

我总能看到一则关于奥密克戎传播性、致病性或免疫逃避的数据报告出来，紧随其后一定会有反驳或观望的评论。一个悖论是，你得迅速控制它，但如此一来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它的特性是怎么样的，或许它更加激烈，或许它更加温和，你永远无法在此时此刻知悉它的本质。也因为如此，无论何种路径，我们会一直处在担忧之中。

陆蒙吉也有这种感受。生物学大致上的规律原本是确定的，他们知道沿着这个路径下去，病毒总会有终点。但新冠病毒的到来让他们发现，预测大流行结束的时间往往是徒劳的。

“现在还有谁记得拉姆达？”他说的是今年夏天盛行的新冠毒株。时间轴得往前推到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三天，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向国际组织报告首次在机场检测到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拉姆达。今年7月上旬，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这种新变种。当时许多人推测，这种从秘鲁被发现的新毒株或许会超越德尔塔，统治全球。我在搜索框里输入“拉姆达”，出现在眼前的标题是：“新冠全球确诊超2亿！德尔塔后，新“毒王”拉姆达已蔓延32国”，在中英文的搜索页面里，它的最新进展都停留在了今年8月，当时全球的拉姆达感染病例只占据总数的0.1%。

陆蒙吉说，按照病毒的发展规律，新冠病毒还会继续突变下去，又会有新的变种取代奥密克戎，就像德尔塔取代了阿尔法等毒株，总会有新的优势株出现。直到有一天病毒经过不断繁衍之后毒性降低，或者人群免疫到了极高的水平，我们或许会与它们和平共处，这个过程也就是流感化。

有科学家想知道我们与新冠病毒相处未来的模样，于是找来了与它相近的同类，想从过去，去看我们的未来。229E是季节性冠状病毒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流感病毒，它在人群中流行了几十年，会使人们在一生中被反复感染。

今年六月的西雅图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进化生物学家杰西·布鲁姆就用229E做了一场模拟实验，试图弄明白229E与人类斗争的几十年时间里，到底是229E突破免疫的能力变强了，还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病毒的反复感染之后免疫反应减弱了。

疫苗是大部分科学家寄予的出路。

只不过这里面存在几个方面的困难。每个国家的经济能力有限，疫苗资源分配不公。有的地方没有太多疫苗资源，比如这一次的非洲。

如果说疫苗的研发和供给是最大的挑战之一，那么德尔塔的出现则标志着更多的不确定性——病毒永远比你想得更加深不可测。比如德尔塔从去年10月被发现，直到今年夏天在印度爆发，并且占据了世界上99%的感染病例，这是病毒学家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本德尔塔出现前我们认为到人群免疫到60%就差不多了”，陆蒙吉说，当时他们还展望，到2020年的冬天结束的时候，疫情或许就会过去了吧？

尼日利亚正在接种疫苗的人们 ©视觉中国

德尔塔出现之后他们意识到人群免疫至少得到70、80%以上。他说德尔塔实际上也缩短了疫情的进程，因为在被动之中，人类不得不提高群体免疫以应对新的对手，“其实就把我们整个疫情最终终结的时间提前了。”

与陆蒙吉通语音的这天上午，一则关于德国北威州疫苗政策的微博被转了几千次。文中提到，当下的北威州，没有疫苗证和康复证明寸步难行，一位母亲因为没有接种疫苗无法进游泳池，只能在零度的泳池门口帮孩子换衣服。

陆蒙吉的说法侧面证实了这则微博的场景。不过他说这与奥密克戎关系倒不大，德国正在加强的疫苗政策，主要还是为了应对难缠的德尔塔。原本德国处于默克尔卸任，新旧政府的交接之中，当局无暇顾及，整个夏天和秋天没有强制让民众接种疫苗。但如今德国新增疫情不下，新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强制打疫苗。如今在德国，如果没有记有疫苗证明的小黄本或者相应二维码，在德国商场、学校场合基本无法通行。此刻德国的疫苗接种已经排起了长队，为了尽快提供接种率，过去没有接种权限的药剂师都被安排上岗。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只不过不幸的是，如今等待接种的人错过了夏天的接种低峰期，只能老实在德国雨雪飘扬的冬天排队了。

新冠疫情下的德国斯图加特城内景象 ©视觉中国 

如今，与奥密克戎作战的研究团队里，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部分在研究病毒本身，通过将模拟病毒与血浆反应，测试病毒对已有免疫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是在做疫苗，疫苗公司走在抵抗病毒的最前沿，随时判断是否需要投产新一轮疫苗。

这两年会感到一种无力或疲倦感吗？这是我想问每个人的问题。一位澳大利亚的流行病学家在邮件中告诉我，疫情以来有人写邮件告诉她自己的许多焦虑，她也一直坚持做播客，试图用最新的科普信息抚平这种焦虑。可是提到她自己呢，她说疫情带给她最大的改变是，每周都得工作7天，每天工作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掌握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最新数据和研究。她在邮件中只有一处感叹号：“自2020年5月以来，我一直无法休假！”

更多的科学家们没有时间回邮件。那位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研究团队的Claudia Alteri，是奥密克戎出现后第一个公布病毒模型的研究者，她写道：“很抱歉耽误了您的时间，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在全球科学数据库里，最早发现来自博茨瓦纳的异常序列的那位英国病毒学家，邮件的自动回复已经显示着他的忙碌：“我将努力尽快回复电子邮件，但由于COVID-19的工作，我目前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

陆蒙吉说自己感受倒是平静。他说，生物学虽然是科学，但它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他们希望在当下更多地掌握病毒的规律与去向，可是所有发生的事情也只会来一遍。“我们也在历史之中。”

后来我在一期播客里发现，主持人和我有一样的困惑。他说他几乎会问每一位嘉宾同一个问题：这两年是什么给了你们信心？这一期的来宾是Richard Lessells ，发现新病毒序列的南非传染科医生之一。他或许是个有趣的医生，提到这一次南非及时上报，他说还好发现得早，不然有可能像《弗兰肯斯坦》。关于有没有信心，他提到了两件事：首先是比起2020年，他们已经没有了缺乏疫苗时的担忧；第二件事是，南非的医护人员、医疗系统和科学界，都会一直“remained resilient, remained together（一直坚韧和团结在一起）”，“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病，我们有责任，尤其是对于非洲、欧洲和整个世界。”

还有那位来自博茨瓦纳的病毒学家Sikhulile Moyo，他被一些媒体报道为第一位发现奥密克戎的人——他从前往博茨瓦纳的外交官样本中发现了异常的序列，随后与实验团队做进一步研究并上报数据。他没有邻国南非那样庞大的监测系统，可以说相比之下是孤军奋战。但他不希望被称作“第一位发现奥密克戎”的病毒学家，他说只有通过和其他科学家共享在全球数据库里的其他病毒序列进行比较，一个病毒学家才能发现那些新病毒。他说，让他此刻充满希望的是，“世界现在说着同一种语言。”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