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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不老的钱理群|天涯·头条

天涯杂志  · 公众号  ·  · 2020-06-24 15:36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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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不老的钱理群

邵燕君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赤子佛心钱理群》。那次是钱老师让我写的,他的《我的精神自传》要在台湾出版了,出版社提出要一个导读。没想到,钱老师居然让我写这个导读,真是受宠若惊。那篇导读最后写成了“我读钱理群”,这其实也是学钱老师的。钱老师一辈子的学术工作主要是处理他与两个精神导师(鲁迅、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与鲁迅相遇”“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构成了他“心灵探寻”的主要历程。钱老师也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的“精神导师”,像我这样的人,北大内外还有很多。这次又有幸写钱老师,我就接着往下写。



进入中年以后,我总想着应该多去看看几位老师,陪伴一下他们的晚年,虽然事实上没做到。中年是什么感觉呢?有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就是早晨一醒来,发现周围都是靠你的人,却难得有你可以靠的人。但我觉得,有几个老师还是可以在精神上靠一靠的,虽然他们有的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去看他们,也是上最后一门必修课:学习如何面对老、病、死。

钱老师自从2002年退休以来,在写作上进入了井喷期。然而,近几年来,他的生活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折,一次是2015年夏季搬进养老院,一次是2019年夏季师母崔老师的离世。

钱老师进养老院的新闻最早好像是温儒敏老师在微博里爆出来的,一下引起不小的新闻效应,大家的联想都是“知识分子晚景凄凉”什么的。我和几个闺蜜也赶快跑去看钱老师,结果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这家叫泰康·燕园的养老院确实很超前,像一家五星级酒店。钱老师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钢琴大厅,各种小教室,游泳馆,健身房……吃过午饭后,我们在一个室外的露台坐下聊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微风吹过四周的绿植,感觉像在欧洲。钱老师上一个居所叫枫丹白露,也是欧洲范儿的。我问钱老师:“您很喜欢这里吧?”钱老师笑眯眯地点点头说:“这里洋气。”然后,又说:“崔老师定的。”

崔老师定的。钱老师的一切,除了学术的事情,什么不是崔老师定的呢?崔老师是钱老师生活的“底”,是定海神针。

我以前只知道崔老师是上海人,好医生,后来看了崔老师临终前编的文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才知道,崔老师竟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她和钱老师可真算门当户对,都出身于学术世家,父辈都做过民国的高官,他们从小都受过最好的西式教育(崔老师读了六年的中西女中是宋氏三姐妹的母校),毕业于最好的大学(崔老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钱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并且又都在1960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按崔老师的话说,“一个跟头翻到了最底层”。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最后的贵族”式的哀怨,而是立刻投入了基层教育的事业。临终之际,崔老师说,在贵州那二十五年,是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培养了两千多名学生,治好的患儿(崔老师是儿科医生)不计其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比她后来(1984年)调到北京后的“高大上”工作有意思得多。“我虽不是基督教徒,却好像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做奉献。我不是党员,却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崔老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钱老师经常谈起崔老师,有两句话令我印象最深。一个是在结婚前(“文革”尾声时期),崔老师答应了他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就是要随时准备他可能进监狱。另一句是,钱老师说,崔老师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一切如常”,“事态越是严峻危险,家庭气氛越是宽松平静”。在他们两人调侃时,我甚至听到过这样的话,崔老师唠叨钱老师生活能力差,说他在自己这里享受的是“子女待遇”,钱老师立即自己补充说“是独生子女”。在献给崔老师的著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后记中,钱老师写到:“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如今这棵树倒了,钱老师该怎么办呢?



▲钱理群《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见到崔老师时已经比较晚了,她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好几个月。2018年10月底,崔老师在发现病兆后,自己判断是胰腺癌。在经过几个医院的检查、确诊后,和钱老师不需商量就共同决定:放弃治疗,住进养老院内部医院,不求延长生命时间,只是减少疼痛,维护生命最后的尊严。然后,崔老师高效地处理了一系列事:家里的事、钱老师以后生活的事、自己的后事,包括最后的告别仪式和灵车上的音乐(用的是崔老师自己唱的歌),都一一安排妥当。一切尽善尽美。

在生死大限之际,崔老师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和大能,令所有人叹为观止。然而,这样的冷静决绝却不意带来另外一种格外熬人的痛苦,就是通向终点的那条路太笔直、太单调了,没有一个岔口,没有一点波澜,没有一丝可以混同为希望的虚妄。我去看过两次崔老师,每次都不知说点什么好。崔老师这时已经瘦成一把骨头了,几个月不吃不喝,就靠营养液维持,但依然很清醒。她和我们聊天时,倒是一切如常,包括她抱怨“这也太不人道了,拖这么长时间,也不昏迷”,声调语气也依旧如常。不知道在没有亲朋来探访的时候,只是钱老师一个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或许什么都不说吧。这时钱老师自己也查出癌症(其实是钱老师先查出癌症的,但是早期,可治),对于两个看淡生死的强大灵魂来说,阴阳之界可能已经不是什么蹚不过去的河。死神陪着他们熬了半年,也成了老熟人了吧。

我们都担心,钱老师能挺过去吗?最让人担心的是,在此之前,他说,最想写的东西,已经写完了。钱老师的家族有癌症病史,所以,这些年,他都是在和时间赛跑。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我有时真怕最想写的东西写完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说:“那您慢点写。”“那我死了,我想写的东西还没写完怎么办?”写作是钱老师存在的方式,如果最想写的东西写完了,还有什么能把他留下来?

不过,事实证明,钱老师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在崔老师的告别仪式上,那么多人痛哭,我看到钱老师没有哭。我拥抱他,他的回抱也很有力。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接受一切的坦然。送走崔老师不久后,钱老师说,他要去贵州住一段时间。贵州,已经成为他真正的故乡,他栖息将养的地方,那里的学生和朋友于他也更是亲人。从贵州回来以后,我感觉钱老师“又回来了”。去他家里聊天,一切和从前一样。满屋都是崔老师的照片,好像崔老师没有走一样。一切如常。




我一直在想,钱老师走的这条面对老病死的路,一般人走得了吗?我觉得走不了,反正我不行。这不仅因为他的精神力太强大了,更在于他的关注点不在自己身上,而在于超越一己之私的价值感和使命感,这就把通常针对个体生命的病魔给“晒”在一边了。

钱老师其实患有几种很严重的病,前列腺癌、糖尿病、高血脂,任何一种都能够把人“拿住”。但钱老师说他“没有感觉”,反正就是三个月打一次针,有时候连糖块都照吃。但如果不在“精神燃烧”的状态里,他也就不行了。他说,有一次他和老同学在宁波聚会,比较无所事事。结果一早起来就打盹打呵欠,精神萎靡。“那就是老年的钱理群!”说这话时,钱老师已经年近八十了。

钱老师确实不老。岂止是不老,他旺盛的工作精力对年轻人来讲,简直是一种羞辱。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012年9月那次,钱老师来我家里和学生们聊天。从早晨十点一直到晚上七点,整整九个小时,基本是钱老师一个人在说话。中间还去吃了一次午饭,也主要是钱老师在说话。晚上七点的时候,我接师母指令送钱老师回家,钱老师还说“我不累”,我说“我们累了”。第二天,我果然起不来了。躺到快中午,突然一个激灵,赶紧给钱老师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钱老师说,没事啊,我已经写了三千字了。我说,好吧,您不仅在精神上,也在身体上,摧毁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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