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起命案，都是要命的大事

我从2011年开始参与办理命案，至今共办理二十余起。这些命案中既有因琐事纠纷引发的激情杀人或故意伤害致死，也有蓄意的投毒、纠集众人的斗殴、情节残忍的谋财害命，等等。

二十余条生命就在这一起起或简单，或复杂，或偶然，或必然的事件中逝去，留给我们的是一本本厚重的案卷，以及当事人亲属那一张张刻满悲伤、焦急或仇恨的脸。

接待当事人，是每一起命案必经环节。有时我们会主动找到双方当事人听取意见，也有很多时候，没等我们把案卷看完，当事人就已找上门来。特别是被害人的亲属，可能三番五次来找办案人员。毫不隐讳地说，作为一名年轻的办案人员，我曾经是很怕“麻烦”的，我很希望当事人按照法律所设计的程序参加诉讼，等待司法机关给出结果，一切都依法进行。然而，事实上这不可能。

如何看待和处理命案，结合这些年的经历，我想总体上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 对于办案人员来说，一起命案能可能只是卷宗柜里那层层叠叠的冰山一角，但对于当事人而言，或许就是他（她）的全部。

不论是丈夫、妻子、父母或者儿女被害，或是入狱，对于家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和反应——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忽略法律人应有的理性。所以，当我每次接收一起命案时，都感觉是在接触一条生命、两方亲人、两个甚至多个家庭，那一份厚重感，如牛负犁，轻重自知。

我所接触到的命案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村民们有的不懂法，有的懂点法，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人都不信法。所以，直接“释法”往往事倍功半。

• 但不论什么样的当事人，都是通人情、讲道理的，如果将法律规定用说情讲理的方式与当事人交流，往往更容易被接受。

例如在一起犯罪嫌疑人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案件中，被害人家属情绪很激动，坚持要求“杀人偿命”。

办案人员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对被害人的父亲说：“您的儿子去世了，我们也很难过，您的要求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您想一想，这个案子起因是您的儿子叫了五六个人无端砸对方的车，对方才动手的。换做是您的车被一帮人砸了，您还击时致对方死亡，您觉得‘偿命’合适吗？”当此之时，当事人的态度立即平和了许多，而该案最终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被害方的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被告人获得了轻判。

这一认识是对我学生时代和工作之初“自定义”的、绝对的“法律正义理念”的颠覆。

• 如今看来，法律正义应是一个“底线正义”，罪刑标准在原则上应当一致，但因事后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程度不同而应有所区别。

同样是命案，有的矛盾激化，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恶化成两家人的积怨，甚至几代人的世仇；也有的认罪悔罪，求得谅解，双方的矛盾得以缓和，甚至化干戈为玉帛。对于后者的量刑，应当给予法律原则内的宽缓，作为办案人员，我们也有责任推动案件朝后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