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兄写了一本《晋朝的死结》，嘱我写序。20世纪80年代中期，沈刚和我同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读书。他毕业于新闻系的编辑专业，我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沈刚兄当年是得过萌芽文学奖的才子，毕业后他当了近十年的编辑，后来辞职创办企业，颇有成就。不过，沈刚的底色还是读书人，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只是他将对文学的兴趣，转向了非虚构的中国历史。
2022年6月，沈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史评专著《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五个维度，全面分析了秦以后中国皇权治理体系的独特闭环，从一个特别的框架出发，给出较为新颖且易引起共情的解释，读来令人颇受启发。
这本《晋朝的死结》，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政权之一，东晋又是第一个偏安南方的原中原王朝，晋朝一百五十五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承前启后的朝代，连接着秦汉与隋唐。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王朝，可能由于西晋迅速崩溃、东晋君权暗弱等，长期得不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而且，西晋、东晋往往被分割探讨，大量负面评价也未必都是客观、切中要害的。
沈刚在其书名中即提到的晋朝治理的死结，指的是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可能是他思考两晋政治演变的出发点，也是贯穿于全书的最主要的线索。沈刚在《兴亡》一书中多次提到，皇权运营系统是否稳定，其价值观与方法论是否一致是重要的观察指标。在本书中，沈刚继续了这一思考的逻辑。具体到两晋及其前后数百年的历史背景，他把治理的死结分为四个阶段，这些读者朋友们可以通过阅读，找寻到各自的兴趣所在。
作为历史学者，我对于沈刚兄大作的兴趣点，集中在他对晋朝兴衰的时代背景的考察。包括东汉晚期以来魏晋禅代的小背景，以及周秦之变、秦汉换代的大背景。
小背景的部分，东汉以来儒家思想及汉室天命所系的观念融为一体，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是，“党锢之祸”“黄巾之乱”后，秩序失控，部分大族、军阀割据，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打着拥汉的旗帜篡汉，五十年内两次改朝换代，这就造成国家意识形态崩溃，信仰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司马氏倡导以儒家文化的孝道重建核心价值，反而加剧了清流士族先家后国的倾向，以至于道玄之风兴起，晋朝的立国先天不足。
从大背景而言，周秦之变、秦汉换代，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潮交汇，周制与秦制互补。儒家思想当然是主张恢复周制的，但是，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法家思想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秦统一全国十五年就亡国了，这似乎证明法家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极大的缺陷。所以，汉承秦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融入了分封、德治的周制模式，黄老思想、儒家思想先后成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汉后期开始，包括王莽代汉乃至刘秀复汉之后，礼治被抬高到相当的程度。这可能是司马氏统治者恢复分封、优容士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读沈刚兄的这本书，给我一个重要启发就是思考中国古代政治架构，是否有那么简洁清晰的、整齐划一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分。周制、秦制，确实都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影响的重要体制，但是周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尝试了吗？读这本书，就可以解除一部分困惑。在天下私有状态下，统治的有效性是体制选择的前提条件，不存在预设的优越制度构想，也不存在教条主义坚持，统治者比谁都清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基础上，因而再糊涂的统治者也知道霸王道杂之，而不是用醇儒，或纯法。
沈刚的这本书，虽然不是探讨政治思想史演变以及周秦政治制度比较的专门著作，但他在这方面显然有些自己的思考。沈刚注意到，晋室的大臣、博士经常把周朝作为晋朝的参照，他认为西晋皇帝主导的宗族、士族共治，类似西周的模式；东晋门阀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更接近东周早期的模式。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演变中，不止于周秦两种制度的碰撞，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互动中，胡制的引入应该也是因素之一。西晋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可能正是胡制影响中原政权的重要时期。
沈刚还把政治学上治理系统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概念，引入了晋朝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两晋从未达到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高”型治理，西晋的前期，系统徘徊于合法性低、有效性高的“低高”型状态，东晋成立之后，系统又呈现合法性高、有效性低的“高低”型特征，并且分别坠入合法性与有效性“双低型”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他宏观上的一家之言。
我注意到，沈刚兄在认真钻研《晋书》《资治通鉴》等古籍的同时，还大量阅读、引用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断代史、学术论著甚至博士论文，等等。对关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广大读者而言，阅读本书，其实可以一下子掌握不少颇有价值的信息。
当然，沈刚在充分展现名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微观研究结论。比如对于晋武帝司马炎的评价问题。传统的观点对司马炎的评价较为负面，特别是他大规模恢复宗室分封，多被认为是导致八王之乱及西晋崩溃的主因。沈刚在本书中却数次提到，晋武帝其实是帝制时期少有的仁君。晋武帝进行混合周制、秦制的政治实践，分封宗室、优容士族，这些符合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趋势，对提升晋室的天命合法性都是正面的，太康之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西晋的最后崩溃，主要还是晋武帝在选择接班人以及辅政大臣问题上的失误，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
又比如桓温拥立简文帝是否意味着篡位的过渡。《晋书》《资治通鉴》的编撰者，都以为桓温希望简文帝司马昱禅位于自己。沈刚认为，至少在拥立之初，桓温不可能有此考虑。桓温比司马昱年长8岁，他无法预料到司马昱先自己而逝。如果桓温以一废一立作为篡位的准备，似应拥立更年少的皇帝以便于控制。桓温选立的简文帝比废帝司马奕更年长、更富有斗争的经验，在改朝问题上给桓温造成的阻碍，显然要超过废帝司马奕。简文帝去世前后，桓温除了要求加九锡并无其他动作。历史上无论是王莽代汉，还是曹丕、司马炎的易代活动，都是发动者精心策划的结果。桓温作为饱经沧桑的政治老手，怎么可能幼稚到被动地等待黄袍加身?
再比如孝武帝司马曜之死的历史真相。公元 396 年，孝武帝在睡梦中暴毙。《晋书·孝武帝纪》中说，孝武帝和宠妃张贵人开玩笑，说以张贵人的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废黜了，当晚孝武帝在醉酒中暴崩。《资治通鉴》综合了《晋书》中《五行志》《天文志》，以及北朝《魏书·僭晋传》中的相关记载，判断是张贵人支开太监，将孝武帝闷死。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认为存在其他宫廷阴谋的可能。沈刚兄仔细阅读史料，综合当时及之后的情势发展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还是孝武帝死于晚间突发的疾病，戏言、暴崩两者之间至多只是巧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相关内容。
总之，《晋朝的死结》这本书，可让读者朋友们了解两晋政治的来龙去脉，史实叙述部分是清晰可信的，学界不少最新研究成果得到呈现，作者本人的观点也是言之有据，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探讨。请读者朋友们阅读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吧。是为序。
马勇
2024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