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的形象，接近说书先生与讲古老人，其治史不以理论见长，亦无历史学界流行的体系、模式等可言。他的书中，唯一与“论”沾边的大概只有“历史三峡论”。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谈不上什么历史理论，更像是一种预言，抑或推背图之流。也许正因如此，成就了其巨大传播力。就连《人民日报》的社论，都常言“历史的三峡”，不过它们的三峡，与唐德刚的三峡，方向可能恰恰相反。
何谓历史三峡论？唐德刚自道，他研究历史数十年，对国史之诠释，最爱讲两个说法，一是三大阶段，二是两次转型。在其看来，四千年中国社会，可分作三个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到帝制，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商鞅变法，终于汉武帝与昭帝之间
（公元前86年前后）
，历时二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毛澤東诗）
；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往往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今犹在转型途中：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我们能在民国一百二十九年（2040）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
这段话出自唐德刚《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作于1996年5月22日，刊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后来收入《晚清七十年》，作为第一部第二章。就我所见，这大概便是历史三峡论的起源。
而后只要谈及中国近代史，唐德刚几乎都要推销历史三峡论，足见他的热爱和自信。如在一本论毛澤東的书中，他表示：“……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随之结合“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所在”，为第二次转型规划路径：“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细读唐德刚的文字，不难发现，他虽然提出了两百年转型期的说法，却未一口咬定，而附加了“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等条件，否则，“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那么转型将无限延期，不知伊于胡底。这么说，一来出于历史学家的审慎，二来出于对历史偶然性的防范。而且，高瞻远瞩如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要言之，其价值在于对天下大势的预判，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如三峡之水，一路东流，纵有漩涡、礁石、人工堤坝等障碍，却无法阻止其奔腾，无法更改其航向。
遗憾的是，在这二十年来的传播过程当中，历史三峡论渐渐被简化为一个单调、僵硬的时间点。两百年之说，风靡至今，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些人的期盼与另一些人的借口。质疑者同样抓住了这个时间点不放，不管认为唐德刚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他们眼里仿佛只有两百年的期限。这两种做法，都是典型的买椟还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扭曲了唐德刚的初衷，还使历史三峡论化作一种浅薄的幻象。
历史三峡论的遭遇，正关乎国人的政治心理：一是对预言的迷恋，二是对时间的依赖与焦虑。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自古以来便热衷于制造政治预言——自然，有人需求，才有供给，有人迷信，才要造神。古人造反、夺权，往往以童谣、谶纬等各色预言开道，以造声势、动人心，诸如“大楚兴，陈胜王”“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另有一种，则在事成之后，为了巩固其政权的正当性，制造预言——也许此时不宜再叫预言——以为政治加持，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正有些预言性质。
政治预言的主题，不外乎人与时间。统计起来，应以前者居多，如“大楚兴，陈胜王”“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等；后者虽不常见，传播效应却未必弱于前者。当预言明确了时间，其作用可比集结号。最著名的一例，当数东汉灵帝年间，张角等人为了筹划黄巾起义而制造的预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岁在甲子”四个字，直指甲子年
（184年）
，烽火连天，天翻地覆。
我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晚清，主角叫赵烈文。如果不是因为一段预言，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这个名字。他是曾国藩的幕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1867年7月21日）
晚，曾国藩找他聊天，谈及国事，他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当时大清中兴在望，谁会相信其寿命只剩下五十年了呢？事实则是，四十五年后，清朝灭亡，赵烈文因此被誉为晚清的天才预言家。话说赵烈文的才具，以及他的《能静居日记》，相当可观，然而今人大抵只记得这段话，不得不令人感慨预言的力量。
赵烈文这一预言，当时并未传出，若在清末，为革命党人所知，必将喜出望外，大加利用，其社会动员效果，也许不亚于《革命军》《猛回头》。窃以为，对社会底层的受众来讲，预言比启蒙更具魔力。尤其当预言与时间相结合，譬如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语境之下，预测一个秦亡的时间点，不仅能缓解人心的焦虑，有时还能激发人心的斗志，甚至作为咒语，诅咒一个政权走向死亡。
由此正可解释，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何以遭到简化，何以广为流传。两百年的转型期，到底怎么推理，怎么论证，已经无关紧要，对受众而言，它首先是一种希望，其次是一句咒语。与此相应，还有一个更传奇的说法，据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预言，专制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七十年。我严重怀疑这是国人的杜撰。七十年之说，比唐德刚的两百年还要玄乎，因为专制往往猝死，其生命周期毫无逻辑可言。所以，与其称之为“罗素定律”，不如称之为“罗素诅咒”，这充分呈现了向往自由的人们对专制与专制者的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