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典礼致辞全文
(2019年9月6日)
各位同学，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这次开学典礼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是座无虚席，但今天不是这样。我们在7月份获悉今年将有600位同学加入9月的秋季班，当时我们都在挠头，因为剧场只能坐400人。等我放假回来，获悉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学愿意赴港，更有人说香港大学支持“港独”而选择退学。于是在香港机场发生暴力冲突的那一夜，我决定给同学选择的自由，不过我一直认为香港是安全的，你们离开之后也会有同感。但在座的各位，你们选择来到这里，还是需要点勇气的，请为你们的勇气鼓掌。
这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这样的人生经历可遇不可求，令你有一次难得的机会走进香港，去客观地了解香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我演讲结束后，为何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分享他们对这场风波的不同看法。或许你们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至少会给你们提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去了解这个事件。我希望这对你有益，让你在未来更加理性地思考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每件事，所以没有来香港参加开学典礼其实是个不小的损失。
昨夜我在想今天的演讲到底如何讲，讲些什么。这与去年9月的开学典礼的情形非常相似。一年前，中美贸易战陷入焦灼状态，我在9月的开学典礼上演讲的题目是“困局”。没有想到，一个学年结束后，那个“困局”还没解开，我们又面对另一个困局：香港的困局。
一、只问立场不问真相
首先我想从“真相”谈起，到底何为“真相”？即便你们亲身来到这里，也不可能三天之后离开这里时就能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因为我们过去三个月都没办法知道真相。
你们看到的所有报道和事实，很有可能已被立场所取代。
香港的媒体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不是很客观和中立，失去了为大家提供真相的功能。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句名言：“
没有真相，只有诠释
。”这似乎在这次事件中被证明了，我似乎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真相”，剩下的都是观点与角度。所有的一切都被文章作者，或是影像拍摄者，或是分享者诠释过了。我们看到的一些影像，即便不是“假新闻”，也是不完整的。比如警察在挥棍打人，那个影像是真实的。但是影像前段是什么，是警察被包围。所以持不同立场的人可能只截取了影像的一部分。一些人只看到警察被示威者围攻，手枪都丢了；另外一些人则只看到警察打人。当你将全部影像汇总在一起，才能看到一点真相。
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我们一秒钟之内就可以把视频推出去，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报道、感想发出去，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是几万人在阅读和观看。我们如何还原真相？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有责任成立真相委员会，或者是调查委员会。真相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的最重要功能，绝不是针对警方，而是针对整个事件。香港在三个月前还是平静的国际大都市，为什么瞬间就陷入了火海？
我们很沉重，因为直到今天仍无法了解整个事件的始末。泰戈尔说过，“你如果拒绝面对错误，真相也会被挡在门外。” 如今对立的双方都没有自省的能力，都不是客观地去看待发生的事情，甚至要“揽炒”（粤语：同归于尽），那怎么可能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呢？真相为何重要？马丁·路德金说过，“我相信手无寸铁的真相与无条件的爱，将在现实世界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为何正义，即使暂时被击败，也比邪恶的胜利强大。”
什么叫立场。很多人会在不同的群里发现我有不同的“立场”，其实我只面对我所知道的真相。当我对元朗暴力事件中的“白衣人”进行谴责的时候，有人会说我是“黄丝”。当我对机场的暴力行为，以自己的自由牺牲别人的自由并殴打无辜者的暴民做出谴责的时候，又有人会说我是“蓝丝”。其实我既不是“黄”也不是“蓝”，我只是尽量忠于真相。因为我不能原谅光天化日之下，元朗“白衣人”殴打平民。我也同样不能理解以民主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就可以在机场无故地绑架别人，限制别人的自由。但这些观点都会被不同的人判定为，他是“蓝”的或者是“黄”的。
我刚开始时认为修订“逃犯条例”是件好事，因为它的起因是给在台湾死去的女子伸张正义，可以将嫌疑犯送到台湾受审。但后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必须思考，为什么香港人突然之间会有这样的忧虑。不管是100万人还是200万人，或者是50万人，他们既然走出街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简单地说，就是修订“逃犯条例”意味着今后会有香港人被送到内地受审，这是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因为内地司法不透明、不公平以及不公正，大家恐惧最后将会在内地的司法体系中被审判。这种恐惧或许被夸大了，而最大忧虑者，开始时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来自香港商界。《星岛日报》主席何柱国表示，过去几十年，他们在内地做生意，回到香港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而修例会让许多香港人没有了这样的安全感。所以隐藏在香港人内心的这种恐惧与忧虑，不管是否被夸大了，但比我想象的要大。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就不再支持修例。
所以事实远比立场重要，可遗憾的是现在竟然我们进入了“只有立场没有真相”的时代，只有预设的立场，而不顾真相。就算是那个“暴眼女子”，迄今她没有报案，甚至阻碍警方获得相关的医疗资料，让人怀疑是否警察的催泪弹造成的伤害，但在真相未揭开之前，我绝对不会有任何立场，既不会攻击她拿钱撒谎，更不会以此来煽动对警察的仇恨。然而不幸的是多少人早就以自己预设的立场，去想象自己“立场”下的“真相”了。
二、只有自由没有秩序
大家一定会问，过去3个月，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香港在你们面前为何变陌生了？香港为何会变得如此暴力？香港以前是一座和平的城市。从2003年的“23条立法”，到 “国教事件”，到“占中”，再到“修例”，为什么香港的示威会愈演愈烈？很多示威者认为， “占中”与这次事件不同。“占中”是获取手上没有的东西，“修例”则可能会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
政府必须正视这样的恐惧，并找出解决的方法。为什么今天香港的示威会变得如此暴力，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年轻人忧虑2047年后的香港会变成一国一制。到那时，他们正当中年。这样的忧虑，这种对未来的担心是实在的，但是诉诸暴力却无法消除这样的恐惧。这就是我看到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我的恐惧所在，这种暴力的不断升级会让香港面目全非。不幸的是，不少过去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却越来越同情甚至支持暴力，他们甚至美化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认为示威者只破坏公物，却对他们暴力围攻和殴打不同政见者视而不见。大家平时都会朗朗上口引用伏尔泰的名句，“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现在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英国哲学家埃德蒙·柏克非常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大革命，他的立场却完全转变，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摧毁所有的制度和秩序，而自由是与美德及秩序相依存的。柏克说，“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与秩序和美德共亡。” 他还说，“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当社会失去秩序，当社会被一群有暴力倾向的人把持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思考与前进的动力。所以柏克非常担心，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而大革命毁掉了旧制度与旧秩序，那么社会的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他的朋友美国思想家潘恩，以及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对柏克立场的变化都感到震惊，把他视为思想杂乱的投机者。但后来事实证明，柏克是正确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带来的是鲜血、混乱和无秩序。而相反英国没有步上后尘，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埃德蒙·柏克。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确保社会的正常秩序下去寻找答案，去解决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心中暗含的恐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如何在自由与秩序中确保社会能够真正面对问题，而非被空谈、被激情，更不要被暴力所左右。
三、只讲主义不讲问题
早在一百年前，胡适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他撰写的这篇文章曾遭到猛烈的批判，但我们今天知道胡适恰恰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胡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今天发生在香港以及全世界的问题跟民粹主义紧密相关。不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台，甚至左派民粹主义，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是跟民粹主义相关。当民粹主义盛行，我们就容易忘却社会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只会不停地走上街头，被激情、被口号、被仇恨、被暴力所左右。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被情绪所包围，用口号、用主义激励我们身边的人，这会给我们带来激情，但无法持久，甚至带来灾难。我们必须问，香港回归22年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深层次矛盾？从十几年前中央就强调必须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但直到今天深层的矛盾似乎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深层次的矛盾不仅是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与管治的问题。启蒙时期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说过，政治权力与法律必须建立在正当性之上。换句话说，被法制和政府规管的市民在心里需要认同这个权力和法律是正义的，并同意这个权力或法律。修订“逃犯条例”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反应了政府不尊重市民的意愿，不明白市民对政府的期望，然而街头的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就是为何我非常同意香港宗教领袖提出的“平静期”，以便各方可以开始真正有意义的对话。
民粹主义主导的各式抗争已经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眼球，“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街头民主证明了由民众集体讨论及决议基本上是无法产生实质效果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批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他说：“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 雅典是现代民主的鼻祖，雅典公民大会由每一个男子对所有的重要议题进行投票决定，但智者苏格拉底却是被公民大会投票处死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街头政治要适可而止，否则无法真正解决社会的矛盾。
回归22年后，香港在有效地管治这一议题上仍未找到答案。831决定虽然保守并引发了香港的政治危机，但还是在普选的道路上迈出小小的一步。很遗憾这一方案没有通过，所以政改停滞不前。如果问我怎么去解这个结，我认为在香港民众对普选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从宪政的角度来讲，香港必须完成23条立法的义务，因为23条确保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确保中央政府不会担心香港成为颠覆内地社会制度的基地。同时，也必须思考如何在831决定的基础之上，香港普选和政改可以获得进展。如果不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香港的政局就很难突破。这个平衡点找到了，才能在管治上得到一个好的梳理，香港的管治才能有效。
谈到更深层次矛盾，为什么今天在内地反而不像香港有这么严重的矛盾呢？不少人认为内地民众被政府洗脑，我并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这就如施永青先生说的那样，内地的绝大多数民众是支持政府的。虽然内地有信息资讯管制，但不少人仍然可以看到香港的消息，内地的自由派人士看到香港街头的火爆场面，不少人都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绝大多数内地人都有向上的发展机会。香港和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情况恰恰相反，却是向下沉沦。而香港又被大批利益集团把持，利益集团恰恰又是政府管治所依靠的力量，这利益集团所涵盖的并非只是商界，地产霸权被诟病，其实专业界也同样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今天你们还体会不到这种困局，你们的下一代就能体会到。当政府需要依靠地产获取财政收入，房价不断被抬高，终有一天在内地的普通百姓也会买不起房子，内地很快也会发生向上移动的机会停止或者变得越来越慢。内地在复制香港的发展战略上最坏的一点就是房地产政策，内地必须吸取香港失败的教训。虽然大家过去20年在房地产上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利益，但这是导致未来贫富悬殊的一个因素。香港今日的贫富悬殊在全球名列前茅，只比少数非洲国家好些，大量资产掌握在少数富人身上。你们有机会走进深水埗这些社区，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底层社会的生活。4、5个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这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看到金光闪耀的中环，可能没有机会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