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先需要有书可读。喜欢读书的书呆子，大多也都很喜欢买书。书呆子呆憨的性情，往往是天生的，向学之心，也都萌生于少年。因此，通常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买书，以至终生乐此不疲。下面，我就和各位朋友，谈谈自己买书的经历与感想。
我生长在中国东北边地，在文化上，是很荒僻的地方。父母都从事财务工作，但爸爸非常喜欢读书。无奈限于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家里的书很少。小学和初中时期读到的书，大多是借的。大概从高中时期开始，积攒打酱油等剩下来豁免上交的零镚儿，自己买一些书看，但钱很少，能买的书，也很少。印象比较深、而且常常翻看的，是一位名叫李瑛的军中作家的诗集。李瑛的诗，节奏和韵律感都很强，自己很喜欢这一点，前后买过几部。1978年初考上大学以后，买书开始增多，但钱仍很有限，能够买得的书，同样不会很多。当时买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但也开始尝试买一些中国古代文史典籍。
购书数量大增，是1982年初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以后的事情。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问题，需要读很多书。为读书而买书，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和其他同学比，我买书的范围，要广很多，这与我兴趣宽泛有很大关系。当时真的是节衣缩食，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剩下来的助学金，几乎全部用于买书。我在西安读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毕业后又留校工作四年。这十年爆买的结果，是1992年搬家进京的时候，用了一个6吨集装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期间买下的书籍（火车站办理货运的人一再说，大多数人搬家，连带全套家具等家当，一个4吨的集装箱都装不满）。
1992年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买书的数量，增加更快更多。因为我一直是以在书店买书为主，而北京经营文史书籍的书店最多，旧书的货源也最为丰富。大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书店里的旧书，日渐枯竭，而网上售书一天比一天红火，逛旧书店的癖好，才逐渐减弱；同时，家里又实在书满为患，从而买书亦随之大幅度减少。但想知晓更多的书，读到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知识，这一兴趣，却丝毫没有减低，时而还是要到书店去转转。
尽管年龄日渐增大，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一直不愿意回想过去，而是想多向前看，多学一些自己不懂的知识，做更多的研究。因而通常也不愿意谈论过去，特别是以自己的经验，来指点年轻人治学的路径，甚至不愿泛泛地评议他人的研究。但今天谈买书的经历，与谈论治学或是人生，似乎还有很大差别。在这里，只是把过去看到的旧日景况如实转述出来而已。与自己白发渐增相比，书店和大家买书的方式变化更大，确实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在这里把昔日的时光讲给大家，讲给各位年轻的朋友，也就像是留住一段历史，留住特定历史时期中爱书人买书的一些场景。
赊账
看老辈写文章讲，国民党转迁台北之前，经常与旧书店打交道的学者，买书不一定支付现款，通常都可以赊账。约定俗成，在一年中几个大的年节，再来结清。实在周转不开，还可以把书退还店家。当时的店，是自己家开的，信任读者，为购书人提供方便，可以赢得更多的生意。
到我买书的时候，书店都早已是公家的了，而且直到今天，大多依然如此。公家的店，本来不大好轻易赊账。但我买的书，以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为主，经营这类书籍，又主要是在古旧书店，而全国各地大多数古旧书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大多还不同程度地保留有一些前朝经营的规矩。给比较熟悉的老顾客赊账，就是其中之一。
我逛旧书店，享受赊账的待遇，是读研究生时从西安古旧书店买书开始的。由于常来常往，西安古旧书店的经理张鸣先生，副经理范文先生，慢慢就都熟悉了。看到我这个穷学生挑出很多喜欢的书却又没有能力付账的尴尬情况，就在算清金额后，很爽快地让我自己记住多少钱，先把书带走，下次来时把钱带来就是了。欠了店里的钱，总是尽快凑够书款，赶去店里付清。但书店里总有吸引你的书籍，还钱时又会再选一堆书，赊账带走。还了旧账，又欠下新账。店里照顾我，使我能及时挑选到想要的书，同时也让我给书店送去了更多的钱。结果，是双赢。
西安古旧书店有一个时期，连续整理上架一大批《丛书集成初编》和《万有文库》的零种，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在抢着买，但大家手头的钱都很有限，一次选不了太多，我却由于书店的信任，给我赊账，每次都比其他同学要多选很多。这些书，给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有一次，和老师黄永年先生很得意地谈起这一情况，说店里对自己很信任，从来都是我自己记下欠款的数目，下次如数付清，给多少，就是多少。黄先生笑了笑说，这是民国时期的老规矩，体现对读者的信任，但书店是做买卖的，不能没有账目。他们是送走客人之后，马上就记录在账簿上，并不是你想给多少都能行的事。
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稍久，北京中国书店的很多家分店，也同样都可以赊账，店家也往往不当着我的面记钱款数目。买书多时，几千块钱的书，打个招呼，也就带走了。这样一来，在常去的中国书店各家分店买书，常常身上几乎分文不带，一逛就是大半天。遇到好书，既可以让店家留出，也可以直接带走，过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再付款，都是常事。
像这样在书店里买书，让你感觉很温馨。结果是常去，常买，我得到了更多想要的书，书店则是获取了更多的销售利润。
留书
各地的古旧书店，对常去的老读者，常常还会“留书”。所谓“留书”，是指店家根据一些慷慨熟客以往的购书重点，在从仓库里整理旧书上架时，有意识地预留出一部分相对比较紧俏的书籍，打电话通知你先来看，或是等你来到店里时再拿给你看，看看这些书你是不是需要。这也就意味着你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优先选择权。
这些预留的书籍，或者放在一间封闭的小屋，普通读者实在难以知晓。但也有些书店，店面狭蹙，没有专门的空间，就只能放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或是店中整理书籍使用的桌子下面，柜台下面，以及柜子里面。
有些书友，对此很不满意，以为书店很势利，只给有钱的大买主留书，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因此，总是强自翻动这些店家明示不宜拣选的书籍，看到喜欢的书，甚至强求付款购走。惹得店家很不愉快，甚至撕破面皮，发生口角。
我是个穷书生，一向买不起价格较高的书籍。又因为买书的钱少，往往要在满架旧书中反复拣选，才能选中一两部价格比较低廉的书籍。再加上混得久了，书店知道我懂一点古旧书籍里面的门道儿，总以为我会捡到便宜。所以，即使脸混得很熟了，通常也并不会给我留书。
对此，我并不在意，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店家是在商言商，大买主消费得多，当然有资格掌握更大的选择权。再说店家只是给这些豪客留书。稀少的书都给你预留了，这就是很大的面子，再不会在价格上给你什么便宜。实际上大多与此恰恰相反，往往是要敲一敲竹杠的：好书难得，多花一点儿钱，也是应该的——其实这正是店家留书给你最根本的原因。书店不仅要通过这一做法来留住大买家，让你买走更多的书；就是留给你的这一诱饵，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轻饶你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各地的古旧书店，对读书做学问的人，总的来说，是比较尊重的。要是有什么特别需要的研究资料，而不是徒供收藏的精品，只要和一些比较熟悉的店员开口，他们还是会尽量予以帮助的。
例如，有一次和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的小窦师傅谈起，由于我专门做过关于汉唐长安城的研究，若是遇到清乾隆年间毕沅校刻的《长安志》，希望能帮我留一下。结果没过多久，他去虎坊桥“大楼”也就是中国书店的库房提书，看到毕刻本《长安志》中的一册零本《长安志图》，就特别为我留下。因为只是一册残本，价格也没有定得很高，使我有机会将其收入书斋。
现在书店很少去了，小窦师傅也难得一见。但过去多年来徜徉京城书肆，和小窦师傅往往一谈就是很久。他很懂书（这是业务，也是情趣），帮助我很多，这次为我留书，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
小屋
卖古旧书的书店，往往在面向所有读者的店面之外，还另设有一间小屋。往往是有一位资深的店员，在里面主持。有顾客时，他就接待顾客；没有顾客时，就整理书籍，给书定价等。或者起到这种“小屋”作用的地方，只是库房的一部分，或是办公室的一部分，并没有专人照顾，由经理兼事打点。
这里犹如一处特殊的小店面，遇到一些非常熟悉而又具备较高买书资质的老主顾，让店里看得上眼，就被请到里面，挑选书籍。放在这里的古书旧书，档次相对较高。一分钱，一分货，书的价格，当然也要比外面的大路货稍贵一些。
我遇到过一些人，在京城各家书店买书多年，却从来不知道这种小屋的存在，或尽管知道这一特别设施，却从未有缘得以涉足其间。这当然与你买书的品味和层次有关。经营古籍，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商业行道。打个不大合适的比方，它就像是一家高档时装店，或是餐品考究的餐厅，里面的从业人员，对顾客是很挑剔的，或许也可以说是颇有些势利眼的。
你要是对古书旧书所知无多，面对店中业务高手投来的审视目光，难免会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只有具备足够的自信，才能换取更多的尊重，取得进入小屋的资格。当然，你要是土豪，把钱花足了，不管懂不懂书，都很容易获得这样的资格，只是免不了要被当冤大头耍而已。
在北京中国书店各家分店中，现在新街口分店的赵喜增经理，最花力气经管这种小屋。过去他不管是负责灯市口店、前门店，还是隆福寺店，都把这种小屋搞得最为兴旺。
我最开始进入赵经理特设的这种小屋，是他在灯市口分店当经理的时候。提出进入内设小屋的要求，需要商量。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在试探着询问店里是不是还另有什么地方放着更好一些的书籍之后，就获得赵经理的允准，来到了里面的小屋。
进去一看，大约十五平方米的一间屋子，四壁和地面中央的桌子上，都摆满了书籍。其中既有线装古籍，还有各个时期出版的新式洋装铅印之本，同时也有各种外文书籍，东洋、西洋，几乎无所不包。
真是满目琳琅，如入宝山。以后一有时间，就要来到这间小屋寻觅一番。日子久了，和赵经理，以及经管小屋的老康师傅，都很谈得来，从他们两人那里，学到很多古旧书籍的知识。他们给予我多方照顾，让我在这间小屋里买到很多好书。例如，我这本向达先生旧藏的英国人研究汉语的著述，就是其中很有价值的一本。
库房
在古旧书店买书，关系再好，通常也不会让顾客进入库房。当然你要是能非常豪爽地出大价钱，自是另当别论。我买书多年，只有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以及90年代末期，在扬州古旧书店，先后两次，真正进入过库房挑书。
第一次去扬州，是作为“代表”，前去参加中国史学会的一次年会。开这种会，本来毫无味道，不过是奉“组织”之命如仪行事而已。不过，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会场就设在扬州古旧书店对面的一家宾馆之内，还没有下车，就已经欣喜若狂。
我买文史书籍，在西安时，主要是西安古旧书店；在北京时，主要是北京中国书店的各家分店，另外还有古旧书市。至于到外地买书，除了出差上海和因家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买过一些之外，其他地方，都去得很少，更极少专程去其他地方买书（只是偶然去过两次天津，另外还利用在上海开会的机会，陪同黄永年先生，去过一次苏州的古旧书店）。
不过对扬州这家古籍书店，却是心仪甚久。此前听很多人讲过，这家书店，古籍既多且佳，而且价格也要比北京、上海便宜不少。店中设有一间专门陈放珍本善本的小屋，北京有很多书友，都在这间小屋里面找到过令人艳羡不已的精品。
不知是由于我在买古书这个圈子里缺乏足够的名气，同时也远不具备相应的资金，还是因为我没有可靠的内线介绍，总之，尽管通过在当地做副市长的一位同学，和书店经理打了招呼，还是没有能够进入那间神秘的小屋。书店经理的说法，是坊间传闻，都是胡说，这间小屋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店里所有的古书，都在同一间大库房内。
类似的情况，我在北京也经常遇到。比如前面提到的，店家给顾客留书，通常都没有我的份儿。所以，对此并不诧异。好在书店经理开恩，看在当副市长同学的面上，让我进入这间存放普通古籍的库房，随便挑书。
这间库房，窗户的形制犹如牢狱，既高且小，透风效果奇差，而当时正值7月，酷暑难耐。获取好书的欲望，竟旺盛到让我在这间库房中连续翻看两天。尽管挥汗如雨，毕竟还是翻腾到一些好书。例如，吴玉搢旧藏康熙原刻最初印本《亭林遗书》，就是一部绝佳的名品。
辛德勇：赊账、留书……忆昔日去书店蒐讨旧书的时光
2014年上海博古斋春季拍卖会上拍卖的《亭林遗书》
麻烦只有一件，就是库房中的书籍，都还没有作价，既然你已经千挑万选，店家当然要狠狠敲上一笔竹杠。从库房里买书，最大的弊病也就在这里：绝对不会有意想不到的低廉价格。
书市
回想当年买书的经历，最令人心醉的场景，莫过于琉璃厂古旧书市。
我是1992年来到北京的，所经历过的北京书市，最早有首都体育馆书市，接下来有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地坛书市，但这都是售卖普通的书籍。虽然也有文史古籍，但比例很小。真正让人癫狂的古旧书市，只有设在琉璃厂大院之内的古旧书市。书市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间。
辛德勇：赊账、留书……忆昔日去书店蒐讨旧书的时光
那真是爱书之人的盛宴。在前期的古旧书市上，最受瞩目的焦点，是场地中央堆放的古籍。放在这里的，都是零落不全的残册，但其中也包括丛书零种，一开始每册5角、1元、2元。其他篇幅较小的清刻本古籍，首尾俱全者，每种只有十几元钱上下到一二百元上下，更贵一些的，也不过五六百元。例如，我在书市上买到的明崇祯刻陈仁锡评阅本《大学衍义》，十二册一套，书价500元，就已经是其中价格很高的书籍了，而买书的时间，已经晚至上个世纪末期。在一两块钱一册的丛书零种当中，甚至包括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和《西河合集》，以及乾隆刻本《雅雨堂丛书》等书的零种，刻印精美，而且每一单种都完好无缺。
从书籍的稀见程度上看，当然大多都是常见的古籍，但细心蒐讨，有时也会捡到珍稀的版本。1994年的秋季书市，我陪同业师黄永年先生一同前往，先生就花费10元钱，买到了一部极为罕见的龚自珍诗集——清道光刻本《破戒草》。我也有幸用20元钱，买到一册很稀见的清雍正桐乡汪氏写刻本《林和靖诗集》。这么好的福气，若不是当年亲身经历，今天要是有别人说来，连我也不敢相信。
我在琉璃厂古旧书市上买到的更有独特史料价值的书籍，还有两种，而且价钱比这还要便宜很多。一种是清代中期学者胡秉虔的稿本，约略相当于“札记册子”，多属胡氏研读经书和子书的札记，内容精深，而且大多未曾刊刻。另一种是一小册巾箱本，题作《弹铗新编》，是一部清代各类“长随”人员的办公手册，是研究清代行政运作的难得史料，却从未见过著录。书市上的售价，前者1元钱，后者仅卖5角钱。书这么便宜，当然争抢会很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