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
阎连科老师，您好！这几周很多人因疫情而被隔离，您过得如何？我知道您正忙于撰写新的小说。
◑ 阎：
我和我的家人都还好。虽然一个月只下过几次楼，几乎没有离开过小区，然而最初的焦虑、不安、愤怒已经慢慢过去了。虽然很无奈，但我们还是渐渐地适应了这种生活，也可以用平静的心态理性地去看待和思考这场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灾难。现在我每天都会到书房去，开始新的写作。我想，这场疫情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而我们必须开始相对“正常”的生活，这时候，写作和文学恰恰可以帮助我。
◐ 莫：
对您来说，何谓创作？在今天的中国，创作意味着什么？
◑ 阎：
创作是一种创造，并不是写字或坐下写了一本书，就等于是一个人在创作。我希望我的创作是一场不断寻找、创新和创造的旅行，没有终点，只有肉体生命的终老。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能一直努力也可以感到欣慰了。写作也好，创造也罢，于我而言，它不仅证明我是活着的一个人，是十四亿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十四亿人中的“这一个”。换句话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寻找自己活着的坐标，无非我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在寻找我是庞大人群中的“这一个”，是作家群中的“这一个”。
◐ 莫：
一开始，关于中国新冠肺炎的种种叙述，让我想起您所著《炸裂志》中的某些画面。您觉得新冠肺炎最初的不透明度是否导致了现在的严重状况？
◑ 阎：
就疫情而言，它更像我小说《日光流年》中的喉堵症、《丁庄梦》的艾滋病、《日熄》中的梦游症。当然这场新冠肺炎的混乱和灾难，也非常像《炸裂志》中的“炸裂”场景。Covid-19在中国的爆发，毫无疑问是诸多因素的结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言论体系、行政权力体系，如果有一方面在最初发挥出作用，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以为，这场疫情是用数千（或者更多）生命，成千上万家庭的痛苦，以及数亿人的禁足换来的警示和教训。疫情之后，整个国家一定要反思我们社会体系中的漏洞和短板，否则，类似的灾难仍然会在未来威胁我们。
◐ 莫：
很可惜，近几周不仅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各国的反华情绪也随之上升。病毒不会看您是什么人，但歧视会。这种歧视华人的态度让您有何感想？
◑ 阎：
我一直待在北京，没有亲身体会到这种世界各国对华人的歧视。但听到和看到的情况，都使人感到不安，也很无奈，因此想到几个问题：
1.对华人的歧视，是绝对不该的。因为新冠肺炎已经给无数的华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落井下石。
2.如果疫情爆发在其他国家，病毒有可能传染到中国，那么华人会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呢？会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还是更糟？
3.我们看到，和歧视同时存在的，还有全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我个人对此极为感激。
◐ 莫：
您对前几周意大利媒体所引发的舆论恐慌有什么想法？您对意大利人民想说什么？
◑ 阎：
新冠肺炎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治愈率是相当高的，而且只要严格执行隔离等措施，也是可控可防的。恐慌可以理解，但严尊医嘱，有序应对，对预防和治疗是更重要的事。我也特别相信，在“办大事”上，中国的特色决定了它的这种能力，也确实能给世界各国防止疫情蔓延的行动提供一些经验！
◐ 莫：
《年月日》这本书于二十三年前在中国出版。意大利几个月前才出版意大利文版。这部作品里面的主题感觉非常现代，好像是现在所写的一本书，尤其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您觉得在人类生命中，大自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 阎：
是的，《年月日》写于1996年底，距今已经24年了。那一时期，我写了《年月日》《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小说。这批小说的故事背后确实深藏着到底是大自然属于人还是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追问和思考。直到今天，我认为我们都不应该去设想，在人类生活中，大自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而应该思考，在大自然中，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人类的历史比自然的历史短得太多了，长期以来，人类在自然面前扮演了强者的角色。而今天，我们正为这个强者的角色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中国道教强调的“天人合一”，在21世纪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合一，那就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同为一体，我们是大自然家族中晚来却更会思考的自然体。我希望意大利读者会喜欢《年月日》这部小说。这是我在意大利出版的第六本作品了，我希望他们可以读到另一个不一样的阎连科，让西方读者看到与以往不同的东方现代文学。
◐ 莫：
在你的写作中，大自然似乎在表达人类的欢乐和悲伤，就好像它是人类现实的一面镜子。大自然的背景在你的每个故事中都脱颖而出。我在想在《日光流年》《丁庄梦》《四书》这些书中，现实（大自然）与超现实（超自然）是什么关系？现实主义与神实主义的关系又怎样？
◑ 阎：
在我的小说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较多的描述。比如意大利出版过的《四书》，那儿同样描述了人与自然关系崩裂后的死亡和灾难。《丁庄梦》亦有此描写。其实，在中国所有的超现实事件都伴有对自然规律的蔑视、更改和变化。非典与Covid-19（可能）产生于对野生动物的不尊重，艾滋病与卖血的关联——而人的血液也是人作为生命自然体的自然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一切的超现实，也都是一种超自然。所以我写超现实的时候往往会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会从超自然角度去关注。现实主义与神实主义的关系实在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也许读者会从意大利出版的《四书》和《年月日》中感受、体会这一点。如果硬要我说清楚的话，我可能很粗暴地讲，神实主义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更深层的现实主义吧。
◐ 莫：
您来自于河南省，对您来说，“耙耧山”代表什么？“耙耧”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什么？
◑ 阎：
耙耧山脉就是一个文学地理名称而已。但“耙耧”两个字，是中国的农具名称，它代表着农耕文明、乡村文明。这两个字不来源于灵感，而是来自于现实。我老家有座山就叫做耙耧山，离我家只有几里路。
◐ 莫：
您故事的主人公往往受到自然与命运的无情束缚，却似乎总能在简单而最有人情味的事物中找到希望。对您来说，人唯一的生命（希望）是什么？您很多小说里的答案似乎是爱。
◑ 阎：
对我来说，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黑暗中的那束光，牢笼中的那扇透光的小窗和门缝，当然也是您所理解的爱。而更确切的说法，是一个盲人在暗夜里，为我们仍有眼睛的人打开的那一束手电筒的光。
◐ 莫：
您最新出版的书叫做《心经》，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其他作品有何不同？您的故事充满着神话、童话、寓言甚至宗教味，但与此同时，也是再人类不过。对您来说，在人的生命当中，宗教扮演着何种角色？
◑ 阎：
《心经》是我第一部完全取之于宗教题材的小说。虽然此前我的小说中都有宗教的情节，也有宗教情绪，但《心经》却是完完全全的宗教故事。首先要说的是，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是哪个教的信徒，之所以在小说中不断涉及宗教，是为了在我的小说和内心中找到一个精神出口。因为现实和我自己，都在无数矛盾、悖论的困境中难以自拔，人自身和文学都没有精神出口，因此，我希望通过文学和宗教，为自己的写作和生活找到一扇精神的门。
◐ 莫：
您的哪本书在华人世界最受青睐？在国外市场上最受欢迎？您怎么解释这些差异？
◑ 阎：
我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中国有十四亿人，余华的《活着》在中国估计卖到了一千多万册。可是其他作家，出一本书能卖五万、十万就很好了。而我的书，别说卖，能顺利出版我就很知足了，觉得非常开心。就我来说，在中国卖的最好的应该是散文《我与父辈》，几个版本加在一起有几十万册吧。在国外，比如法国，是《丁庄梦》《年月日》和《受活》卖得好。在英语世界，是《丁庄梦》《受活》和《日熄》。而在日本，所有书卖得都还可以。这些太不一样了，没什么可比较的，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但就我个人而言，世界各国出版我的书不赔钱，这就让我非常开心了。我不是为了成千上万读者写作的那种人，我的写作首先是为了我自己。
◐ 莫：
在《我与父辈》这本书中，您说张抗抗是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作家，尤其是她的《分水岭》，为什么？
◑ 阎：
这本小说意大利应该不会出版。是这本小说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告诉我，通过写作去当作家是可以让一个农村孩子逃离土地到城里去，通过写作可以吃饱肚子并把自己变成一个城里人。所以读完书后我就开始写作了，这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 莫：
最后，您能否透漏一下您现在正在撰写的书的内容？读者能期待什么？
◑ 阎：
我最近正在改订一部长篇散文《她们》。这部散文写了我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包括我年轻时谈过的对象。《她们》会在今年《收获》杂志的第二期刊出来。我想意大利读者如果有机会读到这部作品，他们就可以看到顽固的东方男性（作家）是如何认识女性的。而东方（乡村）女性，在上百年的历史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是如何生活的，又是怎么成了今天这千姿百态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