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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近期先后接受包括
深圳卫视直新闻
、香港《文汇报》等媒体采访，深入解析二十届三中全会及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方向。
IPP特别对郑永年教授精彩观点进行汇编，以飨读者。
7月23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
深圳卫视直新闻
专访，围绕全会《决定》提出的重要举措以及大众关切的热点话题进行解读。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四项重点改革领域，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排在了首位，并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此外，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对此，郑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国家活力”跟“社会活力”要均衡发展。其中，
“社会活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内可促进高质量发展，对外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
他认
为，如何把握“放得活”与“管得住”之间的尺度与平衡，释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全社会的“活力”，正是三中全会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来释放地方的活力？还有如何释放企业的活力？这就触及到了社会层面的改革。”
全会《决定》明确强调，一方面，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另一方面，
着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国有资本和国家安全有着重大关系，关乎国计民生，这部分我们一直都做得很成功。另一方面，竞争性比较强的行业，很多领域都应该更多地开放给民间资本，这样才能释放社会活力。”
郑永年指出，
除了强调体制机制改革之外，本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强调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郑永年强调，要从以前“非均衡的发展”到如今所追求的“均衡的发展”，而“均衡”的核心意涵，就是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国家治理各个重要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等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指出，与历届三中全会相比较，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更为系统、全面，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
在采访中，郑永年教授还就全会《决定》全文中其它内容作出解读。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其中明确强调，要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着力打造的四大重点合作平台，深圳一地就占其二，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郑永年认为，
从长远来看，河套和前海两大平台势必会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一东一西的两大起步区，对于正在追求“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中国而言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河套本身很小，与前海的一体化过程无非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一体化，千万不能各自搞出一套东西，不然不利于向其他地方推广。”郑永年说。
全会《决定》明确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此，郑永年表示，自愿、弹性是延迟退休的大原则，切忌在政策层面搞“一刀切”。
郑永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日本应对泡沫经济完全不同
郑永年表示，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日本泡沫经济期间并无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中国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阶段，有许多新的产业在出现、发展。
他表示，每个国家在转型期间都有阵痛，（中国）从数量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肯定会出现利益调整，
关键在于是否有明确方向，
“先立后破”，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深圳卫视深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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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日本应对泡沫经济完全不同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高水平单边开放”，并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等作出部署。
近日，
郑永年教授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
，围绕如何扩大单边开放、应对外部“脱钩断链”作出解析。
香港《文汇报》2024年7月25日A2版｜郑永年：扩大单边开放规模应对脱钩断链逆风。
郑永年教授在采访中表示，
近年来，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同其盟友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卡脖子”和“系统性脱钩”，并在不断恶化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
郑永年认为，
要应对外部脱钩断链，中国需要坚定实施单边开放予以回击。
“单边开放可以利用资本逻辑、科技逻辑和市场逻辑来克服西方反华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逻辑。”
他表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
如果中国践行单边开放，那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当局就很难封杀其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本和企业。
郑永年进一步强调，美国当局对华政策难转变，但美国由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组成。
“白宫想脱钩，但华尔街资本、各农业州不想，中国向美国单边开放是主动分化西方政治、资本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手段。”
“下一步，需要推进围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高水平开放，继续和国际规则对接；在对接的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在参与的基础上，争取规则制定权。”
郑永年在采访中强调，单边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精准推动，确定优先事项，由点带面实现先试点后推广。
他指出，扩大单边开放也是自身进步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可以获得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发展资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有许多开放的成功案例。从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再到单方面免签政策等等。此外，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等方面也均结出硕果。
他表示，“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放本身就是给世界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同时也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
香港《文汇报》2024年7月25日A2版｜郑永年：扩大单边开放规模应对脱钩断链逆风。
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对三中全会的理解，需要“两个既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维度”，一是历史维度，一是国际维度。
他指出，当今世界秩序处于混乱之中，
而乱局的根源在于各国都面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自上任以来，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财税政策
他认为，
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均衡发展”。
他表示，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实践层面，中国的经济秩序是一个混合经济秩序，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均衡发展”。
中国一直存在着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国民混合资本；就企业来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民混合企业。
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三层资本或者这三类企业均衡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即便某些时间段，市场被遏制甚至被消灭。不过，这些时段的做法也仅仅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危机，历时不长，之后又恢复市场和政府相对均衡的状态。
就此而言，
三中全会《决定》所要实现的“均衡发展”既反映了对今天世界经济高度失衡的考量，又是中国传统经济哲学的创造性延续。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通过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形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对此，郑永年指出，高质量发展便是均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统筹协调发展。
在经济领域
，《决定》强调的是增长。《决定》关切的是解决两个大方面的问题，一是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二是调整政府与企业关系——前者的核心是改革中央地方税收关系，让地方有积极性和手段来追求增长，后者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给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和手段。
在社会领域
，《决定》强调的是公平。《决定》着重民生与社会保障，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综合改善民生。
在政治领域
，《决定》注重的是“治理效能”。《决定》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可以说，体制和机制改革涵盖和贯穿了所有改革开放的领域。
郑永年在文章中强调，如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领域，政府起不到更好的作用，那么要推进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会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
“只有政府在社会领域发挥更好作用的情况下，市场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