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词的疑案始于余嘉锡以文献源流意识重审此作的产生与传播过程。余氏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指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珂编纂的《鄂王家集》中，亦不见于“宋、元人之记载，或题咏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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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早著录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中。徐书当据弘治年间赵宽所书西湖岳坟词碑收入此词，而赵宽又“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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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满江红》词在传播史上存在南宋至明中叶的“空白期”，成为其真伪之争的关键议题。
在论争的过程中，《满江红》词的文献源流愈发清晰。王学初《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文史》196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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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论岳武穆满江红词》（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主编《斑苔学报》，1964-1965年第2期）先后指出，《满江红》词最早见于载籍并非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而是汤阴典教袁纯在景泰六年（1455）编写的《精忠录》。证真者还进一步发现《满江红》词具有更早的石刻文献来源。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和王清波、司丙午《岳飞〈满江红〉词考的一个重要例证》（《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几乎同时刊布了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阴县岳庙中天顺二年（1458）春二月“庠生王熙”所书《满江红》词碑刻，远早于余氏所言赵宽所书西湖岳坟词碑。
随着《精忠录》版本研究的进展，近来研究者得以廓清《满江红》词在石刻与刊本之间的文献环流过程，从而为辨伪派提供了具体而微的论据支持。张延和《〈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文献》2022年第6期）指出，《满江红》词不见于袁纯所辑《精忠录》初编本，成化五年（1469）由汤阴知县尚玑主持《精忠录》初刊时方增入，所据或为庠生王熙所书词碑。其后杭州府官员先后两次主持了《精忠录》的递编重刊，后者的主持者可考知为太监麦秀。此前张政烺《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已指出，弘治十五年（1502）正是麦秀指示赵宽书写《满江红》词以刊刻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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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辛德勇在此基础上，从《满江红》的最早文献来源即天顺二年（1458）王熙所书碑刻与《精忠录》初刻本皆作“朝金阙”入手，指出“金”作为敌国国号为宋人避忌，且徽宗的教门尊号含有“金阙”二字，“朝金阙”所含歧义易为高宗朝廷所忌，论证此词非岳飞所作，当出于明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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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古书辨伪法之六云：“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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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文献溯源工作使《满江红》词出现于纸本与石刻文献的节点愈发精密，但仍未从根本上超越余嘉锡疑伪的底层逻辑，也即《满江红》词文献流传线索的缺失与不完整。对证真者而言，除非能从正面提出坚实的论据，否则无法消除疑罪。对疑伪者而言，受限于材料，词作赝制的具体历史情境尚付阙如，也就难以彻底说服执着于证真的一方，如陈斐《再说〈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撰》（《中国艺术报》2023年2月24日）便援引“考据的‘无罪推定’原则”，认为“在没找到确凿的‘伪撰’证据前，我们最好相信前人的学品及判断”。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书影
证真派也曾努力从正面打破“空白”期的尴尬，试图寻觅各种材料证明《满江红》词曾见诸宋元人记载，然而这些新证最终又被证明皆不成立。饶宗颐《论岳武穆满江红词》（1964）据清初御选《历代诗馀》、沈雄《古今词话》和冯金伯《词苑萃编》所引《藏一话腴》记载岳飞《满江红》，论证此词见于宋代文献，为岳飞所作。其后梁志成在《〈满江红〉词非岳飞作又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中检诸《藏一话腴》各版本，均无论及《满江红》数句，指出其为沈雄《古今词话》引录时臆添，而沈书又为《历代诗馀》所转引，实不足为据。其后梁的意见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一文中又以饶氏论据为“新证”，以证此词为岳飞真迹。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更重申郭氏论据，还另提出清人《宋稗类钞》引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有此词。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郭、王二文所涉“新证”进行系统考察，在梁文基础上指出“《古今词话》、《历代诗馀》引文常篡改妄增”，又从版本比勘、编纂体例和态度上论证《宋稗类钞》中关于《满江红》的记载当“据明清传闻补入”，以证其不足信据，堪称定谳。
论争双方还引入与《满江红》词存在借鉴化用关系的文本，试图从侧面为其传播史补白。证真派寻找宋元明文学作品中“化用”《满江红》的词句，以证明其为岳飞所作，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如唐圭璋《读词札记·宋邵公序赠岳飞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引明陈霆《渚山堂词话》所载宋邵公序赠岳飞《满庭芳》本事及《满庭芳》词，认为“词中‘笑谈顷、匈奴授首’句，显然是檃括岳飞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1982）则较早注意到疑为元杂剧的《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的《女冠子》词，认为“显然是从《满江红》演变而来”。其后康保成《岳飞〈满江红〉词在元明戏曲中的衍变》（《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从《女冠子》词和关汉卿《单刀会》对《满江红》的化用，论证《满江红》词在元代已有。还有学者以岳飞其他作品中的词句、思想与《满江红》词互证，以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为代表。近来张志成《〈满江红·怒发冲冠〉之文本溯源》（《名作欣赏》2017年第36期）、王瑞来《另辟蹊径辨真伪——再谈岳飞写作〈满江红〉词的可能性》（《光明日报》2023年3月20日）则在邓文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例证。
然而辨伪派同样利用前人诗文中貌类《满江红》词的片言只句，反向推出其为明人赝制《满江红》词时所取资和改造。如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引余嘉锡疑伪的结论，指出“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而浑成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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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旁征博引《满江红》词所点化的数首宋词为证。朱志远《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中国诗学》第29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亦赞成钱说，认为“此词杂糅了前人词作如宋词、元曲等相关词作句法，在明代中叶另行创作而成”。
这类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双方多将词作拆解为一条条孤立的语料，采用碎片化、拼盘式的溯源方法，导致论证失去规定性和可验证性。其溯源方向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所预设的文献的先后源流关系，具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即以浮动未定的《满江红》词的创作年代为坐标去定位相关作品，进而判断《满江红》词与其他文本之间线性的源流关系。如陈斐反驳钱锺书证伪的思路所言：“古人作诗，惯于‘偷语’‘偷意’‘偷势。我们亦可用他的这种‘挖脚跟’之笺疏法，‘证明’所有的诗词包括《槐聚诗存》中的诗都是伪撰的”。其实同样的论据，在证真派看来是《满江红》在后世的影响，在疑伪派看来却可以是其借鉴和改编的对象。相比之下，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2009）一文将《岳飞破虏东窗记》与《满江红》词作整体结构和内容的比勘，清晰地呈现出二者的高度相似性，由此论证明人赝制《满江红》词时真正可能利用到的、较为切近的材料，颇具启发性。
此外，证真者还提出文献流传的缺失在词这一文体上完全有可能存在，试图从底层逻辑上撼动余氏疑伪的理据。王学初《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1962）首先指出“宋人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只见于明人之书者殊不少”的现象。唐圭璋《读词续记·岳飞“怒发冲冠”词不能断定是伪作》（《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则以岳飞另一首《满江红》（遥望中原）历代递藏有序而不见于《家集》为证论其未必为伪作。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文史哲》1982年第1期）又举岳珂未将宋赵与时《宾退录》所载岳飞七绝《题新淦萧寺壁》为证，认为珂于搜访岳飞遗文“不够辛勤认真”，《满江红》词或为遗珠。且不论唐、邓二文所举反证本身的可信度，即就论证逻辑而言，窃以为并不构成对余氏之说有力的反驳。余氏在《辨证》中已假设了万一存在岳飞真迹为岳珂所遗漏的可能，而唐、邓所举例证恰恰落入了余氏所谓“如其有之，而为珂所不及见，亦当先见于宋、元人之记载，或题咏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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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且辛德勇指出，邓广铭误判了《宾退录》的刊刻时间，其刊刻远在“岳珂相继两次重编再印《岳武穆文集》二十多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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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这一反证不足以动摇余氏整体的判断。至于王学初提出所谓的词学文献流传的特点，疑伪者对此亦有批评。辛德勇指出，若《满江红》词真为岳飞所作，则其作为岳飞心曲的特殊影响力，意味着此词在传播范围和文献存录方面的巨大优势，不可以“文献流传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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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
回顾《满江红》词在文献层面的真伪之争，围绕此词文献流传线索中的“空白”，论争双方主要从“辩证其见诸文献的节点”“寻觅打破真空期的断片残迹”“抉发词作流传线索缺失的可能性”这样三条路径展开对峙。其中路径“辩证其见诸文献的节点”可视为在余嘉锡疑伪框架下对所用文献材料的细节推进；路径“寻觅打破真空期的断片残迹”从新材料入手试图打破余氏疑伪的基础，提出所谓“新证”，但均为昧于文献学的基本原则而致误；路径“抉发词作流传线索缺失的可能性”则从底层逻辑上质疑余氏，然而证真者持词体流传的特殊性为说，疑伪者则以经典文本在传播史上的特殊性反驳，二者均未能成为文献学领域的通例。因此，《满江红》词在文献路径下的辨伪，其限度在于从传播史上的空白期提出质疑，而无法最终彻底解决问题、形成定论。在这一思路笼罩下，论争双方最终陷入了疑罪从有还是从无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