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去依附：亿万农民救中国

谢谢40人论坛的邀请。我今天的发言是要尝试着讲好“50”“80”“10”三个年代发生的中国故事。原来想等2010年以后这第三个年代过完再讲，现在有这个会，就先跟大家做一个扼要汇报。演讲题目是“亿万农民救中国”，顾名思义是讲三农问题，大体上用中国人做经验归纳的“起承转合”来形成理论上的“格物致知”。从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来看，相关的理论体系确实需要重大调整。

大家知道，民国在1948年有一个重大的深改，也是美国人帮助搞的——借入4800万美金作为货币发行依据，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主权货币体系。但，这种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4个月就崩溃了，民国随之恶化了长期通胀，从而导致军费占比高达80%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能维持；于是现代金融与财政的失败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主要是民国政府没钱给军队发饷了。

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担架），打个白条就可以了。当年解放战争的时候给农民打的白条直到2007年还发现有没还上的。这些事情在理论上都有深意。

那个时候传统农村没有现代金融，却能够靠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但，共产党刚一打进大城市，立即遭遇到民国政府的问题——必须每天都要有财政开支才能维护城市管理。民国的军队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开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医疗、街道卫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财政维持。于是，时所必然地发生所谓国初危机，主要是指1949年解放之后共产党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严重的财政赤字！虽然比民国低大约10%，但新政权赤字率仍高达70%以上！于是，新政权为了保证财政开支，只能增发货币。但国民党在离开大陆的时候把所有的黄金和外汇全部带走了，发出了的货币只能是毛票子！

所以，国初当时第一大危机就是旧政权放弃主权币制造成的恶性通胀不仅没被革命中断，反而在夺取了大城市之后延续为更严重的恶性通胀。

此时，若继续按1947年确立“新民主主义”给定的、与一般发展主义无异的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的既定方针办，则这个新政权肯定难以维持。虽然共产党明确要发展私人经济，但是在恶性通胀压力下任何实体企业都没有利润可言。实际上，所谓脱实向虚不是现在发生，在高通胀的1940年代末期已经是私有制经济脱实向虚，生活物资囤积居奇、股票市场多空炒作……那确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若然，则国初危机是不可挽救的。

那该怎么办？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88%的传统二元结构，1947年共产党就开始搞土地按人均分的“均田制”，使占总人口88%的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客观上使得新政权只需管理不足12%的城里人。可见，这个历朝历代开国之君都屡试不爽的“均田免赋”这个国策，在国初只做了一半（均田不免赋），结果却是亿万农民救了高通胀之下的财政危机。

具体看，因为一旦土地到手，传统小农经济都要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也就是土地面积扩大，那就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恰逢私人资本脱实向虚之际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哄抬物价，新政权正在从上海到武汉的大城市里打“三白”战役，政治上就被认为是在跟共产党争夺天下。这时，新政权通过全国土改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三白”供给用于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囤积居奇的私商破产。与此同时，农民出售农产品还吸纳了大约一半的超发货币，为了买地还把这些毛票子储存到银行不进入流通领域，这就间接地帮助人民银行吸储回笼的同时帮助新政权极大地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帮助共产党压低了城市物价和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从1948年民国金圆券改革造成的这种恶性通胀危机压下来了。

这个故事过去没有谁认真讲过，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从头讲起，不能中间截断了再搞另一套英雄史观。

从国初到改初，农村的做法一脉相承：毛泽东的土改是为“起”，邓小平的土改则为“承”。1980年代名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表述一口气读下来有难度，实质是“大规模动存量”的财产关系调整——按农民人口均分土地到户的“二次土改”。

中国经济50、60年代先后被美国和苏联封锁，借鉴萨米尔阿明的理论，1960年之后中国进入完全“去依附”时期，其中会有对失去依附红利的“错觉”和实现去依附的成本。据此可以认为，60-70年代的普遍贫困是中国维持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所带来的制度成本，由此加剧了原来全盘苏化时期形成利益群体对依附红利的“错觉”，并延续而为今日思想界之混乱。

从7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利用尼克松访华之前放松对中国封锁的机会，开始引进外来技术和设备调整工业结构，这就造成了引进外资的成本，即120多亿美元的负债。其实70年代任何引进外资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国也同样，直接表现为1974年超过百亿，1979年突破200亿的财政赤字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产业资本其实没法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都不够，于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就业不足；这时又有“让步政策”让数千万知青回城。我们一代人有幸遭遇了几次大变故，1980年那次得到大回城的好处，但是回了城却无业、无家、无老婆……遂有第一次被城市承载大危机硬着陆代价，也因此，催生了放权让利为主要内涵的改革。改革不是谁拍脑袋就拍出来了，实质上是应对危机的产物。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次又是农民救中国？因为就和毛泽东当年土改一样，邓小平也给中国农民分了一回地，内容一样，但叫法不同。与上一次的差异是什么？主要是解放了农民这个第一生产力进入乡村工业化，出现史无前例的内需拉动型高增长。

因为第二次土改时农民人口占85%，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大包干之后政府又不用管农民了，国家对三农的财政开支下降到低于3%，极大地缓解了赤字压力；而农民却说“有吃有喝不找你”，没有任何怨言更没有上访闹事。另一方面85%以上的出口创汇来自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加工品，农村轻纺原材料的增长和社队企业出口都成为缓解国家外债压力的主力军。

由于政府给农村赋予了自主发展权，并且在1979年正式实行了“双轨制”，很快造就了农村百业兴旺带动内需拉动增长。

大包干之前，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加之基础教育普及，干部群众在“五小工业”为代表的社队企业发展中初步有了工业化经验；一旦政府放权让利，带动的就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和农业多种经营，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乡村百业兴旺——乡镇企业兴起并很快达到两千万多家，不仅创造了大量出口换汇减少了国家的外债压力，而且形成巨大的对城市工业的拉动，然后带动了农村城镇化而非城市化。这是中国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次内需拉动型的增长。一般讲四十年改革，更多是说92年以后的事。以前呢？也许因为有过一次88年的滑铁卢，就不再讲80年代了？或者，仅仅把80年代归结为家庭承包，不讲乡镇企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尽管中央2005年以后强调城镇化，但却没人真正把80年代的城镇化当成中国故事中的重要内涵。

归纳一下：伴随着乡镇工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化，带动40年改革时期唯一靠内需拉动的10年增长。我们都讲的三驾马车，请问内需驾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向农民放权让利的那个80年代。

据此看，谁缓解了1979-1980年外债危机？中国农民。

再说“转”——2010年代国家生态文明转型还是要靠农民。生态化的内涵是多样性，三级台阶五大气候带覆盖下“十里不同风”的农民最有条件转向与自然多样性结合的多业态的乡村复兴，实现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产业化”和“生态资本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