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随风飘浮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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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曾告诉我，外公是颗不安定的种子： 有时掉落土里，长出了根，就成了大树；有时随风飘扬，去了连自己都忘记来路的地方，就此归落天涯。

外公生于 1905 年，日本明治时代后期。「二·二八事件」，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之前，他以生为中国人为荣，之后以中国人为耻；之前，他的生命充满了勇气，之后他活于恐惧之中。

「二·二八事件」时，他才 43 岁，但事件闯入了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我的外公，也等于提早结束了他的人生。 爱发议论的他，从此不言不语；呼朋引伴的他，落寞晚年。

连断气的那一刻，都是孤伶一人，没有亲人相伴，头点下，瞌眼，终结一个不幸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生。

外公的家世太好，以致他过度浪漫，不知世道险恶。 台中自由路的老家，连楼梯木作都是福州师傅讲究打造的。外婆常感慨，他一生没有钱的概念，甚至忘却自己有妻小这回事。

1905 年出生的孩子，长到 15 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他先依父亲指示，表面上买了船票到日本进修，没多久即想尽办法从日本再搭船到上海，「投奔祖国」修读中文学校。 我的外公，正如同一个世代的赖和、杨逵，不甘屈身于日本殖民地下当二等公民。 20 岁的他，不只毫不迟疑地投靠「祖国」，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外公少年时便极有主张，毫不迟疑只身「投奔祖国」

他富有的盐商爸爸，知晓此事，发一份假讣闻电报，内容简单无比：「爸爸死了，回家奔丧」。外公匆忙收拾行李，边搭着船边哭着下跪，望向台中故乡的方位。直到抵达基隆码头，接他的长工告知，才知晓这是父亲制造的骗局。

我与外公并不亲，他在我 4 岁时，一人孤独地坐在椅子上，气绝身亡。从「二·二八事件」发生，蒋介石派廿一师至台开始屠杀，外公避躲南投山区、坐牢、吐血、崩溃，至身亡断气，时间约莫长达 14 年。

这 14 年里，他最好的朋友杨逵入狱火烧岛；他最疼爱的七弟，因着他的关系，担任谢雪红秘书，21 岁的男孩，永别了父母家乡，逃至大陆，终身音讯渺茫，死于文革。

外公躲过了一时屠杀浩劫，却躲不过终生的自责与悲怆。 出狱后，晚年的外公夜里哭喊弟弟的名字，有时则像发了疯，大叫「有人要抓我」。白天他逃不过心里的煎熬，经常大赌，赌到家里数十万现金，只剩不到一万。

我的外婆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无法理解大时代的残酷。目睹家道一夕之间崩落，人生第一次愤怒地高声责骂不负责任的丈夫。外公就在外婆的骂声中肺病发作，吐了满身的血，血喷满地，染红了这个家庭从此不祥之路。

自此外公一个人住在客厅隔出的小屋里，美其名避免传染家人，实则是整个家对他的回避。

在一个占地 200 坪 （一坪约为 3.3 平方米） 的日本式大宅子里，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发生。

▲ 最为疼爱的七弟何集淮（右）的遭遇与自己脱不了干系

外公（左）陷入终身的自责

接着我出生、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年幼开始有记忆之事，便是外公弯曲的背影。我出生的时候， 外公帮我取了一个原名「陈文雪」，我弟弟出生时也是他取名「陈文逵」，一个纪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谢雪红，一个纪念他坐牢的好友杨逵。

我的妈妈虽是外公最疼爱的女儿，却因从小家境太好，初高中已坐黑头车上学，没一丁点父亲左派的遗传。她嫌弃「文雪」像「菜市场」的俗名，便从翻译小说《小妇人》里找了一个「茜」字，可惜此字看起来虽然时髦，但真念对的人少极。小时候，老师总念错我的名字，成了「陈文西」，更土！。

外公虽过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里。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书桌上写功课，磨老砚台，或躲桌脚下，啃读张爱玲小说。 有时会听到关于外公的闲言闲语，外婆从不说清。

阿姨们曾说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儿，「谁嫁给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给猪吃了」。但外婆又说，他像神经病，老爱秀没人听得懂的上海腔国语。

在我家装藏古董的和室空间里，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里装着来自中国的银制小盘、贝壳小鱼、铜器古董，还有小时候我无法分辨好坏的卷轴国画。

外公独占的书房有中文书籍，中文杂志，墙上挂着李石樵人像画，现在若留着，大概值数亿吧！外婆说，李石樵每喊穷，外公即买一张画，而谁来家里喊喜欢了，就送谁。

▲ 我的名字，原本取自外公最敬重的 台湾女革命者谢雪红女士

杨逵晚年遇着我，听着我是「何集璧」的外孙女，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起当年外公与朋友创办台湾第一本文学杂志《台湾文艺》时，外公力排众议坚持非找杨逵当总编辑不可的过程——外公为此特地上山找着了砍柴的杨逵。 杨逵说，没有我的外公，就没有《送报夫》这些小说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