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我们与他们：19世纪早期中国民众的对外认知

勿食我黍 · 公众号 · · 2024-12-05 14:56

正文

作者｜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 - 2006）

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

1 841年5月，当英国人进攻广州时，清军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守城部队懒散地呆在这座城市中时，惊慌四起。当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谁来保卫这座城市？紧张状态不断增长，直到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突然引起了大众的惊慌。又惊又怕的奕山，从水边的小艇中爬出来上岸时，一群苦力正在大佛庙前的一个街头摊子上吃饭，看见奕山，就放下碗，跑到奕山的随从前面，挡住奕山的去路。他们要知道钦差大臣打算怎么办来拯救他们。奕山对这些庶民的冒犯行为十分震怒，他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手下抓住几个讲话的苦力，就地正法。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看到苦力的头颅滚入河中，由于恐惧、惊惑而四下逃散。

城市陷入了混乱。许多人随着逃兵跑出了城门，另一些则去抢商馆。乡勇和八旗军之间也发生了战斗。一名中国官员报告说：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

城里的许多市民都哀求官员们谋求和平。梁廷枬写道：“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

克尽职责的在城外的绅士对城内的景象感到厌恶。一些人提出派乡勇进城，但当局怕引起更多的骚乱与抢劫，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就没有别的依靠了。谁知道一旦英国军队从高地进攻广州会出现什么情况？绝望中，签订了赎城的协议。

虽然地方上承认了这笔主要由公行提供的赎金，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得中央认可的措施，“贿赂”之事并没有告诉朝廷。相反，还编出了地方如何英勇顽强的“故事”来掩饰失败。北京确信，继续敌对，只会给那些地痞们以抢劫、焚烧城市的机会，就像他们已抢过商馆一样。皇帝所关心的是，夷鬼并未获胜。如果英国要使北京屈服，就要把战事引向北方。

在地方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一方面，英国人已撤走，时间一长，农民们就编出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记得，是那些高级官员——多数为满人——卑怯地同意了赎城。这样，一个新的传说产生了：广州人确实打败了英国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剿灭他们，就被自己的“叛徒”长官出卖了，后者是同城里的商人们串通好的。这种信念也许是日后仇外运动的最重要的简单动机。它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官员，以后只要对夷人采取温和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通敌、不忠等等。

后来不久，当余保纯去付部分赎城费时，他不得不化装，秘密会见义律。他十分担心，如果他被人发现来交这笔钱，那就会有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在人民的眼中，余保纯及其他官员已经是卖国贼了。农民们带着对统治者的嘲笑和轻蔑，唱着：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

八千斤未烧，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央集权主义是自满自足、无忧无虑的自然结果。但是，对蛮夷又并不总是像对野兽那样感到放心，因为他们是叵测的、危险的。这种可怕的偏见被固定化了。与蛮夷通商使官员们不安，但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商馆地区，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样，老百姓也怕蛮夷的不可测度，可是把这些大鼻子欧洲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精神上的限制，也缓和了他们的担心。

翻开19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外国使节的个人特点。当然，“公文”总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简单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面孔，没有个性。除了整体的特征之外，什么也没有。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

外国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即所谓“淫”。每年，粤海关监督总要照例告诫夷商，不得雇用年轻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满足他们好色的本性。外国妇女亦不准进入商馆地区。1830年4月，几个英美妇女无前例的首次到达，几乎酿成全面停止通商的结果。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这些文化形式又带有威胁的外观。“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个“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蛮夷都是图利的。从这个观点到对经济剥削的恐惧只有一小步。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

蛮夷都是淫荡的。由此发展到真正的性恐惧也只有一小步。性仇视总是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对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南方黑人处以重罚，对其性放荡的可怕谣言，就是一证。再如，纽伦堡法令和令人恐怖的纳粹死亡营的“消毒实验”。还有，在台湾的“妓院区”，那些更富魅力的高级妓女一旦同美国兵发生了交往，中国顾客就不再理睬她们。我们已经看到，外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是怎样地激怒了三元里的农民。据对所有资料的考察，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英国军队，通常是印度士兵，调戏当地妇女的传闻（尤其是印度人黑色的皮肤使那些已有偏见的中国人震惊）。八年以后，在入城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位英国观察家认为，大众最多的指控仍是这类性的指责。在此后风行华中十二年的反基督教宣传，总是证明外国宗教是淫邪的，指责鬼子的传教士使用魔法诱惑中国妇女，使她们的丈夫无法得到性的满足。简言之，在中国，早期的排外与性的歇斯底里是一致的。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原的意识有关。这种始原造成了我与他的不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广东人排斥外国人的运动，不是孔学的朝贡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1841年后，温和的文化形式变成了种族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还不是全国性的。广东人的“我们”，是同广东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就是这个省，甚至是广州城，讲“同样语言的人们” 。这是在本来意义上的排外：惧怕外来人，所有的外来人。1841年春，当湖南军队开进广州城时，当地的绅士们劝说当局不要让这些士兵离开城市，因为据说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患有梅毒。当这些士兵趁夜晚溜出城后，到处传说着他们与广东妇女睡觉。于是，南海、番禺的乡勇决定袭击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湖南人被抓住后，就被杀死，“尸体堆积”。逃跑了的在城门口又被追了回来，乡勇们大骂这些人是汉奸。

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他各种忠贞对象太多了：村庄、亲族、土地甚至方言。中国人受害于德国人所谓的“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

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广东人特别好斗，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习惯都是奇奇怪怪的。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碎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排外的省城对日后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重要的调节器。谈到“广东人”和“蛮夷”，就必须与“汉人”、“满人”相联系。孙中山的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那种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一点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其中，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绅士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这一事实说明，绅士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如何的重要，对于任何比村民扔石子更高明一些的事情是如何的重要。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更广泛的如“民族”、“汉族”等忠诚观念，农民是不会个别地激动起来的，除非是反对旧有观念中的“猪猡”或“强奸犯”。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

—End—

本文选编自《大门口的陌生人》，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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