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第一任女校长谢希德的至暗时刻与求真之旅

1937 年左右的谢希德，在随家南下逃难的途中，大概尚来不及设想自己未来命途的波折反复，也来不及回想自己在幼年生活中在勉力工作父亲的影响下所养成的对读书的热爱。正值豆蔻年华的谢希德，并不像同时代那些著名的民国名媛一样流连于文艺聚会和社交圈，生活尚未在她的灵魂中烙上时代特有的印记之时，她就被大时代如暴风般裹挟着向前进入了至暗时刻——在南下至贵阳时，十七岁的谢希德罹患了骨关节结核病。彼时尚没有治愈可能的结核病，只能由医生为患者腿上打好石膏，让病菌自然坏死。谢希德就这样带着石膏，在床榻上躺了四年。这是中国风雨飘摇、家园破碎的难以言述的四年。

从背诵手头仅有的英文字典，到反复翻阅父亲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书籍，她在四年的时光里用阅读和思考最大程度地充实着自己的生命。她儿时青梅竹马的伙伴曹天钦在四年间于异地给她寄来了克制而真挚的信 件，在那一封封厚厚的信件之中，除了来自于学术知己之间对于数学公式的切磋讨论，还有来自曹天钦腼腆而羞涩的默默挂念和恋慕，这一来一往于乱世中的通信，一写就是八年。期间，谢希德通过自学考上了厦门大学数理系，右腿因为骨关节结核病不能弯曲而落下了终生的行走障碍，而身体的苦痛并没有阻挡住年轻的谢希德前进的动力。也许是物理，也许是来自曹天钦的爱情，这些都支持着谢希德于纷飞的战火之中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

少时的谢希德在贝满女中的同学回忆中一直是一个“读书认真且学识渊博”的人。在她看来，“读书是我最大的兴趣，只有读书可以使我忘掉病痛，让我的生活充实。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她的确也将读书这件事践行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1946 年她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被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录取，边担任助教 边开始继续了硕士的学业。彼时她的父亲谢玉铭应友人之约前往菲律宾谋职以期提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只是这一别，便从此与家人天涯远隔，直到离世再也未与全家团聚。彼时的谢希德也不会预知到在几年后的未来，当自己决定从美国归国之际，因父亲强烈的反对，再加上时局弄人，便真的一生未再与父亲相见。儿时她沉浸的父亲书房，终究也只停留在了她的记忆深处。

1949 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的谢希德，选择了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跟随莫尔斯和阿利斯教授进行高压态氢恶阻光性理论分析，两年后，她以该项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在全身心投入学业研究的同时，她也在课外为麻省理工的气体放电实验室做一些理论计算的工作来维持生活。而在攻读博士期间，一直活在信件中的恋人曹天钦在出发去英国深造前终于向谢希德求婚，时间和空间并未成为这对灵魂伴侣的障碍——大约 在灵魂共鸣到某种高度之后，其他一切的外部条件都变得微不足道。这对于大时代下默默相恋的学术伴侣，终于在各自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1951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在美国的理工科留学生返回大陆，曹天钦建议谢希德以结婚为由从美国转道至英国，举行婚礼之后再双双返回大陆。三十年后，历经了数个动荡时代的曹谢伉俪最终没有抵过命运的安排，曹天钦于 1987 年一病不起，瘫痪于病榻，谢希德在悉心照顾八年后，丈夫还是离她而去。

1952 年，当谢希德和曹天钦返回中国之际正值文化空白百废待兴的时局，舍弃了在美国大好前途的谢希德甘愿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担任薪资并不高的讲师一职，彼时中国大陆高校的高精尖技术数据库与经验几乎为零，而谢希德利用五年时间开设了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六门课程，为这些全新的基础课程重新编写了教材和讲义——这在今天由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谢希德仅凭一己之力便超量完成。1956年，她被国务院调到北京大学联合筹建半导体专业组，与北京大学的黄昆及吉林大学的高鼎三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黄昆任教研组主任，谢希德任副主任，经过一年的通力合作之后，专著《半导体物理学》于 1958 年出版，这本开山著作直到今天也仍是半导体物理学科的专业经典教材。在这个培训班中诞生了包括王阳元、许居衍、俞忠钰等一线青年科技工作者，说这个专业培训班是中国半导体的“摇篮”也毫不为过。 在教学建树上，她在之后的十年间更是编写了《固体物理学》教材，一直到1980年代都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在科研方面，几乎与教学并列——谢希德于1958年创办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她坚持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并重，为上海乃至全中国半导体工业发展培养了一支得 力的队伍。在1965年冬，她作为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英国物理学会固体物理学术会议，这在当时西方冷战视野之下算是极其罕见的存在，在苏联的物理专家纷纷效力于军事或太空科技行业时，在东西备战核弹军事竞赛时，谢希德偏安一隅为基础物理学默默效力。但好景不长，谢希德也被卷入了不久后全中国自上而下的激流之中无法自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希德的科研权利被剥夺，等待她的再也不是实验室和讲堂，而是昏暗的牛棚与日复一日地清扫厕所。

也就是在同年，谢希德发现自己罹患了乳腺癌......我们很难在今天猜度到当时的谢希德是以何种心情和姿态面对命运，我们只知道在十年之后，她和丈夫以及儿子沉默地熬过了文革十年，十年之后，在1976年北京召开的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她竟然拿出了能带计算结果的报告与各国学者进行交流......我们无法想象是什么支撑着谢希德在暗 无天日的白夜里还能够始终坚持与理想对话。1980 年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东西冷战的铁幕也似乎松动了一些，谢希德于 1980 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接着又获评美国史密斯学院和纽约学院的荣誉博士；而在1983年她又被选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似乎世界在急着补偿她于过去十年的悲伤和痛苦——荣誉及肯定接踵而来，所幸谢希德态度一直宠辱不惊，如她在过去十年的隐忍中所做的演算一样，在鲜花着锦的时候她依然所有的精力都在研究之中。

1985 年，作为复旦大学校长的她意识到中美之间在研究上的落差和缺陷，便于同年2月在复旦成立美国研究中心，以此为起点的之后十年，这座机构作为教育和研究基地对美国及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重点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为破冰后的中美关系服务。人生最后二十年中的谢希德，似乎全身心投入到了教育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之中，自 1983 年起她定期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回到复旦之后再为全系师生做讲演和介绍，除去本职研究，她还做许多有关其他学科，教育、妇女权益、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方面的报告，经她的手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留洋深造的学生。据她的学生宋传祺回忆说，在后期她积劳成疾已明显体力不支时，依然还坚持亲笔给学生写下长达三页的推荐信，似乎在谢希德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