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
（蒋立冬 绘）
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商伟教授，研究课题以元明清戏曲小说为主，涉猎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阅读史等领域，已在中国大陆出版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三联书店，2012）。近年来，他的兴趣集中在明清白话小说戏曲评点上，新著《评点与图像：〈红楼梦〉现象及其它》即将出版。同时，他也在写作一部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专著，已经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
在商教授看来，《金瓶梅》虽然可以被视作《水浒传》的“补作”， 却“带给我们一个商业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世界讲述的是被《水浒传》扼杀的故事，遵循的是日常化的、市井的逻辑，以看似记流水账式的巨细靡遗的小说叙事，全方位地呈现了一个庞大的晚明社会，因此，他将《金瓶梅》称为“百科全书体小说”，“这样的作品定义了一个时代，是不世出之作”。
采访︱郑诗亮、石伟杰
您近来发表了好几篇关于《金瓶梅词话》的文章，最长的一篇是“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开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部《金瓶梅词话》（此后简称《金瓶梅》）偏偏从《水浒传》的武松打虎和杀嫂复仇开始写起？这也是学界和读者关心的问题，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商伟：
我们讲小说史，通常认为董说的《西游补》是最早一部“补作”体的小说。实际上，《金瓶梅》出现得更早，依照当时文人的阅读习惯，也可以把它当成《水浒传》的补作来读。中国文学中很早就有“补亡诗”，补写《诗经》中“有义无辞”的篇章，所谓“补著其文，以缀旧制”。这一做法后来也延伸到了小说的领域。尽管《西游记》辞义俱全，但照样可以写《西游补》。
《金瓶梅》也是如此。它写武松为兄复仇，却没有像《水浒传》那样，一举灭掉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是误杀了李外传，被发配孟州。可是到八十七回，武松又回来了，并且如愿以偿，结果了潘金莲的性命。这样看起来，一部《金瓶梅》就是为潘金莲和西门庆多争取了四五年的时间，设想他们当初没有当即死在武松的刀下的话，会在这预支来的几年时光里，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作为《水浒传》的补作，《金瓶梅》讲述的正是被它扼杀掉的故事。它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虚拟叙述（“what if” narrative）。
《金瓶梅》对《水浒传》形成了重要的补充和替代：它把全部注意力都投注在被《水浒传》悬置起来或忽略不计的那个世界上。《水浒》好汉在个人历险的生涯中，也不时会在城坊里巷短暂逗留，或像武松这样，卷入一场始料不及的风波，但他们或无心恋栈，或被迫离开。总之，很快又接着上路了。《水浒传》是一部发生在路上的小说。《金瓶梅》恰恰相反，它所关心的，是被好汉们留在身后的那个定居世界的日常起居和里短家长。
这就不仅与《金瓶梅》的开头有关了，还涉及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关系，不知您是怎样来理解的？
商伟：
武松来自《水浒传》的宏大叙事，是大于生活的传奇性人物，可是一旦进入《金瓶梅》的日常生活的灰色地带，便失去了光环和神力。面对这个“奸夫淫妇”和权钱交易的世界，他根本看不清幕后真相，一味蛮干，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武松横跨这两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水浒传》呈现了一个江湖历险的英雄传奇的世界，而《金瓶梅》却带给了我们一个商业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根据不同的逻辑构造出来的，它们之间难以沟通，也无法共存。
《金瓶梅》清代插图之一
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能够在西方文学中找到类似的例子吗？
商伟：
理解中国传统小说和小说史当然不能拿欧洲小说来做比附，但参照来看，也不失相关性和启发性。梳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发展演进，让我们想到了欧洲文学史上从中世纪史诗和骑士传奇（chivalric romance）到长篇小说（novel）的转变。
这一转变是以欧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堂·吉诃德》为标志的。它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时代，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但饱读骑士传奇的他，非要外出冒险，将书本里读过的英雄奇迹重新召唤回来，结果是张冠李戴，一错再错，最后濒临妄诞和疯狂。显然，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日常世界缺乏一个起码的概念，而这个日常世界却在他扮演的骑士传奇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展示了它铁一般的现实逻辑。所以，这部小说实际上正是通过挪用和戏仿骑士传奇，为自己提供了叙述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反讽（irony）和戏仿（parody）如此重要，它们不只是叙述修辞的手段，而是构成了小说这一文体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
如果与欧洲的情况相比较，《水浒传》多少有些接近史诗和传奇，而不是以普通人为主角的novel。早期的《平妖传》和《封神榜》等笔涉神魔法术的作品，以及《三国演义》这样编年体的历史叙述，与novel就相去更远了。但《金瓶梅》的情况大不相同，它把目光投向了市井背景上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的主角是西门庆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也毫无来历的市井商人，它所写的正是他从发迹变泰到自我毁灭的一部个人家庭生活史。
从形式上看，《金瓶梅》以日常琐事的片段化叙述和人物对话，替代了《水浒传》的源自史传的宏大叙事的情节结构，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无妨说，中国的长篇小说是从《金瓶梅》开始的。它对《水浒传》这一类英雄传奇的频繁挪用和戏仿，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更有趣也更重要的是，它在自身的叙述当中，以最具体、最鲜活的方式，呈现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这一历史转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们之间在内容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在文本上却盘根错节的这一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
《金瓶梅》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关于小说兴起的叙述。
《金瓶梅》清代插图之二
如果把文学上的这一变化，放到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可以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又能够得出哪些结论？
商伟：
的确，“日常生活世界”的转向，不只涉及小说的主题、内容和叙述形式，还与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直接相关。从历史上来看，日常生活世界正是商业化城市发展的产物，可以追溯到宋代。《金瓶梅》将时间设置在宋代，并以叙述的形式，对至晚明而蔚为大观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做出了观察和总结。
任何一个时代都离不开衣食住行，也包括了日常生活场域，但“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作品，以虚构和叙述的方式，为它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写照。而小说又并非孤例而已，它本身也构成了伴随社会变化而来的知识、话语和叙述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来源》中特意将“日常生活 ”或“普通生活
”
（ordinary life) 当作一个范畴，来描述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界定。泰勒从宗教改革之后对基督教传统的重新解释开始，强调了它对现世生活的全面肯定。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和生计，另一方面是家庭与婚姻。在这一领域中，传统贵族社会的价值与秩序都发生了颠倒，至少等级阶序被拉平了。普通人的生计与商业行为，以及资产阶级伦理，也获得了肯定。
泰勒对日常生活的建构持积极评价的态度，认为它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我们或许先别急着做判断、下结论，最好还是把它问题化。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来处理与现代个人、家庭和社会密切相关的重要诉求，也提出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条件都有所不同。
在有关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的讨论中，京都学派的“近世中国”说，大家都很熟悉。中国自宋代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包括贵族制的终结，“庶民”社会的兴起，尤以商业、长途贸易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动力。那么，经典的儒家价值观念，如何对一个日益城市化、商业化的社会产生制约作用，甚至确保它自身的相关性，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如何，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儒家社会想象，与新型城市的社会构成和居住结构，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场域中，人的行为、商业活动、社会交往、家庭婚姻性别、物质生活与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道德伦理的敏感性和“情感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金瓶梅》对一个商人和他的家庭提供了小说体的人类学志报告。在这方面，它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您在另一篇文章中，从晚明日用类书的角度来谈《金瓶梅》的文本生成。在您看来，当时极为繁荣的商业文化，在这方面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商伟：
我使用日常生活世界的说法，实际上来自明人的自我表述，也就是以晚明的日用类书为参照，来理解《金瓶梅》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描述，并因此将《金瓶梅》称为百科全书体小说。这样的作品定义了一个时代，是不世出之作。例如，《金瓶梅》广收博取，囊括了不同的文字风格，并且征引或涉及了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当代文体，所以它是“书中之书”，“小说中的小说”，并且具有极强的“当代性”。日用类书是当时日常生活的百科大全，可以帮助解释《金瓶梅》所展现的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及其知识构成和隐含其后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关于明代小说，尤其是《金瓶梅》与当时的日用类书的关系，已有一些学者做过研究。这些类书包括《三台万用正宗》和《万宝全书》等等，沿袭了宋元时期的《事林广记》的传统，但又自成一体。《金瓶梅》在呈现日常生活世界时，与它们共享了流行的知识与文本资源。因此，小到宴席上的笑话、歌曲和游戏，大到“子弟文化”的技艺构成与生活方式，都全部融入了《金瓶梅》对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尤其是西门庆和他的结义兄弟——的描摹刻画之中。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日用类书把日常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并列起来，供读者选择使用，如同在市场上分类摆摊。它提供的是一个缩微版的城市商业生活的景观，与读者多变的欲望和需求成正比。所以，上一卷还在那里教导儒家礼仪，下一卷却在《青楼轨范》的标题下传授与妓女周旋的技巧。如同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同的话语知识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依据的是实用原则，而缺乏一个贯穿终始的伦理价值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这一异质性、多元化的日用话语，与《金瓶梅》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呈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您提到，西门庆和梁山好汉之间的共性是“他们都远离家庭的亲缘关系，因而在儒家社会中被归于异类他者”，在您看来，这些“异类他者”是如何进入小说的视野的？
商伟：
的确如此，他们都是异类他者，但《水浒传》仍然试图以儒家的忠义伦理为它的主人公正名：一方面，宋江还是希望最终进入主流社会，得到朝廷的承认，被政治精英所接受，而另一方面，他所谓的兄弟关系也是从儒家的义的伦理引申出来的。不过，他们虽然打着兄弟的旗号，却试图在家庭的血缘关系和等级秩序之外，去建立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乌托邦的平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又超越了经典儒家的社会想象。《金瓶梅》也写西门庆的兄弟结义关系，实际上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利益同盟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对《水浒传》的戏仿和颠覆。
说到家庭关系，其中包括父母子女兄弟这样的血缘关系，也包括通过婚姻而建立起来的夫妻关系。《水浒传》的好汉视前者为累赘，视后者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而这正是《金瓶梅》大做文章的地方。但西门庆的家庭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西门庆父母双亡，甚至亲戚全无，是一个孤家寡人。作者显然有意切断了他所有的血缘联系，将他置于宗法家族之外，而他自己组织起来的家庭，也跟儒家有关家的伦理想象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