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研究里，J·P·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抛出了骇人听闻的观点：纳粹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大的罪错，希特勒只是做了一个德国人应做的事情。
从事后倒推，似乎法西斯日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跟法西斯德国合作，1936年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1940年结成德意日三国同盟，1941年轴心国正式向美国宣战。日本外务省在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同一时段，也在积极跟苏联示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军部一度放弃对德合作。巴巴罗萨行动之后，武藤章指出进攻苏联是个错误，反而期望纳粹跟斯大林媾和，把他拉入轴心国。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现场
日本之所以最终确定跟从德国，并非因为两国有多大的共同利益，而是两国有最少的纠纷瓜葛。在地缘政治上，日军如果南下，就要跟英美发生冲突，如果北进，就势必冒犯苏联，唯有纳粹德国在远东没有太多势力。希特勒撤走驻华军事顾问（区区二十多人），冻结跟蒋介石的贸易往来之后（德国对华投资远远不及英美），几乎跟日本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不断放出“解放大东亚”“击灭英米鬼畜”的狠话，台面下却很犹豫，乃至优柔寡断。他在等德军占领巴黎之后，才敢踏入法属越南，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后，才试图对苏备战。
“巴巴罗萨”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者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莫斯科在远东部署了30个师，2700辆坦克、2800架飞机。而伪满洲国和朝鲜的皇军加起来，也只有450辆坦克、720架飞机。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走了70%的兵力，30%的飞机、坦克，即便如此，仍保持了足够的战略优势。
东京参谋本部在经过仔细的军棋推演后，绝望地发现，除非远东苏联的陆空军装备减少三分之二，否则就没有胜算。军事上的底气不足，来自于经济上的底气不足，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钢铁产量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煤炭产量不及美国的七分之一，汽车数量仅仅为美国的八十分之一，这还是刚走出大萧条，经济疲软的美国。
统制派应运而生，他们的观点是，抓紧有限的资源，集中建设国防。西式民主国家耽于消费享乐，物欲横流，未必能战胜团结一致的“神国日本”。
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组织化的“统制派”，有的只是一个个零散小团体，“二叶会”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同学为核心，涵盖了15期到18期的人员，“木曜会”由21期到24期学生组成，“一夕会”由上述两者合并而成。第十六期（即1904年）之后的毕业生，错过了甲午、日俄战争，更加渴望建功立业。石原莞尔、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中国人熟悉的日军将领名字，几乎都能在学校花名册里找到。
“陆士”诸团体与其说是党派，不如说是俱乐部，军校学子们一同饮游休憩，虽然也经常谈论国事，总体来说气氛随意，组织生活松散。著名的“三羽鸟之盟”就是，永田铁山结束公务，在巴登巴登泡温泉时结成的。
青年士官生刻意保持“群而不党”的联系，以节操高洁砺许。结党营私那是政客行径，为军人所不耻。他们奉明治前辈为榜样，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意图开辟“第二之维新”。
昭和维新既是对明治维新的继承，也是对明治维新的反动。他们所抨击的对象——萨长藩阀，正是明治时代的开创者，萨摩的海军、长州的陆军辅弼天皇，击败了德川幕府。此后四十余年里，萨摩武士凭借定策之功，垄断军职。
永田铁山来自于长野县的医师家庭，放在江户时代，此类庶民根本无缘于兵戎，明治政府的“四民平等”政策解放了他们。永田十四岁考进了东京军校，天赋远超平辈，分别取得中央幼校第二名、士官学校第一名、陆军大学第二名的优异毕业成绩。永田与陆大第一名小畑敏四郎，陆士高材生冈村宁次并列为“陆军三羽鸟”，前程远大。按照惯例，陆大成绩排前六名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受天皇御赐军刀，进朝则入机要重部，外放则享肥差美职。
就如同唐宋科举制里的天子门生，日本士官生擅长应试，他们只忠诚于最高统治者，而不必服务乡里，视地域主义（察举制/幕藩制）为旧秩序腐朽的孓遗，因此永田铁山格外用力地打击藩阀。他在担任陆大教官的三年里，录取学生里没有一个来自山口县（长州的首府），而此前平均每年都有三到五个山口县学生录取，1923年有17个山口县学生通过笔试，但在面试环节全部被筛除。
永田铁山
表面上那个时代最拉风、最震撼的，是袭杀首相高官的历次“天诛”（1931年滨口首相遇刺，1932年犬养首相遇刺，1936年二二六兵变）。但洗去浅层的浮华血火，历史学家看到，真正做实事的人不动声色。
永田铁山任职教育总监部期间，培养出亲信门徒，转入陆军省后，订立了完整的总动员计划。尽管他的官职仅为局长级别，但在同僚中隐然为首领，甚至能决定上司的人选。当老将宇垣一成脱离田中义一的长州派阀，永田展开一系列行政手腕，帮助他成为陆军大臣，当宇垣实行有异于统制派的政策后，永田又果断地将他拉下马。国际事务方面，石原莞尔奔波于前线，永田铁山谋算于庙堂，开疆万里。相形之下，外务省的亲华友好路线显得怯懦而又可笑。
统制派在各个战场都收获了胜利，但是在大本营面临自我分裂的局面。统制派这个词本身就不是他们所乐见的，永田一再强调不偏不党，却无法阻挡异端的兴起。“三羽鸟”之一的小畑敏四郎，结识北一辉之后，创建了“皇道派”。
政治上皇道派主张扩大选举，文化上弘扬国粹，外交上则亲蒋反苏，除了效忠天皇之外，两派几乎没有共识。统制派的产业政策，在北一辉看来是向大资本家屈膝投降，背叛了维新事业；皇道派深信的东西文明"必有一战"，在永田铁山看来是玄学怪谈，落后的日本必须要吸收欧美科技。
令情势紧张的是，皇道派青年军官冒进轻动，刺杀高官，除了博取“爱国”的美誉，无助于军部扩权。从“大正民主”转变为昭和法西斯的进程中，愤青们犯上作乱举动，显然起了添乱帮倒忙的作用。面对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永田铁山渗透了它，驯服了它，几乎接近完胜。自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后，日本历史上再次出现战略大手笔，永田铁山无愧于“昭和军阀之父”的名号。巧合的是，永田也遇到了自己的“本能寺之变”，1935年一位在派系恶斗中受排挤的陆军中佐闯入军务局，把他一刀砍死。
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中，统制派怀着复杂的感情，处斩了他们的叛乱同袍，如同威严的兄长惩罚顽劣子弟。兵变之后再无“下克上”之举，政治气氛从骄躁轻浮一变为守序冷酷，军部凌驾于所有政府机构之上。
二二六兵变
几乎每一篇提到太平洋战争起源的文章，都会强调日本资源匮乏，美国的石油禁运令使得和平没有希望，似乎军部都不清楚有多少家当，发现自家坦克没油后，临时起意，仓促决定开打。另有些历史学家把太平洋战争的战端，归结于军部跳出中日战争的泥潭，打破僵局，川田稔则推断军部早就做好了世界大战的准备。
统制派军官当中，有不少人亲历过一战，感受到总体战的力量。普鲁士容克以一己之力同时抗衡英法俄三大列强，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之所以能支撑四年半的战争，一是占领了协约国的油田、煤田，二是最大规模得征收本国财力。1916年永田铁山受命派驻瑞典，结果发现连这个民主小国都开始实行食物配给制，永田本人就曾拿着粮票排队购买面包。
战事结束后，法国有3200架飞机、英国有2000架，日本只有100架。而坦克方面，1932年初美国有1000辆、法国有1500辆，苏联有500辆，日本仅有40辆。一旦下次世界大战降临，日军无法具备作战能力。
因而永田铁山主张在和平时期做好动员准备，设立“国防院”，任用大臣级政要为院长，从陆海军各课和文官系统抽调人员，1927年田中内阁设置了类似机构，三年后制定《国家总动员计划》。
1930年代，少壮派军官不断做出挑衅举动（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件、卢沟桥事变、诺门坎战役），背后暗藏了一种深层恐惧——中苏虽然目前软弱无力，但毕竟矿产丰富，如果获得欧美先进技术，后果不堪设想。参谋本部成员堀场一雄，受石原莞尔的派遣，调查苏联国情，得出结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日，便是斯大林厉兵秣马之时，下一场世界大战可能在1942年前发生。历史进程跟堀场的猜测没有差多少。
张作霖被炸
得到军方的报告后，原敬、滨口两位首相也认识到总体战问题，但他们的结论恰好相反——既然未来战争异常恐怖，应当极力避免，睦邻友好是最稳妥的办法。军部倾向于主动进攻，同时秉持机会主义态度，如果敌人软弱可欺，日本就趁势占便宜，比如九一八事件；如果敌人不易击垮，就应当限定火力规模，避免全面开战，比如张鼓峰、诺门坎事件。
出于文宣的需要，二战各方阵营塑造了日军野蛮好斗，山呼万岁冲锋的形象。日本人宣扬自己英勇无畏，中国人宣扬对方是群“爱国贼”、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不肯相信日军高层头脑并不冲动，参谋本部埋头于文件堆，像个会计师坐在办公室里精打细算（永田本人就是在办公室被人刺死的）。
二战时期美国的反日海报
在总体战方面，日本人比德国人更具有理解力，判断战局更准确。当希特勒试图闪击苏联，把计划透露给日本后，军务局长武藤章认为他疯了，德国不可能在未获得西线胜利的前提下，开辟东线战场。苏联具有广阔的纵深，广袤的国土，不会被轻易打败。果然，在初期的大胜之后，德国战车陷入了泥泞的沼泽。
日军参谋部保持冷静审慎的立场，婉拒了希特勒的协同作战邀请，除非曼施坦因的坦克开入莫斯科红场，否则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同样的，除非戈林的飞机赢得不列颠空战，否则日本不会进攻英属东南亚殖民地。
日本人准确地预见到德军的困境，却没想到自己会陷入相同境地。二战之前，军部期望到1945年石油年产量400万吨，实际上产量最高的1943年也只产出20万吨。军舰出动每小时烧掉400吨油料，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极为敏感。外务省软磨硬泡，使得国务卿赫尔口头承诺，美方暂时解除三个月的禁运，但是盟友蒋介石和丘吉尔获知后，坚决反对妥协，赫尔不得不爽约。
从中可看出，日本很重视石油等后勤问题，只是没法解决，对华问题亦如此。
军务局长武藤章认为，一个工业化薄弱的国家无法抗击日本，若能歼灭国府的主力部队，即可结束战局，但精明的蒋介石一再避战，使得算盘落空。
武藤章
永田铁山留下了远比自己更长寿的军事集团，继承者却没有前辈的才智。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是统制派的优势，也是他们的缺点，上述褒义词换个负面说法，就是循规蹈矩，没有主见。明治豪杰带有“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气质，昭和军阀们则毫无英雄气概。
东条英机龅牙、秃顶，脾气暴躁。在私生活方面，他不好烟酒，不近女色，跟对手蒋介石一样简朴，跟属下同吃饭菜。东条能同时在三个笔记本记录琐事，在没有秘书帮助的前提下，整整齐齐地归类文件，这是他仅有的特长。在内政外交，处置大事的能力上，东条英机属于二流，他最终坐到首相的高位，因为他在同事中最为年长，更有头脑的武藤章便因为辈分低而没当成陆相。
远东国际法庭上，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位于两位警察之间）在接受审判
从二战中的日军表现来看，皇道派军官更为大胆，富于进攻性。太平洋战争初期，山下奉文千里跃进，号称“马来之虎”。统制派里公认的鬼才石原莞尔，由于性情乖僻不合群，在整场战争里呆在后方坐冷板凳。
石原莞尔
如果说石原是邪恶的鬼才，那么东条英机就是邪恶的庸才，他所能做的是萧规曹随，照着永田铁山的路线，跟财阀积极合作，强化国家机器，压榨平民的每一滴血汗。首相前所未有地提倡牺牲奉献，经常在晚上检查东京街道的垃圾箱，看看有没有人吃大鱼大肉，在国家困难时期奢侈浪费。一个政府愈是空谈艰苦美德，愈是表明自己实干上的无能。
1940年11月1日（偷袭珍珠港的前月），官方宣布停止任何歌舞表演。在禁令前夜，舞厅挤满了最后狂欢的男男女女，午夜时分《友谊地久天长》一曲完毕，外面的天空暗色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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