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民建镇江市委副主委，镇江市政协委员，广西特聘专家）
前几天，我有幸受邀参加在日本大阪桃山学院大学举办的
“
中国经济经营学会2017年度年会”。恰逢国内刚刚召开党的十九大，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乡村振兴战略”，对长期关心农村发展的我来说，自然想借此机会与国际同行专家交流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我在本次年会上做了题为《特色小镇：中国农村发展新思维》的交流报告。在我看来，
现在提出的农村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仅是一种促进农村发展的应对措施，而是反映出一种处理城乡关系思维的转变：即从城市偏斜到城乡统筹再到乡村
回归
。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把农业农村放到了“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从而使我国城乡关系战略实现从“城市偏斜”向“农村偏斜”的巨大转变！
一直以来，对于城乡关系的处理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强调要素的效率，有的人强调发展的公平。强调效率者认为，目前的中国，中西部地区是要素过剩区域，东部地区是要素稀缺区域，因此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要素向东部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集中，
提高要素效率，
以此来实现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市民化，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强调公平者认为，农村的发展关键要惠及到农民，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真正实现发展的目的。这两种思维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
农村
发展思路：即是通过城市发展来解决农村问题，还是通过农村发展来解决农村问题。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按前一种思路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改革开放前，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运用“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城乡产品及要素之间的不平等交易，来实现城市的稳步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城乡要素流动的限制被陆续取消，但在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导向下，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城市市场的引力作用，源源不断地将农村生产要素导向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偏向的非价格政策比如“财政投入的城市偏斜”、“农村的高收税政策”等，造成城乡的公共品供给严重不平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缺失，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困境；2002年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2004年国家取消农业税，此后连续发布14个中央1号文件推进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城乡关系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阶段，即便如此，城乡发展仍然是一种非对称的格局，因为在资源配置、城乡发展中的统筹城乡仍然是以“城”为主，人们的思维仍然是“推进农村城市化”，城市化实现的落脚点仍然是“城市或者城镇”。
尽管说城市偏斜的城乡关系战略对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带动作用，但这种作用犹如“涓滴效应”，远不如城市对农村要素吸纳的“虹吸效应”强，难以通过城市发展来完全彻底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几天，坐在电车里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城乡景色，似乎很难知道日本城市与农村的边界在哪里！记起今年八月份跟着儿子去日本彦根丰乡小学寻找动漫场景，坐着那只有一个司机开的火车，沿途的农村百姓可以通过这种乡村火车往返于城与乡之间。到达所谓乡下的日本农村，各种公共设施也是一应俱全，跟城市的差别只是在集中的房屋旁边有成片的农田。
我不禁在想：振兴农村的着力点究竟是农村还是城市？
最近有著名学者不断撰文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要发展大城市，但日本农村的见闻告诉我，通过城市要素进入农村来实现乡村振兴更为合理，这是因为：
一方面，投到农村的公共设施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农村人口。
之所以学者认为应该发展大城市来解决农村问题，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要素投入农村的产出效率低，投入城市的产出效率高，因为有集聚效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看，这是正确的，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乡村振兴的目的是人，尤其是农民。显然，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程度越高，乡村振兴的效果就越好。如果从这一点上看，投入农村的公共设施显然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农民。比如在城市增加一辆公交车，能够解决几个农民的乘车难问题？在农村地区增加一辆公交车能够惠及到的农民是多少呢？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乡村火车，看似不像城市火车那么拥挤，但乘车的几乎都是沿途的农民，让他们能够像城市人一样出行方面，从而真正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我曾经去过日本的松山农村，很偏远的农家都有热水和煤气相通，这种基础设施条件在中国农村就很少能够见到，或许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效率观”。
另一方面，投到农村的产业要素更能体现社会阶层间的平等。
通过城市发展来吸纳农村人口，实现农民市民化，这是原有城乡关系发展的一种思维。但是我们发现，进入城市的农民并不能跟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城市。尽管说这里面有许多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体制的变革成本高昂，短时时间难以消除。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离，城市与农村人口在现代产业适应能力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差异的存在性。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有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需求，从而产生排挤农民的可能性，因为高端产业对技术与知识的要求，由于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使进城农民很难被这些产业吸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分层的原因。最近北京某出租公寓的一场大火，引发政府对相关场所的整治，被整治波及甚至可能流离失所的几乎都是外来的农民工。尽管从道义上说，城市发展不能赶走这些被称为“低端劳动力”的人，但在如何让这些被称为“低端劳动力”的人在城市能够与那些被称为“高端劳动力”一样体面生活，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城市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工因为自身的技能与产业的不匹配，只能在低收入水平的产业里求生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将城市要素合理地引入农村，以农民为主导在农民熟悉的传统农业基础上衍生新的业态，农民参与新产业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这些以农业为基础的新产业是在农民原有技能与知识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匹配性，可以消除因农民技能差异而导致的就业差异，从而避免因产业分层形成的社会分层。而且，由于农民参与整个农村产业演变的过程，即便将来农村产业结构也呈现高端化趋势，农民也会在整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技能，使之与产业演进相适应。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农民工挤入城市，城市的传统服务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随着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形成而变得高贵起来，到那时也许就不会有人把农民工称为“低端劳动力”了，从而真正实现“革命只有分工不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