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图片来源：搜狗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冼玉清生逢文化凋敝的晚清末世，却以其天赋的才情与后天的勤勉，深得精研传统之学的岭南文化宿耆的认同与鼓励，这批旧学功底深厚、文化情怀深远的岭南学人凝聚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化力量，承担起岭南文化的传承重任。冼玉清在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正是植根于以上多元因素构成的文化土壤中。她的诸多著述将个体生命和文化使命相融合，她的研究文字古雅耐品，治学风格扎实严谨。她坚持遍索群书、亲勘史迹、深索渊源，讲究客观求实，绝不随意褒贬、妄下结论，处处详加考证。冼玉清近乎“殉学”、“殉道”的学术人生，体现了新旧交替时代背景下一代杰出学者坚守岭南人文精神的风骨和操守。
【关键词】冼玉清 广东 文献 岭南文化
岭南古为南蛮之地。东晋、南宋两代，因异族入侵，政局动荡，中原移民大规模南下。南蛮之地沐中原文化之风，教化始开。民国广东学者黄尊生在其出版于1941年的著作《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中指出，岭南地域，僻处五岭之外，既为山地，又是海国，历史上为移民之乡和仕宦流放之地。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将中原文化施之于山陬海滨之野民，遂成一种特立独行的品性与学风。下至明代，岭南民风与传统理学相激荡，一代大儒白沙卓然而立，独启门庭，开有明一代岭南之新风。白沙之教，淡升华而薄名利，闇修独行，清苦自立，此种秉性，与苦节、坚贞、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的遗民文化渊源前后相承，形成岭南文化之独有风骨。历代岭南学者都秉此风骨和治学传统，为岭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倾尽心力。
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基于岭南文献，尤其是典籍丰富的广东文献。以汉代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为发端，几乎代有名篇问世。广东文献内涵广泛，包罗万象，凝聚了历代广东杰出学者如黄佐、屈大均、谭莹、梁廷枏、陈澧、吴道镕、叶恭绰、徐信符等的智慧和心血，他们在这一领域爬罗剔抉，筚路蓝缕，使岭南文脉千年绵延不绝。岭南文化的生生不息，实有赖于历代岭南学者在岭南文献尤其是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清苦耕耘。
民国时期广州著名女学者冼玉清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幸运地得到岭南硕儒黄节、陈垣、杨寿昌等的认同和鼓励，秉承风骨独具的岭南文化精神，一生清苦自律，撰写了诸如《广东印谱考》、《广东艺文志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之鉴藏家》、《广东丛帖叙录》、《近代广东文钞》、《广东释道著述考》等传之后世的著作。她对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她近乎“殉学”、“殉道”的学术人生，体现了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一代杰出学者坚守岭南人文精神的风骨和操守。
一
黄尊生在《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一书中对岭南文化及其孕育的岭南人物有如下论述：
岭南文化，由张曲江、崔清献及唐宋以来之羁人谪宦，孤臣遗老，奠其始基；由明以来白沙、甘泉诸人承其统绪，至近百年来，海禁大开，与世界文化之潮流接触，一转而为一种领导性的革命文化，其间一千余年，事迹昭然。而今时局虽然变更，然实不足以损岭南之价值。瞬息之不足以变古今也。天之生有其地，有其人，其地临大海，宅南离；其人则秉性刚强，民气焕发，得地理之孕育，承历史之遗传，故其地其人，必可以促使岭南文化之重生。岭南居山海之间，秉炎晶之气，山则有云岭罗浮，水则有珠江南海，潜则有蛟鼍，动则有虎豹，木则有红棉，果则有丹荔，花则有素馨茉莉，香则有伽楠沈水，珍宝则有翡翠珍珠珊瑚玳瑁，故其人物则有佗王之豪雄，六祖之神慧，张曲江、崔清献之赤忱，李忠简、海忠介之忠耿，熊飞之壮烈，陈白沙、湛甘泉之德教，陈子壮、陈邦彦之气节，屈翁山、陈元孝之孤洁，南园前后五子之风流文采，洪秀全、孙中山之革命精神。岭南文化之复兴，必由斯道，舍此，更无他道。此亦为岭南民族生命民族精神之所寄托。
此段论述，道出岭南文化精神的内蕴所在，也对岭南文化之复兴寄望殷殷。岭南僻处五岭之外，既为山地，又是海国。宋元以前，岭南几无学术可言。东晋、南宋两代，因异族入侵，政局动荡，中原移民大规模南下，南蛮之地沐中原文化之风，教化始开。加之历代谪宦流徙南来，如韩愈、苏轼等，与岭南关系甚深，推动岭南文化向前发展。
岭南学术，始于明代理学。而明代理学之柱石，在岭南则为陈白沙与湛甘泉两位先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陈白沙为明代心学之祖：“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白沙主静，言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以其主静，故主自然自得。何谓自得？白沙曰：“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白沙主虚静，有时也不免慷慨激昂，满腔孤愤。此种情怀深刻影响了历代岭南学人。
白沙弟子中，最著者为湛甘泉。甘泉对于白沙之学，鞠躬尽瘁，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凡南京、扬州、衡山、罗浮、西樵、广州、增城，无处不有其所建之书院。故岭南之理学，十之八九为白沙甘泉之学，二者一脉相传，由明初至清中叶以后五六百年间延绵不绝，成为岭南文化的核心支柱，其清苦自立、苦节坚贞的精神特质，始终融贯于历代岭南学人的乡邦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之中，并直接影响到此类文献的选材、行文和立意。
明代岭南学人中，对广东文献整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当为黄佐。黄佐，字才伯，号泰泉，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弘治三年（1490年）出生于岭南儒学世家。祖父黄瑜曾任福建长乐知县，世称双槐先生；父亲黄畿曾隐居粤山之麓，创粤洲草堂讲学，世称粤洲先生，两人都是一代鸿儒。黄佐在朝几起几落，后辞官返乡，建泰泉书院聚徒讲学，人称泰泉先生。他被认为是继白沙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不但影响了明正德以后岭南学术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思想潮流中，能自辟蹊径，独树一帜。
黄佐治学勤奋，一生著述繁富，对广东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贡献尤殊。他平生纂修的志书包括《广东通志》七十卷、《广州府志》七十卷、《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及《香山县志》、《罗浮山志》等。这些志书至今仍是广东乡邦文献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是广东的第二部省志，承前启后，对后来的广东省志编撰影响甚大，直到清代阮元主修最后一部省志时，在序中仍称许“黄志”：“各书多就残佚，惟黄志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裁渊雅，仅有存本，今求得之，备加采录。”《广州人物传》辑录上始汉代，下至本朝凡一千余年间的广州先贤事迹为之作传。黄佐在“广州人物传凡例”说明中称：“先哲凡德业文章有闻者，无论隐显，皆为立传。”岭南状元伦文叙之子、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伦以训在“序言”中盛赞黄佐著述“蒐遗言，绎坠绪，溯流而导其归，剪秕而茹其实”，自成一家之言。
黄氏家族是岭南著名的书香世家，黄佐之后，其子嗣又多有风流才俊，如清代的黄香石（培芳）、黄佛颐，书香绵延，传承四百余载。历代子嗣均致力于广东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也是被后世学子广泛征引的方志佳作。整理并传承广东地方文献已成为黄氏家族的使命与责任，而岭南文化的纯正血脉就在这文化世家的代代相传中得以延续和保留。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广东著名学者、文学家，才华横溢，尤以诗词著称。他在广东文献的整理、编撰上下过深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他的二十余种著述中，有关广东文献典故、山川地理、人情风物者，是其中分量最重、最见才情的作品，如《广东新语》、《广东文选》和《广东文集》 等。他在《广东文选·自序》中云：“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广东新语·文语》中也有类似表述：
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作者深衷，鬼神可质，岂可挂一漏十，令其泯没无传？……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
以此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精神致力于广东文献的整理编撰，屈大均成为岭南文化史上风格独具的一代大家，民国广东著名藏书家徐信符称赞他“以海涵岳负之才，对于乡邦文献，搜罗宏富。”
紧接下来的乾嘉年间，顺德人温汝能汇集先贤遗文，编成《粤东文海》与《粤东诗海》。另一顺德人罗学鹏亦编就《广东文献》。此为清乾隆后影响较大的广东文献三大著作，对随之而来的广东文献蔚然大观的局面形成，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至嘉道年间，一代大儒阮元督粤，开学海堂，岭南学风为之一变，蓄势已久的岭南文化迎来新的高潮。阮元一生虽贵为达官显宦，但不废问学，尤其重视兴学教士，奖掖后进，提倡学术，辑刊图书，主持风会者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梁启超评介他说：“仪征阮芸台元，任封疆数十年，到处提倡学问，浙江、广东、云南，学风皆受其影响。其于学亦实有心得，为达官中之真学者，朱笥河、纪晓岚、毕秋帆辈，皆非其比也。”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十月至广州。道光六年（1826年） 六月赴任云贵总督。阮元督粤九年，于学术文化建树颇多，使广东学术在沉寂百年后风气为之一变，广东自明代以来数百年的人文积累由此迎来喷发之机。
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以朴学为主，朴学主要阵地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成为广东学术中心所在。以朴学大儒陈澧为中心，形成著名的东塾学派。与明代白沙学派一样，东塾学派是清代广东学术文化的重要标志。光绪中张之洞总督两广，依靠东塾弟子，创建广雅书院及广雅书局，使广东学术成就雄踞东南，成为全国朴学重镇之一。朴学运动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
学术热潮涌动产生的连带效应是，清后期以省城广州为中心，广东刻书与藏书之风大盛，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保存粤邦文献。商人与学者联手合作，整理、校刻、重印了大批广东地方文献。在这一风潮中，“十三行”商人伍崇曜与学者谭莹的合作，堪称表率，历来为后世称道。
伍氏家族累世经营广州“十三行”的怡和行，为国际瞩目的海内巨富。伍崇曜在广州城西白鹅潭畔建粤雅堂，在其间“遍收四部图书，尤重此邦文献”，先后刻印《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等广东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大型丛书《粤雅堂丛书》，粤雅堂因之名声大振，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孔广陶的岳雪楼和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合称“粤省四家”。伍氏又在其中筑远爱楼，供“储书万签，贮酒千斛，相与命俦啸侣，送抱推襟，考川岳之图经，话生平之阅历。”
伍崇曜刻书与谭莹密不可分。谭莹，字玉生，南海人，道光甲辰举人，曾任学海堂学长多年。《广东文征》载：“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莹主其事。凡刻《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旧遗诗》七十四卷；又博采海内罕观书籍，汇为《粤雅堂丛书》一百八十种，共千余卷。”《广东藏书纪事诗》亦载：“玉生博考粤中文献，凡粤人著述，代为蒐罗，择其罕见者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曰《粤十三家集》，一百八十卷。”
谭氏通览群籍，学问淹博精深。《广东藏书纪事诗》附记：“玉生为伍氏校刊《粤雅堂丛书》，每集有序文，每书后有跋，可见其熟于流略。”“凡伍氏校刻者二千四百余卷，跋尾二百余篇，则玉生所为，而署名伍绍棠也。”谭氏所作跋文，常在短短数百字中将书的历史源流、内容精髓、作者创见精辟道出，尽显深厚学术功力。
伍崇曜与谭莹相辅相成，完成了岭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三十年间相依相携沉迷古籍，一对文化知音在岭南文献丛中披荆斩棘，实现了岭南文化史上财与智的完美结合，“伍谭组合”从此成为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永恒佳话。
岭南文化如静水深流，绵延不绝。20世纪初期，又有两部甚有代表性的广东文献著作编纂而成。其一为《广东文征》。学者吴道镕于民国以后，以文化遗民自况，网罗一代文献，编成粤文总集《广东文征》，计分敕、上书、奏疏、序、跋、杂文等十六类共二百四十卷，又撰《广东文征作者考》，叙作者里贯、仕履、事迹凡十二卷。其二为汪兆镛著《岭南画征略》十二卷。此为广东第一部史传体画史，汪氏对从唐至近代的岭南画人画事俱详加考证评述。他在《叙例》中云，广东士大夫以文章气节在历史上留名很多，此书“以人存画”，不限于丹青，对专家的逸事遗闻亦多所采录。汪氏从岭南绘画的独特视角切入，呈现的依然是孤高自守、品清趣雅的岭南文化品格。值得一提的是，吴道镕与汪兆镛均出身于学海堂。吴氏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后回粤任学海堂学长；汪氏为光绪十年（1884年）学海堂专课生。从阮元开学海堂起，延至吴兰修、张维屏、谭莹、梁廷枏、陈澧、朱次琦等，学海堂学人历来重视对广东文献的整理研究，名家辈出，经由这些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岭南学人的自觉追求，岭南文化的精华和血脉得以代代相传。
民国初年，时势剧变，传统旧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几至崩溃。南州书楼主人、广东著名藏书家和文献学家徐信符曾不无忧虑地感叹：“民国以来，世变剧烈，庸夫俗子，每视古籍如土苴。”但这一时期的广东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并未停滞不前。临海向洋的广东在近代成为新思潮与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十分激烈，而岭南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特质，使传统学人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守护，与风起云涌的社会重大变革并行不悖，近代广东呈现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可喜局面。以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为代表的一批岭南文化人物，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背景中，埋首岭南古籍之中，持续编撰出版相关广东文献，使源远流长的岭南人文精神在晚清民初继续薪火相传。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诗并序》中所云：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亦惟有倾尽心力，为保留此种文化之精华上下求索。
徐信符是民国时期在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人，其南州书楼藏书甚丰，最盛时藏书达六百多万卷，其中以广东文献史、各省通志最为齐备。徐信符尝言：“家囊无底，一介寒士，不敢佞宋秘元，平居仰慕南海谭玉生（莹）、番禺黄石溪（子高），以保存乡邦文献为职志。”“故南州书楼藏书，以粤东先哲所著述或评校，及关于粤东事实者为多。粤省府州县地志，各省新旧通志，大致完备。次之则古今名人集部及丛书为多。”南州书楼收藏的广东文献除图书古籍外，还有报纸和版片。“广东最有历史之《羊城报》、《岭海报》亦藏有全份，历年无缺。”
民国初年，徐信符见到清代著名书院广雅书院及学海堂刻印丛书之版片堆积如山，无人清理，乃挺身而出，呈请自行筹措款项，于民国七年（1918年）成立广雅版片印行所，对残版进行分类校补，选书 l50多种，汇为《广雅丛书》。又组织修订学海堂版片，编辑印行《学海堂丛书》，所藏宏篇巨著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菊坡精舍、海山仙馆、粤雅堂等所刻书版亦先后印行，还刊印了《岭南三大家诗》、《南园前后五子诗》、《五百四峰堂集》等广东文献，为岭南古籍的保存和流传做了大量的工作。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叶恭绰。叶恭绰，号遐庵，晚号遐翁，室名矩园，广东番禺人。历世书香，其祖父叶衍兰字南雪，号兰台，曾官军机章京，晚年主讲广州越华书院，生徒颇众。叶氏多年宦海沉浮，历任高官，收入颇丰，故能广搜图书文物，其收藏之富，在民国年间号为大家。他历来注重收集粤邦文物文献，抗战期间，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就是由他牵头组织的。他执笔撰写了《广东文物展览会缘起》一文刊于报端：
广东文化，见于史籍者，虽较中原为略后，然比年地下之发掘，实物之参稽，已证明此邦文化之进程，具有深长、特殊之历史。……当此烽烟遍野，人竞流亡，市井为墟，劫同水火之际，凡先民手泽之所流，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允宜及时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献之精华，一以动群伦之观感。
“广东文物展览会”轰动一时，规模可谓空前绝后。这是广东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检阅、大回顾，在非常时期激起了广东人重视乡邦文化及自身悠久历史的情怀，影响深远，经久不衰。这与叶恭绰在岭南鸿儒宿耆之中的威望和号召力是分不开的，省港文化名流均出其秘藏以供展览，一时广东文物蔚为大观，令人惊叹流连。冼玉清时为筹备委员，亦以“冼氏琅玕馆”名义出其所藏“梁元柱行书手卷”、“朱次琦手卷”、“张穆竹鸟扇面”、“梁廷枏兰花”等参加展出，以示支持。
会后，叶恭绰牵头组织编辑了《广东文物》集十卷。他在《广东文物跋》中写道：
窃以为广东省之急务，盖有四焉：曰设图书馆，曰设博物馆，曰编印丛书，曰撰修方志。此四者，久为主持文化教育事业者所应有事，而在吾粤则尤为急要者也。
在广东文物展览会期间，叶氏有感于保存乡邦文献的重要，同时发起编印《广东丛书》。他在《广东丛书》“序”中再次强调古籍整理的重要性：
吾国内一切事物之蒙昧疏略，自山川形势，以至民情物产，任举其一，皆缺精深之考察与记载。而他人之觇我者，于此殆洞若观火。此其病，影响于国家民族之前途者，至深至巨。
民国中期，由岭南大学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岭南学报》，大量刊载有关岭南文化研究的论文与文献，广东学术界对广东文物和文献的挖掘、整理、研究，逐渐进入一个令人振奋的活跃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二十四年（1935年），《岭南学报》先后刊发“广东专号”上、下两辑。新一代广东年轻学者如饶宗颐、汪宗衍、罗香林、容肇祖等，在《岭南学报》上撰写了系列颇有质量、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广东文献研究论文。这一学者群体的崛起，也再次印证了植根乡土的岭南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二
岭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素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和源流，历朝历代皆有文化承命之士在此领域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冼玉清身处新旧交替的民国巨变时代，她所书写的学术篇章另有一番曲折和苍凉况味。正是在此故国夕阳的映照下，“岭南第一才女”的学术生涯才具备千锤百炼的真金质地，她在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殉学”、“殉道”的一生，自有金石掷地、振聋发聩的感人力量。
冼玉清生逢文化凋敝的晚清末世，却以其天赋的才情与后天的勤勉，深得精研传统之学的岭南文化宿耆的认同与鼓励，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中，秉承了苦节、坚贞、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的岭南遗民文化血脉。这种风骨和操守深刻影响了冼玉清，使她获得了无尽的文化滋养，打下一生治学的坚实基础。她最终选择广东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与此不无相关。在广东文献整理研究过程中，她与诸多岭南大学者如陈垣、容庚等都有持续数年的交流与切磋。上文述及的徐信符、叶恭绰等先生亦是其多年故友知交。这一批旧学功底深厚、文化情怀深远的岭南学人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凝聚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化力量，承担起岭南文化的传承重任。冼玉清在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正是植根于由以上多元因素构成的文化土壤中，成为前承岭南文化先贤余韵，凝聚岭南独特人文精神的珍贵文化遗产。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五（1895年1月10日），冼玉清出生于澳门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冼藻扬靠经营船务致富，冼氏家族在港澳一带甚有实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冼玉清正式开蒙，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岁的冼玉清转读新会名儒陈子褒在澳门荷兰园二马路开设的灌根学塾。
冼玉清的恩师陈子褒与康有为本为同科举人，且年长康氏，但他极为佩服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智慧韬略，毅然拜康有为为师。光绪年间的康有为正值盛年，满腔救国情怀，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集岭南英才以育之。康有为有言：“将倾之大厦，必须有万木扶持，而非一木所能胜任，故欲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冀其学成，群策群力，以救中国。”陈子褒非康门弟子中最引人注目者，但他却是万木草堂文化精神的坚定传承者，他在以后的人生选择中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康氏的救国理想，即把文化的血脉融注于教育之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呕心沥血，作育英才。在重要的历史变革阶段，有雄才大略者总是选择振臂一呼，揭竿而起，而另一类饱学深思之士也以其史识和睿智，选择了一条看似波澜不惊却是负重前行的道路，成为让文化薪火相传的传灯人。陈子褒正是后者。
陈子褒在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四个月的日本之行，使陈子褒彻悟“救国在教育耳”。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起，陈子褒在澳门先后开设蒙学书塾、灌根草堂、子褒学校等，全力投身教育，成为声名远播、惠及后学的一代名师。
冼玉清12岁时拜陈子褒为师，前后共八年。冼玉清陈门受业，接受了陈子褒殚精竭虑独创的特殊训诂训练，这为她后来在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游刃有余、触类旁通的扎实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冼氏一生治学，从陈门获益匪浅，故她终其一生都对恩师铭感于心。她于1952年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入学第二年即蒙先师免费，先师曾给我一信，极赞我勤勉兼聪敏，谓之两者兼而有之稀有。我深受感动。我平日极慕先师那种极负责任，与学童同甘苦数十年而不倦的精神，便立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我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我讲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讲话常引经据典，强调每国都有其民族特点、文化背景与历史遗传，如毁弃自己的文化，其祸害不啻于亡国。
民国四年（1915年），20岁的冼玉清结束了子褒学校的学业，于民国五年（1916年）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了两年英文”，因不习惯繁华的“花花世界”，转入岭南大学附中就读。民国九年（1920年），从附中毕业的冼玉清直升岭南大学国文系。民国十三年（1924年）冼氏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民国十四年（1925年）新学期，冼玉清被聘为岭南大学国文系专任助教，时年三十。由此，冼玉清正式踏入广东学界。
进入岭南大学后，冼玉清深得时任岭大校长的钟荣光的器重和提携。钟氏号惺可，广东香山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钟氏中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招生，在羊城已享盛名的32岁举人钟荣光报名入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钟荣光担任学校的汉文总教习。该年恰逢义和团运动波及全国，有教会背景的格致书院迁往澳门，并改名为“岭南学堂”，地址设在澳门荷兰园张家花园，与陈子褒的“蒙学书塾”邻街，两位羊城知名举人在这里结下深厚友谊。钟荣光“每于暑期，特延陈（子褒）老师来校教授国文讲习班。所用国文师资，亦多由陈老师举荐，得以深资臂助”。事实上，年轻的冼玉清得以跻身于岭南大学这所在广东高等院校中学术待遇最为优渥的“贵族学校”，某种程度上显然得益于钟、陈两人之深厚交情。此种交情非关俗务，而是来自两个晚清举子倾力保存文化根脉的自觉追求。
民国十六年（1927年），钟荣光邀32岁的冼玉清担任岭南大学文物馆馆长一职。1930 年，钟荣光破例将校园内的“九家村”一宅拨给冼玉清居住。冼玉清称之为“碧琅玕馆”，这一幽静清雅的居所为她沉潜其中读书治学助力良多。1935 年冼玉清升任岭南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任广东通志馆纂编、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38 年又晋升为岭大国文系正教授。
作为初进岭南大学任职的青年教师，冼玉清凭其才学和勤勉，很快就得到识才伯乐的激赏，被引荐进入岭南硕学鸿儒的文化圈子中，由此奠定了一生的治学方向。她在此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一直与几位岭南一流学者密切来往，切磋学问。以广东知名学者黄节为例，冼玉清与他交往甚深，在黄节远居京城的岁月里，彼此书信来往不断，谈诗论文，针砭时世，寄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留恋。黄节对世易时移的千古变局深怀忧虑：“当大乱之后，民生凋敝，风俗人心，迁流坏乱，不知所终。……四千年来，人心之变，有甚于此时者乎？”黄节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病逝于北平。二月，冼玉清撰《忆黄晦闻先生》一文，追忆她与黄节在学术探索与人格追求上的诸多交流细节：
一日相与讨论今日学风之坏。余谓学校教育，不能培植人材，盖学校利学生之多，以丰其进款，故不惜以贾竖手段，百计招徕。而学生则交学费进学校，敷衍塞责，志在毕业取文凭，而非有志于从师问道。为师者亦循例到课室口讲指划，志在领薪水而无意于传道授业解惑。此学术所以日微而学风所以日坏也。“欲真正为国家作育人材，惟有自立讲学院，远如鹅湖白鹿，近如九江朱氏之礼山草堂，南海康氏之万木草堂，顺德简氏之读书草堂。乃能自伸学说以学救世。”先生深韪余言，而未尝不怜吾道之孤也。
自民国九年（1920年）进入岭南大学求学开始，冼玉清一生皆在书斋讲坛度过，从未动摇过“以学救世”的心念。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冼玉清因患甲状腺肿瘤，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手术痊愈后，她写下在学界传诵一时的长文《更生记》，再次表述她“为人群谋幸福”的学术理想：
自念幼从陈子褒先生诵习文史者六年，继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专习英文二年。在岭南大学研究文学及教育学者六年。毕业后读书讲学，刻苦辛勤，以迄今日。生命一日存在，则仔肩一日不释。欲释重负，惟有死日。倘不幸而陨命，则撒手人天，于一己未尝不为得。倘苍翁以为责任未了，延其时期，则亦安命委心，听之而已！然而著作多未完稿本，绛帐有前列生徒。宋元书本，校仇未竟。乡邦文献，正待编辑。……褒师遗集，尚未编成，何以尽弟子之责耶？国难方殷，人心待挽；今竟赍志以殁，不能大声疾呼，尽匹士之责耶？继而转念：余自束发受书，即有志于学。从无丝毫个人乐利之心。练衣布裙，菜羹粝饭。所以刻苦自励，焭独自甘者，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耳！一灵未泯，九死不悔！天非梦梦，或未许余如是而止而终无成就也。
《更生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冼玉清一生的文化宣言。身处飘零时世，独身一人，独处一室，冼玉清却“以天下为己任”，扎根乡土，把一生的才华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广东乡邦文献的整理研究之上。这是最孤冷和清寒的行当，冼玉清从做出这一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将永远远离世俗的荣华和光芒。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都只有那些“为文化所化之人”，会在功名利禄和文化使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青灯黄卷的艰苦生活，苦守一盏文化孤灯，并使之代代相传，永不熄灭。故时任岭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杨寿昌教授对冼玉清有此评价：
世人以冼君为画家为文人，皆不知冼君者也。我国女士之能文章者不少，而未有终身寝馈于学问者，有之惟冼君；未有以理学安身立命者，有之惟冼君；未有以化民成俗为己任者，有之惟冼君。
杨氏此言，可谓知遇之言。
三
文献收集、整理、考释，耗时耗力且清苦寂寞，一向被学人视为苦旅。研究者除需兼备德、才、识外，还要意志坚定，高度专注。冼氏一生痴迷于乡邦文献研究，“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年轻时即立志委身教育，决意独身不嫁，誓言以学校为家庭，事业为丈夫，学生为子女，不惜牺牲个人幸福来换取学术研究的全神贯注。冼氏在广东文献研究领域中的诸多著述，可以说是把个体生命和文化使命完全融合在一起，故其文字和立论常有普通学人不可企及的感染力。她以超人的勇气、毅力、才情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也因之成为岭南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冼玉清撰写《梁廷枏著述录要》一文，载于《岭南学报》“广东专号（下）”特辑上。梁廷枏，广东顺德人，字章冉，又号“藤花亭主人”。梁氏生于嘉庆元年，曾为学海堂学长，学问淹贯，著述宏博。冼文开篇即云：“余以乡邦先达，流风在人，故搜其遗书，为撰概要。”这是冼氏立志整理广东乡邦文献之发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冼玉清成名作《粤东印谱考》（后易名为《广东印谱考》）刊布于《岭南学报》第5卷第1期。她在文中写道：“讲授之暇，刻意求书，成《粤东印谱考》，得篆刻字书类凡九种，集印谱一十八种，自镌印谱一十四种，共四十一种。其书以眼见者为准，其未见者则以经方志著录为据。”于此可窥冼氏治学风格。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宝库之中，她历来坚持遍索群书，亲勘史迹，深索渊源。此亦为文献研究者的基本操守和准则，冼氏一生治学恪守这一原则，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冬，冼玉清完成《广东女子艺文考》一书，收录粤省女子所撰书籍一百零六种，作者凡百家。《广东女子艺文考》起自清康雍年间，下及清末民初，冼玉清基本以《广东名媛诗选》、《粤东诗海》、《国朝闺秀正始集》、《岭海诗钞》等文献作基础工具书，但她依凭最多的是阮元的《广东通志》和戴肇辰的《广州府志》。书中所选百家粤籍女子艺文，均慧眼独具，亦标举粤省女子之气节，实为冼氏情怀之所寄寓。
抗战期间，冼玉清随岭南大学流徙于贫困的粤北地区，资料稀缺，生活颠沛流离，难以静心著述。这一时期冼氏写下百首绝句，集为《流离百咏》，并著有《抗战八记》（《危城逃难记》、《香港罹灾记》、《故国归途记》、《曲江疏散记》、《连州三月记》、《黄坑避难记》、《仁化避难记》、《胜利归舟记》），为战乱之中的学人生涯留下最为真切的亲历纪实。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岭南大学重新回到广州，冼玉清积蓄已久的学术创造力渐成井喷之势。从民国三十五（1946年）年起，在约五六年的时间里，冼玉清先后写下《苏轼居儋之友生》、《招子庸研究》、《苏轼与海南动物》、《陈白沙碧玉考》、《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何维柏与天山草堂》、《杨孚与杨子宅》七篇专门考证岭南先贤遗迹的学术论文。以《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何维柏与天山草堂》及《杨孚与杨子宅》三文为例，杨孚是被誉为“百粤学者之宗”的东汉著名学者，何维柏是名列《明史》的明代著名直臣，李明彻是清代天文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曾生活在岭南大学附近，并在岭南大学附近留下了文化遗址。这些地方是冼玉清时常踏勘之地，身历亲闻，令冼氏述及人物史实之时，寄托别样情怀。她在《何维柏与天山草堂》一文中写道：“从岭南大学西行，经云桂桥，度蜿蜒数十丈之水松基，约五里抵小港乡，明直臣何维柏天山草堂遗址在焉。” “余主讲岭南大学，每与诸子诵维柏之为人，休沐之暇，辄相与信步小港，流连草堂。先哲遗风，仿佛尚在。”她在文中盛赞“维柏秉性忠鲠，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维柏以理学名儒，……慷慨陈言，抗疏直谏，置生死于度外。其劾严嵩尚先于海瑞与杨继盛，吾粤正气所钟，不可不纪也。”可见，冼玉清十分推重何维柏之为人气节。冼玉清研究岭南历史人物时，着意选择前人研究不多的人物展开研究，虽然研究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却屡有创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秋冬，冼玉清写下长篇论文《招子庸研究》。 “粤讴”是清中叶后流行于珠江三角洲的一种粤调演唱，是岭南地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文学形式，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中国民间俗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1904年，英国人金文泰把《粤讴》译成英文，更名为《广州情歌》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认为《粤讴》与希伯来民歌具有同样不朽的文学价值。冼氏称赏《粤讴》“宛转达意，惆怅切情，荡气迴（回）肠，销魂动魄，当筵低唱，欲往仍回”，“脱尽古诗羁绊，决尽古诗藩篱，一以流易自然，写口头之语气，达心中之感情，为文艺界开一新面目”。她称“粤”之有“讴”，恰如“楚”之有“辞”，将《粤讴》比之于《楚辞》，足见冼氏对这一源于岭南民间的俗文学形式的偏爱。
《招子庸研究》全文由引言、子庸传略、子庸之家、子庸之政绩、子庸在山东、四川之纪游诗、子庸之画、子庸之《粤讴》、《粤讴》之翻译、结论共九部分组成。该文承袭了冼氏一以贯之的研究手法和风格，于文献资料征引颇广，尤重广东本土文献，包括了招子庸父亲招茂章所著《橘天园诗钞》、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同治《南海县志》、凌扬藻《自怡堂诗集》、光绪《香山县志》、苏琇《招茂章行状》、冯询《山东通志》、李玉棻《瓯钵罗室画过目考》、李福泰《番禺县志》、谭莹《乐志堂诗集》、梁廷枏《夷氛闻记》、康有为《万木草堂书画目》、汪兆镛《岭南画征录》、倪鸿《桐阴清话》等三十余种著述文集。
冼氏的研究着力点并不在粤讴的艺术价值，而在于招子庸这个人物。招氏“粤讴”近百年虽在南粤地区广为流传，但和所有民间文化人物的命运一样，招子庸仍然只是一个市井传说中的传奇人物。冼氏在文前述及该文的写作缘起，盖出于当时所见相关研究，“其材料皆取于《粤讴》原书及同治壬申《南海县志》，大都片鳞只爪，语焉不详，未有为周密深入之研究者”，而对于招子庸生平，“以许地山之博，犹谓其生平无可考”。故冼氏广搜文献，稽考子庸生平，通过研究招氏父辈、师长、戚友等的诗作以及招氏存世的零散篇什，从招子庸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师友亲朋、人生经历、流传逸事及版本刊行等方面，大范围钩稽史实，为招氏正名，揭示了招氏绝世聪明却因正直清高、不肯苟合取悦终至不为浊世所容的曲折一生。
冼玉清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当为《广东释道著述考》。全书约45万字，对211位广东或曾居留广东的僧人和学者的佛道著述进行考订，是第一本全面收集、评述广东僧人和学者关于佛教、道教著述的巨著。这是冼玉清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现代广东学术史上分量极重的著作。有研究者论及，因为这部著作，作为现代广东文献研究的杰出学者，冼玉清的一生才算完备。但此书在她生前并未面世，而是在纪念她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佛山大学佛山文史研究室和广东省文史馆整理出版的，收入《冼玉清文集》之中。
《广东释道著述考》撰述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当时的冼玉清因不识“入时眉样”而跟不上时代潮流，只能偏守书斋，埋头工作。20世纪整个50年代，冼玉清全力投入广东释道著述的考证工作之中，达至痴迷境地。1953年暑假，冼玉清到北京游览，在看过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书目后，就不再出外游玩，每天早出晚归，钻进古籍堆里抄书，前后达两月之久。1957年夏天，冼玉清由中山大学安排到苏杭一带旅游，在参观了浙江省立图书馆后，第二天即搬到图书馆附近的一间旅店住宿，日日到馆查找资料，历时月余。正是以此种近乎杜鹃啼血的坚毅精神，她才得以完成著述难度极大的《广东释道著述考》。
《广东释道著述考》集冼氏一生学术功力之大成，耗时耗力颇巨，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也颇受相关学人关注。居京的岭南知名大学者陈垣即是其中之一。1964～1965年，冼氏病体衰弱，已渐渐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陈垣心伤之余，尤殷殷关注《广东释道著述考》一书的完稿和出版。他曾两次致函给和冼氏交往较深的广东学者汪宗衍。1964年11月23日，陈垣在致汪宗衍的信中提及：“冼姑撰《广东释道著述考》，甚盛，但搜采殊不易，未知已成书否？”次年即1965年10月16日，陈垣再次致函汪宗衍：“忽得七日来示，知冼姑噩耗，至为哀悼。其所著《广东释道著述考》，如果释氏部分已成，可先出版。”
《广东释道著述考》一书起自唐，迄于现代，广收岭南佛道两家及相关内容的著述共500种，其中佛教著述380种，道家著述120种。仅仅是作为考订主体的佛道著述，就有500种之多，而为考订一书所阅读的著述，还要比原书多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举凡方志、文集、笔记等书，无不披览。每一家言，冼氏均详考版本，如释惠能《金刚经》释义二卷时，首写六祖简介，即集《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坛经》、《指月录》、《岭外名胜记》、《五灯会元》、《旧唐书·方伎传》、《传灯录》、《六祖缘起又记》、《岭南名胜记》、阮元《广东通志·释老》十种文献为据。由书中著述辑录征引之广可以推知，冼玉清撰写该书，涉猎的著述必定数以千计。冼玉清治学之严谨，搜罗资料之广泛，于此可见一斑。在论述时，冼氏秉承清代朴学传统，讲究客观求实精神，绝不随意褒贬、妄下结论，处处详加考证。
《广东释道著述考》对岭南释家文献的收集研究最为丰富扎实，包括唐代七家、宋代四家、元代二家、明代五家、清代七十六家、民国七家，并附释家言三十九家。冼氏对南禅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尽梳理，深入考证其兴衰演变过程，使该书成为南禅研究的必读之书。明末清初，因国破家亡之痛，岭南明遗民逃禅（指遁世而参禅）成风，出现了一大批才华出众、思想超越、富于反抗精神的学问僧，岭南释家文献之丰富远胜其他地区，但也最难收集。冼氏在书中详考明末高僧憨山德清（1546～1623年）的著述，辑考达52种。憨山大师是安徽全椒人，但长期在岭南活动，是岭南高僧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中国佛教史上著述最丰富之名僧之一。冼氏引金声刻《憨大师华严纲要引》云：“片字落纸，不胫而走四方。著述殷盛，自佛灭以来未数有也。”她记载憨山的弟子汇编有《憨山大师梦游全集》22卷，其中第12～14卷为诗偈，可证憨山亦为诗僧。冼氏亦对明清之际岭南诗僧作品作了较为详备的辑录，其中尤以清代为多，如成鹫的《咸陟堂集》、大汕的《离六堂集》、今无的《光宣台集》、今龙的《枯吟诗稿》、今帾的《借峰诗稿》、古邈的《闽中吟草》、古桧的《梦余草》、古奘的《虚堂诗集》等。除个人诗集外，该书还收录有群体诗作，如《海云禅藻集》，集中收录了函昰一系僧徒、居士、信士的诗歌，蔚为大观。
冼玉清在对《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进行考释时，直指胡适之误。《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是胡适在研究了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后写成，他认为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称自己此论是“发千载之蒙”。冼玉清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有关南宗七祖神会之阐扬，钱谦益在其《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注中，已详言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禅门师资承袭图》更将此问题提出，而胡适自矜为发千载之蒙，可谓诬妄之尤也。”
除了《广东释道著述考》这本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论著外，冼玉清还有多篇考证广东乡土风物、历史人物的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和专辑中。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10册《艺林丛录》里，有27篇冼玉清的文章，它们全部都是阐述岭南史事的妙文，如《广东平倭纪功碑》、《顺德二樵》、《番禺三怪》、《程乡三友》、《宋湘之死》、《梁廷枏孝女祠记》、《粤人所撰论画书籍提要》、《记大藏书家伦哲如》、《刘禹锡与连州》、《粤东掌故录》、《谈澹归和尚》等。冼氏文字古雅耐品，治学扎实严谨，以岭南知名学者之功力，屡屡为报刊撰写普及岭南本土文化、被某些大学者视为“雕虫小技”的随笔短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羊城晚报》“晚会”版，常常可见冼玉清介绍岭南文史的“豆腐块”文章。事实上，这恰恰是冼氏学术思想的生动体现：“欲人民之爱国，必须使其知本国历史地理之可爱，而对于本乡本土尤甚。所以言史学者，对于乡邦文献，特为重视也。”
冼玉清一生心无旁骛，专注于广东文献的整理研究。从《粤东印谱考》起，经《广东艺文志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之鉴藏家》、《广东丛帖叙录》、《近代广东文钞》，直至最后的《广东释道著述考》，均为倾尽心血之作。冼玉清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历经的艰辛和繁难，自是不言而喻，但她仍是带着巨大遗憾离世的。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考证，新中国成立之初，冼玉清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过时与陈旧”，在有关部门的“政治鉴定”中，对冼玉清有“对政治不闻不问，连报纸、新文学也从不过问”之类的评语。1953～1961年，整整八年冼玉清基本没有研究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临终之前的1965年8月17日，冼玉清约广东学人李稚甫面谈，欲把尚未整理成书、牵萦数年的《近代广东文钞》、《广东艺文志考》、《广东文献丛考论文集》三书委托给李完成，最终皆成泡影。
尽管如此，细考冼氏之学术生涯，仍是令人无限感佩。她出身巨富之家，视荣华富贵如草芥，一生清贵，简静自持，在时代的风云巨变中独守书斋，全身心投入广东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之中，以文化殉道士的执著情怀，孤独守望岭南文化，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此种风骨操守置于今时今世，真已近乎绝唱矣！
王美怡：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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