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0年，为什么穷国富国大逆转？新晋诺奖经济学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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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过去500年来各国贫富状况的逆转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制度安排埋下了未来贫富状况逆转的种子

在1500年的时候，印度莫卧尔王朝、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安第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北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是最不发达的地区。但今天，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比莫卧尔、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在地区的许多国家富裕得多。

在500年前，亚洲的许多国家相当繁荣(或许和当时的 西欧相当)，而中美洲和北非也足够发达。相反，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农业活动很少，人口密度一直保持在每平方公里0.1人的水平上。澳大利亚“依旧停留在旧石器时代”。实际上，由于这些地区的相对落后，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没有把它们看成是有价值的殖民地。

1750年时的人均工业产量，印度为7，而美国只有4。中国的人均工业产量为美国的2倍。在后来的200年里，美国的工业产量有了巨大的增加，而印度和中国远远落在了后面。

进入18世纪之后，北美殖民地的人均收入开始领先，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才真正拉开差距。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墨西哥1700年时要比美国更富有，到1820年时就落后了。

为什么?

一种最常见的理论称为“地理因素假说”或“温带转移假说”，而最好的解释，乃是我们提出的“制度因素假说”。

相对贫穷的地区人口十分稀少，让欧洲人可以大量移民过来，并且发展出了鼓励投资的财产保护制度。相反， 在人口稠密、相对富裕的地区，建立掠夺制度对于殖民统治者而言则更加有利可图。这是殖民地引起的“制度 安排的颠倒”。

根据“制度因素假说”，相对贫富程度的逆转发生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并且与工业化进程有关。该假说要求把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社会组织形态联系起来，认为那些为投资提供了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将比那些没有提供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变得更为富有。

我们假定存在这么一组社会制度安排，它可以保证社会中广大阶层人士的财产权利，我们称之为“私有财产制度”，该制度对于激励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相反的情况下，则存在一组“掠夺制度”，它把社会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人士手中，让大多数国民处在被剥夺的危险里，从而打击了投资，阻挠着经济发展。这样的掠夺制度虽然会对增进社会的总产出起到消极作用，却能增加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小集团的租金，因而它也可以表现出均衡的特性。

拥有良好制度的地区将更有希望赶上工业化的大好时机，而被掠夺制度拖累的社会将被甩在后面。

我们把良好的社会组织理解为一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它可以确保社会各阶层获得有效的财产权利，这组制度我们称为“私有财产制度”。

私有财产制度的定义隐含着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这个制度可以保证安全的财产权利，使那些发现了创新机会的人可望从自己的投资中获得回报，从而产生投资的激励;其次，该制度应该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极少部分人(例如大地主)掌握着全部财富和政治权力，即使这少数精英人士的财产权利是安全的，但那里并没有理想的投资环境。在那样的社会里，许多人虽然拥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发现了好的投资机会，却得不到有效的财产权利保护。特别是，政治和社会权力如果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则意味着大多数 人在进行投资之后仍然将面临被剥夺的风险。

(详情内容请看三位诺奖作者全文阐释，对你认识世界会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