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经济社会封锁政策，在此情况下，社会和行为科学的重要性，包括诸如信任之类的社会心理概念，很快在学术界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关注。
政治信任可以被视为在不确定时期有效执政的关键心理润滑剂。一方面，政治信任下降（或对政治的不信任上升）可能会通过构建合法性和决策可行性来减少公众对政治授权和/或政策的遵守。另一方面，政治家之间的政治信任可以通过推动参与者合作来促进有效的危机应对，而不信任则可以通过催化战略行动、预期反应和党派政治化来阻碍危机应对。
早期对新冠危机的研究证明了较高的政治信任和政策遵守之间的关系，但是，受到数据测量的限制，其中潜在的因果机制变得相当模糊，因此本文将政治信任分为多维度测量，从横向与纵向进行全面评估。
公民与代表之间的
“纵向信任”
是民主的必要特征。
在实践层面，民众与政治代表之间的授权关系要求委托人（即公民）对代理人（即政治家和决策者）进行持续的信任判断，而这种关系的效力则建立在对纵向信任的相互认可上，即为了促进良好的治理好有效的代表，政治家必须准确识别民众情绪并采取相应行动，这强调的是“纵向协调(vertical coordination)”。
政治家之间的
“横向信任”
问题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关论点最初由威廉·G·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1913)在他的“对立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理论中创造：政治精英可以建立有限而持久的伙伴关系，为整个社会追求互惠互利的目标。尤其在危机时期，搁置既存的争端，与对立者进行合作的政治利益将会更高。
政治信任与行为理论
与基于整体单项调查指标的广义政治信任研究相比，本文采取规范性立场，认为政治信任明确地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并且反映了特定行动领域中的人际关系预测。如图1所示，它区分了信任作为一种行为和作为一系列内化的心理过程之间的区别。
具体而言，政治行为或决策是由委托人的信任倾向(Trustor's Propensity to Trust)和政策/政府的绩效评估(Policy/Government evaluations)所催化的；并由受托人（例如政客）的多方面可信赖性判断来介导。
根据传导机制和主要的支撑性观点论证，简而言之，在做出不稳定、高风险或相互依赖的政策决策时，其他政客正面的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和行为意图(Behavioural-intentional)信任判断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公众支持意识的增强，或者更具战略意义的选举安全，在上述因素中受到正面评价的政客们更有可能在危机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
图1还从概念上区分了信任和不信任，尽管二者都与对另一个人的可靠性判断有关，但是信任允许造成伤害并促进合作行为，而不信任则引起伤害或背叛并将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来管理风险。因此图中基于信任和不信任的关系会进一步产生两个独立但平行的运行轨迹。
研究方法
（一）参与者
对于英国公众的在线调研于2020年4月2日至4日之间（首次封锁后一周左右），在Prolific Academic平台完成。根据性别、年龄、种族配额，在31787名参与者中选取1200名完成回答，完成质控筛选后最终人数为1145，参与者平均分布在经济和社会的两个意识形态量表中。
针对英国政客（地区参议员）的调研也在同一时期完成，经过质控筛选后最终257名议员完成回答。样本在性别，年龄，种族和教育程度等维度都具有代表性，工党和自由民主党（36%、32%）的代表人数略高于保守党（17％），平均任期为9年。
（二）测量方法
参与者完成了有关其社会经济、人口和党派特征的问卷调查，并测量了衡量其政治信任的心理倾向以及（a）是否遵守官方公共卫生政策（民众样本）或（b）是否支持一系列对危机的回应政策（精英样本）。
信任和政策满意度倾向
：回答者针对不同问题在0-10的区间内对自己进行评分，信任倾向的最终得分为该组答案的平均分数，Cronbach’s alpha系数表明标度在精英样本（α= 0.81）和民众样本（α= 0.85）中都具有很强的内部可靠性。
政策遵守与政策支持
：针对民众的问卷以五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要求参与者自我评价其对英国政府疫情期间发布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和准则的遵守情况。针对议员的问卷则选取疫情期间社会治理的十项政策，要求议员根据自身支持情况打分，其中的七项（例如支付无工作者的工资）有正式的政策公告。
政治信任与不信任
：用包含24个项目的题组(PTB-24)，以七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测量对政治家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图的信任判断。对于公众而言，政治信任在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间有所不同，由此评估对政客的信任程度在不同治理层面上的差异。对于政客来说，政治信任在其他议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议员）与自身之间存在差异。题组六个潜在因素的内部可靠性较高（Cronbach’s alpha系数都在0.62至0.94）。
研究结果
（一）对疫情的态度及行为
在英国首次封锁开始仅十天后，由政治家及其顾问对新冠疫情的中央回应、与公民的遵从和地方政策落实之间的
“纵向协调”
，已经有衰退迹象（图2）。例如相当大比例的民众继续出于不必要的目的外出，同时不论鲍里斯·约翰逊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如何呼吁，绝大多数群众都不愿意提供志愿支持，这些行为都直接抑制了危机管理。
在政界人士中，
“横向协调”
似乎也沿着党派的分界线动摇了（图3）。例如，保守党议员在支持英国商业金融发展方面达成了更多的共识，而工党议员对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支持。图3不同项目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新冠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地方政府没有在达成统一共识的情况下执政。
（二）政治信任与不信任
在疫情高峰时期，根据PTB-24的测量结果，可得出的主要结论为：第一，公众对于地方议员的信任高于对国会议员的信任（图4）；第二，议员受到的公众信任高于对其他议员的信任（图5）；第三，议员认为自己的公众信任水平高于实际的信任水平，即感知与真实的行为意图信任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图6）。
（三）政治信任与新冠疫情
民众对国会议员的垂直信任及行为之间的关系正如预期，即更高的政治信任对应着更大可能的政策遵守行为，但与此相反的是，对国会议员表现出的更高开放及依赖程度，会带来更小的政策遵守可能性（图7）。
政治精英的样本中体现出，对其他议员的行为信任(Behavioural Trust)与政策支持水平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因素对政策支持产生影响，议员对公众信任与否的感知水平与政策支持之间也没有建立稳定的联系（图8）。
这些结果表明，横向信任，尤其是政客之间的横向协调，可能比基于公众支持的纵向协调更为重要。因此，政治分歧和政策的制定应尽可能通过民主媒介在立法机构内进行辩论和协商，由此减少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进而可能在危机时期改善横向协调关系。
本文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通过将作为一般性倾向的信任与特定领域的不信任判断分离，并使用新的度量工具进行检验。在实质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信任研究焦点，关注政客感受到的信任或不信任，以及他们对其他当选代表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初步证据表明，政客对公民的信任度缺乏准确评估，同时他们对其他政客的信任判断对横向协调有一定影响。这些发现对未来的代议制民主和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