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之后......

最初也是得到最多关注的是关于地震对遭遇这种灾害的母婴的影响。2010 年海地地震时，数据显示，地震期间的出生率陡增，因为受到刺激，很多孩子提前生产。

而另一份对 2004 年印尼大海啸期间出生的 4000 多名婴儿的一项 5 年追踪研究则显示，遭遇海啸令孩子们的平均身高明显低于未曾遭遇过这类灾难的孩子。

而这其中，身高差别最明显的是那些孕中期遭遇海啸的妈妈们的孩子。5 年后，大部分灾难中孕育的孩子们的身高已经赶上了全国的平均值，而只有少量孩子仍然保持在低于正常水平的状态，这些孩子的大部分特征是，母亲在孕中期遭遇海啸，且表现出了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

对这情况发生的原因，研究者们表述为：「一场完全无法预料的大规模环境灾难，导致母亲心理社会压力增加，获得食物的机会减少，资源减少。」而另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实则是，海地地震后 9 个月，当地第二次遭遇生育潮，研究者们评价：造人，也许是缓解焦虑的办法。

除了影响孩子们，时至今日，飓风、洪水、风暴，以及地震这类自然灾害，为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冲击，已经远远不止是疫病，他们对当地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和管理所产生巨大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后果，同样不容忽视。

家园破败、医药缺乏容易导致患者无法继续获得所需的治疗资源，从而导致病情恶化，并发症甚至死亡，而这类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许尤为显著。2016 年 7 月，尼泊尔地震 1 周年，《柳叶刀》特约撰稿人米沙拉（Shiva Raj Mishra）重回缅甸考察，并在杂志上发表文表达了她对尼泊尔 8000 - 10000 名癌症病人在震后状况的担忧，她说：传统的「重建家园」式的灾难应对方式需要将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纳入考虑，调查和了解这些疾病的直接或者间接致病因素，将对这类疾病的控制与预防纳入灾后重建，才能真正维护和恢复人民群众的健康。

美国疾控中心的灾害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家选出了，美国的 308 个遭受过洪灾的地区、24 个遭遇飓风的地区，以及 4 个遭遇地震的地区，并详细分析了这些灾害对该地区 5 年内自杀率的影响。其中，地震导致的自杀率上升在灾后第一年就达到了高峰，飓风造成的上升峰值出现在灾后两年，洪水造成的上升在灾后的第四年才达到了峰值。而单就自杀率上升的比例来看，地震造成的自杀率上升最严重，飓风次之，而洪水造成的自杀率变化最细微，事实上，这三种灾害所造成的自杀率变化都并不是非常显著。

而与美国的数据相比，由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在 2013 年公布的汶川灾区 9 个监测点的自杀率的变化情况则呈现出了非常令人欣慰的特征。根据那份数据，震后，极重灾区与重灾区的自杀率变化差别不大。汶川的 9 个监测点在 2006 - 2010 年自杀死亡率表现出了显著的下降趋势，甚至，彭州、汉源、盐亭、三台、什邡这 5 地在灾后两年（2009、2010）的自杀死亡率明显低于灾前的两年（2006、2007）。当地 40 - 50 岁年龄段的居民为数据的下降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这个年龄段的人群自杀率震后与震前相比发生了明显下降，其他年龄段则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结果引发了不少研究人员的兴趣，甚至有人特意研究过「汶川地震后自杀率较低的因素分析」，并将其总结为：灾区文化、灾区民众心理承受力、政府的灾后重建，以及在后的心理援助与相关服务的提供。不过，有一个因素却仍是不容忽视的，在美国，被选作震后样本的四个地区在震前的自杀率就高于全美平均水平，而汶川地区的自杀率在震前即呈现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某些监测点一直表现出自杀率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状态。

一部描写《唐山大地震》的电影，曾讲过一个地震救援中被父母放弃的女孩的故事。这类的故事，在美国，曾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伦理讨论。

2005 年，卡特琳娜飓风之后不久，新奥尔良的外科医生蒲安娜（Anna Pou）遭到指控，她被认为在灾难发生断水断电时，为医院的 9 名濒危，且曾签署过放弃心肺复苏抢救的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也就是谋杀了他们。一般的灾难救援中，迅速为伤者打分，决定谁在手术台上，或者谁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唯一可以看到的救援车辆中找到一个珍贵的位置，是救援人员和医者们最痛苦的抉择。停水、断电，救援的直升机又无望的情况下，面对痛苦的病人，究竟该怎么办，这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一大挑战。

有当地居民和医学界人士为蒲辩护，说这位当年 51 岁的外科医生有担当的英雄，在其他同行不作为时敢于站出来；也有保守派以及患者家属认为，蒲「杀人」的事实无法否认。

这场讨论持续了数年，出过书，也几乎成了此类状况下伦理选择的教科书式的范例。翻查当年这个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他们说过的话，是一件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情。

蒲安娜说：「我从不是安乐死的信徒，我从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力决定他人的生死。这只是一种舒缓治疗，我只是帮助我的病人，减轻他们的痛苦……」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姑息治疗主任支持蒲的这个说法，「没有麻痹症，没有巴比妥类，如果他们真的试图终止生命，这才是人们常用的东西。」参与救援的一位医疗队成员提到，一位救援官员曾咨询过他，是否可以为那些签署过放弃心肺复苏抢救的病人们实施安乐死，这个想法迅速被否定。在当时，还有人指出，灾难发生时，蒲与他们病人遭到了政府与相关机构的「抛弃」，这是不得已，才做出的抉择……

而对更多的护理、急救医学专家而言，这个案例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一些培训和公开辩论，让更多的医患人员了解类似情况下的分诊，沟通和决策，使得救援者和照顾者能够更好地进行灾后可能会面临的生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