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落幕，《粗野派》（The Brutalist）成为奥斯卡近百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部以建筑师为绝对主角的获奖电影。
电影是原创故事，但在建筑史上，却可以为其中的建筑师找到多个原型。
和电影主角拉斯洛·托斯最接近的现实人物，可能是同为犹太裔的建筑大师路易斯·康。他是美国战后“粗野主义”建筑流派的精神先驱，而且和电影主角一样，
不疯魔，不成活，他们的反抗与挣扎，都是作者性与资本、强权的对峙。
什么是
“粗野主义”？在
《粗野派》中，谁是真正“粗野”的人？这部电影最可贵的是，它讨论了创作者应该如何面对粗暴的干涉和压迫，就像
电影最开头的那句话：
“最无可救药的，是那些沦为奴隶却错误地认为他们还自由的人”。
一句话概括，《粗野派》讲了一名战后欧洲建筑师融入美国社会最终失败的故事。
谈论这部三小时的长片，需要恰当的入口，而理解
一位犹太移民建筑师为何最终“沦亡美国”
，可以作为合适的第一扇门。
主角拉斯洛·托斯本来是生活在匈牙利的犹太人。
二战爆发前，他从堪称现代设计“基因库”的德国包豪斯毕业，并在欧洲留下了许多建筑成果。
导演布拉迪·科贝特提到，“包豪斯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
历史上，由1919 年在德国创办的包豪斯学院，是现代设计的发源地。
校长格罗皮乌斯把工匠、画家、建筑师全塞进车间，让他们用钢管、玻璃和混凝土搞发明。
这座只存在了不到14年的学校，由此创建的影响世界的设计法则：
削掉所有浮夸装饰，让物品回归本质功能。
二战后，拉斯洛的故乡匈牙利一片疮痍，当谋生糊口都成为问题之后，他来到美国。尽管
在欧洲有着斐然的建筑成就，来到美国后投奔表弟却只能寄人篱下，这位建筑师锋芒尽敛，
一度落魄到只能去铲煤
。
此时，影片中的重要角色、充当“伯乐”的美国大亨哈里森出现，作为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热爱建筑艺术、渴望普惠大众的慈善家，他请拉斯洛设计一个社区建筑群——范·伯伦会馆（Van Buren Istitude），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供祈祷的礼堂。
电影迎来了高光时刻——当拉斯洛带着他的建筑模型向社区居民做展示时，他用手电筒在建筑模型的穹顶打出了一束光。
拂晓、正午和黄昏，太阳发生移动，光芒会穿过礼堂顶部的镂空十字架，投射在视觉中心，那里是拉斯洛设计的会馆中心、礼堂里洁白的大理石祭坛。
而导演并没有着急展现这一“神迹”，而是巧妙用了一个反打镜头，给到模型展示现场的观看者们，他们被这简洁、优美而纯粹的设计“折服”了。
与此同时，托斯洛逐渐意识到哈里体面之下的傲慢残忍和伪善自私，认为这个粗野的甲方无法让他实现自己理想建筑的愿景。
在拉斯洛的理念中，
他的建筑是一台没有多余零件的精密机器，同时有一个粗犷、坚硬的内核，是准确的，是极致的，也是美的。
“粗野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中叶，强调诚实、朴素的材料，例如混凝土，重视几何形状、功能性和极简主义美学。当有人提出使用混凝土不够美观，拉斯洛回答：“遗憾的是，建筑上的美学不由你决定。”
承载拉斯洛美学理念的范·伯伦会馆并未如约建成。哈里森对拉斯洛和犹太民族表现出轻蔑和玩弄的态度。看似尊重拉斯洛的才华，实则在施工中拼命缩减预算，干涉设计图纸。
为了推动项目，拉斯洛只能隐忍，甚至用自己的设计费填补被缩减的预算。
最后，拉斯洛在哈里森肉身意义上的强暴中彻底被击碎，犹如他身后被掠夺与蹂躏的民族。
影片就这样一步步坠入低谷。就在观众们觉得一切已无可救、在托斯洛历经绝望——“被救赎”——再度绝望中，范·伯伦会馆落成了。1973年，当人们走进这座建筑，好奇于为什么它有大量幽长的通道，有如此多非常狭窄的小房间，而天花板又如此高，唯有向上看，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影片最后，在一场虚构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现场，导演为我们揭秘了答案：
“在这个项目中，他重构了集中营内部幽闭恐怖的牢房，完全还原了他当时身处的监牢的尺寸，不过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意外之处——
当访客向上仰望时，他们头顶二十米高的，那引人注目的玻璃屋顶，能够唤起人们自由的思想，自由的个体意识。
他进一步重塑了布痕瓦尔德（拉斯洛被囚的集中营）以及
达豪（其
妻子被囚的集中营）。通过无数秘密走廊间的相互连接，他使二者在同一处重现，超越时空。”
拉斯洛对建筑理念的坚持，让那些影片中他“所做何为”的对白宛如写给建筑的一封情书：
“当欧洲所发生之事的可怕回忆不再令我们蒙羞之时，我期望我的作品能成为一种政治刺激……我已预见到愤怒与恐惧的集体言论，这样的一股洪流或许会奔腾不息。但
我的建筑正是为抵御多瑙河河岸的侵蚀而设计的。
”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到，“存在”的本质与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而建筑作为人类存在的栖居载体，天然具备时空交融属性。
在所有艺术中最能承载“时间与空间”这一双重载体的，就是建筑。
《粗野派》的片名，既指向美国“粗野主义”建筑流派，也指向片中人物。
战后的建筑师群体移民异国，归属不再，颠沛流离。粗野主义的极简风格，既是现实的产物，也是一种隐喻，“粗野派”也可直白地翻译成“野兽派”。
某种意义上，拉斯洛对建筑美学强迫症般的执拗和狂热，以及个人病态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野兽”，面对敌人捍卫自己领地的野兽。
不过相比拉斯洛这只受伤的野兽，或许“甲方”哈里森才是真的粗鄙之徒。影片前段的名流晚宴上，拉斯洛被美国养尊处优的名流人士戏谑地称为master，但那些精心修饰、富于涵养的言语中并无尊重与欣赏。
片尾被拆穿人品、破防的富豪哈里森大骂拉斯洛不过“是我养的一条老狗”，这背后代表的是美国“老钱们”对待（哪怕是天才的）流亡移民内心的全然蔑视与不屑。
如导演所说，“每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
当人们觉得自己理应享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权时，这很奇怪。
边界是存在的，这也是很复杂的。这部电影不仅在与移民作斗争，还在与野蛮主义所代表的这种异质性作斗争……
我们想把它摧毁。
”
拉斯洛是虚构的人物，但这并不妨碍影迷和评论家常常把电影中拉斯洛的建筑作品和建筑大师路易斯·康（也是犹太人）、柯布西耶（一辈子都在欧洲）关联；而除此之外，片中礼堂里“十字之光”的灵感来自于安藤忠雄的光之礼堂；导演也提到拉斯洛其人“融合了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以及许多 20 世纪中期建筑师的特点”。
在这其中，如果找出拉斯洛最像的建筑师，应该就是康。犹太移民、用混凝土对抗偏见，成名晚、引领时代、连偏执的脾气都如出一辙。康是出生在爱沙尼亚的犹太移民，童年被一场大火毁容，带着疤痕和全家挤上开往美国的船。前半生他籍籍无名，据说睡过费城的火车站，在五十岁后才声名鹊起。
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萨尔克生物研究所，两排灰扑扑的混凝土大楼夹着一条水道，尽头通向太平洋。康不喜欢遮盖材料的瑕疵，这种对材料真实性的执着，让他成了粗野主义的精神先驱，虽然他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粗野派。
对设计理想的执着，让康总是与甲方陷入激烈对抗，这也是拉斯洛很像。事实上，
资本的干预和“作者性”的反抗，是永恒对立的难题。
建筑设计天然有“甲方”，考虑成本、材料，建筑设计也必然是妥协的艺术。一个建筑师很重要的能力，是说服甲方，并尽最大可能完成自己的表达。
在1950-1953耶鲁大学美术馆扩建项目中，但康因反复修改图纸、拖延工期，与校方矛盾激化，最终被迫离开耶鲁。这种对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大楼中更趋尖锐：甲方批评玻璃幕墙影响实验、储藏空间不足，康却直指“经费缩减”是症结所在，导致宾大将其列入黑名单。
晚年的康还因此差点破产。他坚持为印度管理学院和孟加拉国会大厦项目反复修改方案，甚至自费聘请结构顾问，导致事务所长期亏损。这种对完美主义的偏执在达卡国民议会大厦达到极致：项目耗时23年，期间经历战争中断、政府更迭，康始终拒绝简化设计，直至逝世9年后才竣工。
与此同时，建筑师和“甲方”们的紧张关系，也引向我们去思考，该如何看待一座建筑的功能性与美观性的平衡？或者说，
建造者与使用者的目标是否需要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