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凡提到秦代以降的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时,常会用“君主专制”或“封建专制”加以概括。此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在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百官和民众都要服从皇权,乃至于“君
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就体现了君主专制的重要特征。不过,在漫长的历代政治演进中,君主专制也并非全如字面上理解的那般绝对,抛开无数王朝末年皇权沦落的情况不说,实际上还存在某种阶段性的变化,即在维护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亦出现了君臣协商甚至相互妥协的情况,
君主因此不可能完全专权,宋朝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时代。
宋朝能够形成
君臣协商
的朝政特点,首先缘起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意识及其带来的传统影响。
清人王船山对此指出:赵匡胤既非贵胄出身,又非胆魄超群的乱世奸雄,称帝之前并无显赫功业,故他不仅无法与汉唐开国帝王相比,即便如曹操、刘裕之流,也不能与之比拟。宋太祖之所以能抚定天下,主要与其畏惧心有关,所谓“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博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
(《宋论》卷一《太祖》)
。这段话大致符合宋太祖的基本特性及其缘由。可以说,纯属因缘际会成就的帝业,使得一贯谨慎的宋太祖充满戒惧,不敢如五代暴君那样恣意妄为,加之其通过读史了解到以往王朝亡国的教训,都促成了其理性、务实的行事风格。
据宋人沈括记载,宋太祖在位期间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深思后答道:“道理最大。”宋太祖听罢,表示信服,“屡称善”
(《梦溪笔谈·续笔谈》)
。赵普的说法,意在告诫帝王不可妄自尊大,须服从世间道理,而宋太祖虚心接纳,则表明认同这一理念。就此而言,
宋太祖突破了之前那些武君独断专行的思维认识,以理性而长远的眼光看待皇权,有意接受朝臣的意见,由此消解了唐末以来朝堂上的戾气,从而走出五代暴政的阴影。
宋太祖开始注重制度建设,恢复文官治国的传统,并立下不得杀戮文臣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碑”。
宋太祖的理性观念,对其后大多数嗣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以后的宋孝宗仍表示遵从“道理”,臣僚为此感叹:“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
(《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
因此,讲求祖宗之法的宋朝皇帝往往顾及外界观感,典型者如宋仁宗“性畏慎”
(《龙川略志》卷四)
,不仅素来畏惧台谏官的诤言,甚至在私生活上也颇受朝臣的约束。如他欲废郭皇后时,就寻求宰相吕夷简的支持;随后改立皇后时,也被迫接受辅臣推荐的人选。宋真宗欲行封禅之举时,即使得到王钦若等宠臣的竭力迎合,也不敢像秦皇、汉武那样大胆行事,还要用贵重的珍珠收买宰相王旦,以争取其理解和配合。宋英宗想给生父追赠皇考之礼,却因受到许多朝官的反对,最终不得不妥协,相较于后来明世宗对待相同事项的强硬做法,可谓大相径庭。
纵然是宋徽宗之流的昏君,想要搞非分活动时亦多寻觅冠冕堂皇的理由,“君臣逸豫,相为诞谩”
(《宋史·徽宗纪》“赞”)
。如此一来,宋朝历史上虽有庸主、昏君,却基本无专横的暴君。
其次,宋朝帝王对文官集团的倚重,促成了君臣协商的基础。
自宋太宗朝以后,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崛起,并成为统治的主体力量,而传统上的贵族、军功集团已不复存在,就此形成宋朝士大夫群体“一枝独秀”的格局。如北宋中叶人所云:“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