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高被引作者越来越多：是天才辈出，还是擦边失信？

原文作者：Alix Soliman

“早熟”（precocious）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成为高被引作者——的数量在过去几年里猛增，一项针对数万名科学家的发表记录开展的分析[1]显示。

在这些早熟作者中，有很多作者发表了该分析称之为“极端”数量的论文——平均每周超过一篇。这项分析还发现，这些作者引用自己论文的频率远高于平均。一定程度的“自引”在科研论文中很常见，但平均水平在13%左右，而这些作者中有部分人达到了25-50%。

该分析2024年10月15日发布于bioRxiv预印本服务器，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但未参与该分析的另一名研究员表示，分析使用的方法看起来很合理。

在这些早熟作者中，有些作者的发表习惯并无可疑迹象，可能确实是通过自身才华和努力才到了这个位置，该预印本作者、加州斯坦福大学荟萃研究专业的内科医生John Ioannidis说道。荟萃研究专门分析研究的完成方式。

但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个现象引发了大家的疑问：这么多作者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么多引用量。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昆虫学家Zach Adelman表示，虽然这群人中可能不乏名副其实的人，“但我不认为相比五年前，我们会一夜之间产生这么多天才。”

Ioannidis利用Scopus引用数据库的数据，基于一个他称为“复合引用指数”（composite citation indicator）的指标编制了一份高被引研究人员的清单，该清单考虑了论文共同作者的不同程度的贡献。该指数综合的数据包括研究人员获得的总引用数，其在每篇论文作者列表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h指数（一个衡量研究产出的指标，包含引用数和著作发表量）。

Ioannidis用这个复合指数筛选出了高被引科学家：这些人的引用指数进入所在领域的前2%或是进入所有领域的前10万名。他对“早熟”科学家的定义为：在首次发表论文后的8年内进入这个高被引名单的人；对“过早熟”的定义为：只用5年就实现这一成就的人。相比之下，从首次发表论文到进入高被引行列的平均时长为36年。

该分析发现，在Ioannidis有完整数据的2019-2023年期间，处于事业初期的高被引科研人员的数量快速上升。在这期间，早熟作者从213名增加到469名，过早熟作者从28名增加至59名。

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Ioannidis发现31%的过早熟作者比该领域95%的作者会更多地自我引用，如果排除自引，20%的作者会“跌出”这个高被引榜单。当Ioannidis纳入2024年的部分数据时，他发现过早熟作者中有17人至少有过一篇撤稿。

对于这种现象，一种无辜的解释为：作者在发现无心之错后自己撤稿，而那些超级高产的科学家可能会更频繁地自引。但大量撤稿或很高的自引率也可能标志着不正常的发表行为。

西班牙比戈大学的统计信号处理专家Domingo Docampo曾使用一些相同的指标研究过引用造假，他表示该研究使用的方法很全面，“这些指标都很可信，对于任何从事科研人员评估研究的人都很有用。”

Ioannidis发现，有些研究人员不仅会过度自引，还会大量引用相对一小部分论文。这个发现表明，研究人员想努力提高自己的h指数，Ioannidis说。比如，有些早熟作者发表了他称之为“有时候无意义的论文”，这些论文将他们自己的论文引用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研究人员这种行为的背后常常有着很强的动机，追踪撤稿的媒体机构“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联合创始人Ivan Oransky说。在一些国家，大学在人员招聘、研究资助和职称晋升中都会看学术人员的h指数，他说，所以研究人员很想提高这个指数。

斯坦福大学的科研诚信咨询师Elisabeth Bik表示，她和其他科研侦探可以将Ioannidis的分析作为一个初步筛查工具。

哈佛大学27岁的医学生Mark Czeisler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出现在了Ioannidis的过早熟名单上，意味着他的工作在他的事业早期就获得了大量引用。但他的发表记录没有亮红灯，因为Ioannidis没有发现可疑的发表行为。Ioannidis表示，Czeisler是一名诚信研究人员的典范，他的开拓性工作得到了很多关注。

Czeisler和同事在2020年与美国疾控中心合作发表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毒品使用与精神健康问题的部分最早调查结果。这篇论文[2]获得了2000多次引用。

与一些行为存疑的作者在同一张名单上，Czeisler也感到担忧，但他认为，如果使用得当，用工具发现有问题的发表模式对科学是有益的。他说：“预防与主动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Ioannidis推断这个名单可能混合了一些最好和一些最差的人。现在轮到科研侦探们来分辨谁好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