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到圣西普里安学校不久（不是立即，而是一两周后，差不多就在我开始适应新的学校日常时），我突然开始尿床了。我已经八岁，这个毛病其实早在四年前就改掉了，可竟然又倒退了回去。现在想来我却觉得，对一个刚从家里换到一处陌生环境的孩子来说，尿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当时，这事却被当作是令人厌弃的恶行，是些坏孩子的明知故犯，对此恶行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揍他一顿。当时的我不用别人多说也知道这事有多糟糕。我夜夜都怀着前所未有的热诚祈祷着：“上帝啊，求求你不要让我尿床！上帝啊，求求你不要让我尿床！”但事情并未因此有多少改观。我仍旧时不时尿床，这事无法用意志和意识来控制。确切地说，我根本就没意识到做了什么，但早上醒来时，却发现床单是湿的。
在犯了两三次这恶行后，我被警告“下次就等着挨打吧”，不过这警告是以一种奇怪的迂回方式发出的。有天下午，我们用完茶点正一个个离开，校长夫人威尔克斯太太坐在一张桌子的主位上同另一位女士聊着天。我从未见过这位女士，只知道她当天下午来学校访问。她穿一身骑马装，至少我以为那是骑马装，她看起来颇有男子气概，令人望而生畏。就在我要离开房间的那一刻，威尔克斯太太把我叫了回去，像是要把我介绍给这位来客。
威尔克斯太太有个绰号叫“变脸”，之后我会用这个绰号指称她，因为除此之外，我想不起来她其余的任何特色。（当然，我们在公共场合会称呼她为“妇人”，这大概是对公学学生的拙劣模仿，他们称呼舍监的妻子为“夫人”）变脸是个身材敦实健硕的女人，两颊通红、额头扁平、眉骨突起、眼窝深陷、眼神多疑。尽管她常常装出一副热心爽朗的模样，还会用男人们的俗语来给别人打气（诸如“提起神来，老伙计！”之类），她甚至还用教名来称呼别人，可眼神中的焦虑和显见的指责从未消退过。即使一个人没犯什么大错，也会在见到她那张脸时心生愧疚。
“就是这个小男孩，”变脸指着我对那位陌生女士说，“他每天晚上都尿床。如果你再尿床，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吗？”转身对我说，“我会让六班的学生打你。”
陌生女士做出一种吃惊的样子，大声说：“我认为是该这么做！”童年时期的日常经验里那种无理由的、近乎荒唐的误会此时发生了。六班是一群年纪稍长的学生，因“有个性”而被选出来且被赋予打较小孩子的权力。我在此以前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于是把“六班”错听成了“班夫人”。我以为所指的就是这位陌生女士——她的名字是“班夫人”。这本不像个名字，可一个孩子在这类事情上是没有判断力的。因此，我以为要打我的人就是她。这项任务交给一个与学校毫不相干的临时访客来完成，我也不觉得奇怪。我只是在想，“班夫人”应该是个严厉的、爱打人的训导主任之类的人（她的外表似乎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我立刻想象出她为此目的穿一身骑马装，手执马鞭到来的可怕形象。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我的感觉，一个穿着灯芯绒短裤的圆脸小男孩，站在那两个女人面前羞愧得几乎要晕过去的场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如果“班夫人”要打我，不如死了好。而我主要的感觉还不是害怕，甚至也不是怨恨，仅仅是羞愧，因为又多了一个人，而且是女人，知道了我这丢尽脸面的事。
过了一会儿，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弄明白不是“班夫人”来打我。我也忘了是不是就在那天夜里我又尿床了，反正我又很快尿了床。唉，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一切祈祷、下了所有决心后却很快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醒来的绝望，我感到了残酷的委屈！我也根本没有机会掩藏刚做下的事。那位表情严厉、身材高大的女舍监玛格丽特到宿舍里来专门查我的床。她揭开床单，直起身，那句令人惊惧的话如滚雷般从她的嘴里隆隆发出：
“早餐后自己去向校长报告！”
“自己去报告”[1]这几个字我用了大写字母，因为它们在我脑海中就是以大写字母浮现的。这句话我在西普里安学校最初的几年里不知听过多少遍，跟在这句话后面的也往往是挨打。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总是种不祥之声，如同沉闷的鼓声或死刑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