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无知无畏的商人之外，没人敢于公开表达对保护知识产权的蔑视，即便是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谁都能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却并非所有人愿意接受现有的知识产权现状，从而对保护知识产权实行一种无差别的政策与做法。那基本意味着将大片市场拱手让人，让自己的产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因为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实在是太弱势了。
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出口全球63.2%的假货（OECD调查数据），印度能成为世界药房，生产全球20%的仿制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和印度的人民和产业在道德上有所缺失，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实际的需求。在香奈儿专卖店里以1.2万元出售的一款手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只需200元就可以造出来，不但可以做到毫不走样，质量上也足够过硬。而在美国以9万美元一盒出售的某种丙肝药，由印度仿制出来之后售价仅为约合人民币2800元，且安全性、质量、疗效等完全与原版药相同。
偷别人的东西固然不好，但在这样的现状之下，所有道德标准都是软弱无力的。从实际需求的角度来说，一切知识产权都可以是被视作空气的。前几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一对来自美国菲尼克斯的汉克森夫妇，是如何因为自己生产的创意桌子在淘宝上遭到大量仿冒而对淘宝开战的，读来足以令人对这种损害创新的肆意践踏别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深恶痛绝。汉克森夫妻俩设计的桌子初始售价为5294美元，在淘宝上只卖24美元。但仔细一想，这里面又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正版和盗版之间的差价也太大了些。
在美国时亲口听美国当地业者自己说，中国人生产的商品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服装的针脚细致紧密，而这些美国人做不来。中国货确实行销全球，甚至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偶有质量问题也是由于出货量实在太大，且单一事件常被媒体放大的缘故。从比例上看，中国商品的品质也确实保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是墨西哥、印尼、柬埔寨、越南这些新兴制造业国家所不可比的。中国制造使得中国脱贫，但中国却并没有从中致富，这里面的差别就在于知识产权。
5000多美元的桌子，和上万美元的杰尼亚西装一样，知识产权在这个价格中占有大头。中国当前有一派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一台形状奇特的创意桌子，生产制造成本不过几十美元，凭什么创意和知识产权的部分就要比生产制造成本高出上百倍？一件品牌服装如杰尼亚和阿玛尼从中国生产出去，凭什么以上百倍的价格在专卖店里出售，让品牌商赚取大头，制造商只能获得蝇头小利？这确实是一个不合理之处，但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以30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为世界品牌代工能赚一点钱，也能解决就业，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制造立足脚跟并作为全球化体系中的一环之后，居于产业链末端的不甘心随之出现。撂挑子不干吧，背后还有墨西哥和巴西等这些竞争对手，在与品牌方的博弈中必然占不到便宜，继续干吧，中国仅能获得自己生产产品5%左右的利益，实在是不太甘心。
那么，能不能走欧美或者日本的道路，去进行产业升级，摆脱低端制造业的影子，向品牌化方向发展呢？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条路相当艰难，但还得走下去。欧洲和美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是有一些工业化红利的，这其中最特别的一项就是品牌特权。看以下几个牌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LV诞生于 1854年，Burberry诞生于1856年，Chanel诞生于 1910年，Gucci诞生于1921年，Coach诞生于1941年……。有些牌子出现的时候中国还大清呢，中国战乱上百年，工业化红利是一点点都没吃到，还要为别人的红利支付对价。
别说中国了，日本用了几十年时间，对欧美某些产业进行了像素级模仿，发展出成熟的产业后开始品牌化运作，三大时装节年年活跃，日本风时不时在欧美掀起热潮，热闹了一番后到目前为止也没搞出几个国际性品牌，本土产品与国际品牌的价差仍然极大。这里面有没有固有偏见和天然歧视的成分在呢，一定是有一些的。日本经济规模毕竟顶得上半个欧洲了，尚且如此，中国未来即将遭遇的待遇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可以有华为，在通信领域获得全球数一数二的技术专利，也可以有三一重工、江南造船、中国中铁等等这些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但就是搞不定那些富含文化、传承、格调这些元素的工业品品牌。名牌仿制品在国内大量存在的作用有三个，首先是解决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其次是降低老百姓生活成本，第三是占领国外品牌商品无法大量进入市场所产生的空白。但这些其实都是权宜之计，谁都知道这不会是常态，中国早晚会产业升级，到那时就不一样了。
产业升级意味着中国除了保持在制造业上的核心竞争力外，还得有更多自己的品牌，而这也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就得真刀实枪地干了。你过去肆无忌惮用别人的知识产权，如今你得防着别人用你的，断没有只能你用别人的，不许别人用你的这个道理。引申一下，必然会引出无差别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从鬼画符进化到动真格的地步，但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需要有最高明的政治家对此加以平衡。
目前存在的悖论是，知识产权状况好转一些，企业竞争力就会减弱一些，知识产权状况做到欧美一样好，制造业立即遭受重创。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应对因高度保护知识产权而带来的冲击的地步，但未来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却又离不开对知识产权的高度保护。这是个两难选择，到底是愿意维持低端制造业保持不变，还是愿意舍弃这一切，向更高处迈进。古人说大舍才能大取，但在中国知识产权悖论面前，却并非取舍那么简单。
国内的消费升级潮正在兴起，产业的品牌化趋势也相当明显，有了钱的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去购买仿制品，宁可坐飞机去国外买正牌。万达王健林认为，与其让这些购买力流失到海外，不如创造条件把消费引回国内，因此前两年作为政协委员提出了给奢侈品减税的提案，但未获采纳。所有这一切迹象都表明，留给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时间，其实并不多了，真正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随时都会提上日程，正如突如其来开放的二胎政策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