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外高 | 如何举办一次成功的党代会并让驻华记者赞不绝口

西交民巷50号

石按：

这篇转自我一位朋友创办的公号 抢占外媒高地 （ID：foreignmediainchina），写得应景，角度和文采也非常棒，推荐给各位分享。

三十年前的秋天，我还是一名中学生，还无法理解父母一边劳作，一边不忘把红灯牌收音机带到地头专注倾听十三大报告的做法。

三十年过去了，我已是步入人生后半场的中年潦倒男，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可笑的心境。

一樽还酹江月。

如何举办一次成功的党代会并让驻华记者赞不绝口

1987年10月24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一天，北京西交民巷50号门口车水马龙。来自各地的外国媒体来新闻中心报到。

据当时旁观的两名年轻《南风窗》记者回忆：上百名外国记者聚集在大厅内，等待拿记者证的人让中方工作人员应接不暇，人们甚至为了拿到新华社电讯稿和新闻图片而挤成一团，而这时一名日本记者挥着手用生硬的汉语高喊：“统统要，统统要”。

“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六年来，首次允许西方记者出席中国共产党的高级会议 ，“ 美国合众社记者麦杰思次日从北京发出报道。

是年，中央台最早并连续播出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报道、以今人闻所未闻的姿态报道了时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赵紫阳在巴基斯坦机场所发表的他自认“ 更适合做总理工作的谈话 ”、并以一种全新方式组织了执政党的十三大新闻报道。

这一年早些时候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后续的震荡仿佛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按照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杨正泉的说法，这些报道的出台说明“中央对新闻报道的某些方面，正一步一步放开。它像阵阵春风给新闻广播带来了新的动力“。

公元1987年，论干支为丁卯年。杨台长说，这一年“ 在新闻广播史上很值得大写一笔 ”。

新闻中心人员同外国记者交谈 （图 陆也 路元）

参加报道这次十三大的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记者54人，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168人，还有93名外国记者是从各自国家赶来 见证奇迹 。这一数字在二十五年后的十八大的时候上扬到2732名。

外媒人群中不乏党的老朋友。因踩到毛泽东脚趾头而闻名的英国路透社记者 漆德卫(David Chipp) 采访过1956年的八大。当时他身为非共产党国家来的记者，大会堂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外听人透露点消息”。

这回可以走进十三大新闻发布会足以让他特别兴奋：“ 云集北京报道中共十三大的300名外国记者得到了许多工作上的便利条件，这是31年前他们的前任做梦都不敢想的 。 ”

虽然彼时中国尚未成为普利策源泉地，年轻的外国记者仍是趋之若鹜。意大利 《宣言报》 的记者索马可丝毫不隐藏自己的野心、 每一个字里都 透露着穷小子捡到了锅包肉的喜悦：“这是我报第一次派记者到中国来， 就派到了我。我也是第一次到中国采访。这种机会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太难得了，一个机会就意味着一次成功。”

港媒则昭显着后来延续了几十年的特点。 香港无线电视台 的记者认为“ 就是不批准也准备来从外围采访。绝不能漏掉这样的新闻。” 一听说采访获得了批准，无线立马派了八个人，“分兵两路交叉采访“，用粤英双语进行直播。

更多幼稚的外国记者已经开始谋划选题了。 芬兰广播公司 只派出了记者林德鲁斯一个人，他用一种类似于东北二人转的语气告诉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这是第一次呀，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啊，这次会议制定的政策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这番废话不免引起旁边 英国独立电视台 记者汤普逊的认同，“是的，太重要了。我最感兴趣的是， 十三大以后新的领导层能否将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快速地推向前进 。”

大会堂二层现如今一般是摄影摄像记者所在

复杂的中国政治对外国媒体记者永远是无法理解的课题。时任澳门 《华侨报》 特派记者尤肖吾坦言，自己连中共党章也未翻阅过。 接到报社派遣后 只好“临急抱佛脚”，翻查大量有关的资科。这番补课对他而言想必确有疗效， 尤肖吾 现任 江苏省政协委员，澳门都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政治的不理解还表现在看到 彭真伸出三个手指照片 时的猜测。一名外国记者认为彭真是说要再干三个月， 另一外国记者马上反驳道，“不，他是说再干三年。 ”而事实上，就在本次大会上，中央批准了彭真退出领导机构的请求。

坐在 二楼记者席上观察开幕式 的美国 《时代》周刊 和 法新社 的两位记者本身也成了中国国内媒体人的观察对象。他俩神神秘秘的神情引起大家的兴趣，国内的记者无法理解他们为何就主席台前排就坐者的座次、神情动态和交谈状况进行仔细的观察，然后画出详细座次表并一一注明。

这种观察当然还是有效的，《华侨报》尤记者就回忆，他用长焦镜头对大会主席团逐个观察的结果，是发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并无就座。他马上联想到彼时正值世界股市狂泻之际，香港股市也暴跌不止。“于 是毅然发出一则消息，推测许家屯未赴京开会是坐镇香港稳定股市 ”。这条推测后来获得新华社证实，尤记者推测成功，得意不已，后来把自己造谣传谣的经验发表在《新闻与写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