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家为什么会成功/失败？

罗辑思维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24-10-15 06:30

正文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公布。获奖的学者有三位，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麻省理工的达龙·阿西莫格鲁，以及麻省理工的西蒙·约翰逊。

就在昨天早上，我还让AI根据网上的资料做过预测。根据实际结果看，感觉AI像是被摆了一道。AI预测出了阿西莫格鲁，却没有预测到另外两个人。

但是，话说回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经济学家，那么，我们重点应该关注什么呢？他们的观点会不会太分散，让人抓不住重点呢？下面咱们展开聊聊，enjoy：

国家创新的前提是什么？

首先，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好消息是，尽管这三位作者各有各的课题，但他们总体上，有一个大概一致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国家制度与国家经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换句话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分散，重点是可以抓住的。

而不那么好的消息是，这个方向的研究对外行人来说，了解起来都有一定的门槛。不像去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她研究的是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处境。这个课题离生活比较近，相对容易理解。而今年这几位获奖者虽然都出过书，但是这些书的阅读难度都比较大。我们今天就尽可能地介绍一下。

咱们先从西蒙·约翰逊说起。西蒙·约翰逊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他是麻省理工的教授，他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美国自从二战以来的政策对美国科技创新的影响。关于这个课题，他曾经和麻省理工的同事乔纳森·格鲁伯，一起写过《美国创新简史》。得到App的吴军老师还给这本书写过序。

从西蒙·约翰逊的研究里，你能看到一个思路，这就是，不算小账算大账。假如细看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就太随机了，好像有无数的原因能影响创新。但是，假如切换到宏观视角，你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搞好创新的前提，其实是确定的。一个国家想要搞好科技创新，必须满足这几个前提。

比如，这个地区的适龄工作人口，要具备一定的规模。说白了，就是这个地区要有足够大的经济体量，而且要有足够充裕的劳动力。之前贾雷德·戴蒙德，也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提出过一个大历史视角，跟西蒙·约翰逊的观点很接近。但是，戴蒙德说得更直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要有闲着没事干的能人。一来，有能人，你才有创新的能力。二来，这个能人必须得足够闲，至少不能每天为了温饱忙碌，他才有闲心去琢磨创新。

再比如，西蒙·约翰逊的书里还说，任何科技重镇，必须得有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假如没有这样的新产业，单靠现有产业，那么即使这个城市眼下发展很好，在一代人之后，科技水平也会明显落后。这个洞察，又有点像克里斯滕森说的《创新者的窘境》。只不过克里斯滕森研究的是公司，而西蒙·约翰逊研究的是城市和国家。但他们的观点比较类似，这就是，一个组织，无论是城市还是公司，在创新这个事上都需要赌一把。

你要是不押注新技术，只靠现在的技术，那么结果就是，你也许会做对每一个微观决策，但这些决策累积到最后，也会导致巨大的失败。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时代，科技重镇也会跟着变。借用吴军老师的话说，对于科技重镇，我们要动态地看它们，从历史上看，常常是风水轮流转。

你看，我们从西蒙·约翰逊，说到了贾雷德·戴蒙德和克里斯滕森，这些人的领域不同，但是他们的洞察在很大程度上居然是一致的。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真理和真理之间，往往是相似的？

好，关于西蒙·约翰逊，先说到这。

国家差距的四种假说‍

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两个获奖者，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他们两位很适合放在一起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写过书，而且还不止一本。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是两人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下这两个学者的经济学思想。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在书里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造就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曾经有几次争论，出现了几派学说，但每一派都有漏洞。

比如，最早的解释之一，是人种决定论。觉得有的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人种问题。支持这个观点的人一度不在少数，就连现代统计学的祖师爷之一，高尔顿，也是这个观点的拥护者。但是，这个观点后来渐渐被推翻了。今天再提起来，多少有种族歧视的意味。

而反对这个观点的关键学者之一，是前面提到的贾雷德·戴蒙德。戴蒙德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前景，关键得看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这个观点早在18世纪，就被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提出了，而戴蒙德又给这个观点补充了很多证据。比如，为什么过去欧亚大陆强大，而南美洲就落后？戴蒙德说，这主要是因为，欧亚大陆上有很多可驯化、可以规模化养殖的动植物。而南美洲呢，能批量种植的植物只有玉米，而能被驯化的动物只有羊驼。你既不能指望这个东西产太多肉，也不能指望骑着它打仗。结果就是，农业和军事都发展不起来，连基础的温饱和安全都成问题，就更别提什么创新了。

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发现，戴蒙德的解释也有漏洞。比如，殖民之前，印加帝国和西班牙的贫富差距不到两倍。而当西班牙人把本国的农作物带到南美后，二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加大了。你看，这就没法解释了。

除了前面说的人种假说和地理假说之外，还有文化假说，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决定了经济。但这个假说也被推翻了，有的国家之间文化很接近，但经济差距很大。

还有人提出过无知假说，说的是一个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负责人太无知，全是个体无能导致的。但显然，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在多数时候，一个地方的经济策略都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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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弱的决定因素是制度‍‍‍‍‍‍

那么，在推翻了地理假说、文化假说、无知假说之后，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强弱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个决定因素是制度。

具体来说，这个制度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类叫包容性的制度，这对经济发展有利。

比如，1775年，瓦特给自己发明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并且准备大规模投产。他还给父亲写信说，我终于获得了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希望这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事实上，瓦特也确实因为蒸汽机获得了大笔财富。

这种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就属于包容性制度。

而反过来，第二类制度，叫榨取式制度。比如，中世纪的俄国，农奴的劳动成果有很多都被地主拿走了。很明显，在这个状态下，人们哪还有创新的愿望？

那么，这个制度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并不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历史上的一个不经意的事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取向。

比如，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这本来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杀死了一半的人口。但是，它也在西欧触发了一组很意外的连锁反应。首先，因为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而一旦有了稀缺性，就有了话语权。农奴就可以要求领主减少税金。其次，领主很清楚，假如不给农奴减少税金，他们可能就会逃难去别的地方。要是农奴都走光了，自己的土地也得荒废。于是，领主就要做出让步，给农奴减少税金。最后，有一部分争取到更多权益和自由的农民，就有机会脱离土地，在城市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你看，有了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但是，同样是遭遇黑死病，地处欧洲大陆东部的俄国情况就不一样。当时，俄国也遇到了黑死病。但俄国的领主之间组织性更强，说白了，就是他们更容易合起伙来对付农奴。俄国的领主为了防止农奴流失，非但没有提高待遇，反而变本加厉地控制，榨取得比以前还要严重。这也被称为历史上的第二次农奴制度。

你看，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国家的处理方式不同，就导致后续的制度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后续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个现象也被称为制度漂移。

关于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只是很粗略地说了个大概。假如你想详细了解，我们今天说的这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得到App有现成的听书解读版，只需要30分钟，就能快速了解作者的核心观点，可以去听听看。

同时，跳出具体的观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视角。这就是，观察一件事，既要看到那些刻意设计的必然，也要看到那个不经意的偶然。

借用前段时间网上的一个说法，说一个人在电梯里做俯卧撑，一直做到80楼。别人问他，你是怎么上来的啊？他说，全靠我自己做俯卧撑。显然，这个视角有问题。而高手的视角就在于，不仅能看到个体，更能看到个体之外的那个，真正起决定作用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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