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期《十三邀》中，许知远赴香港拜访叶问的长子叶准，匆匆掀开了香港一角：鳞次栉比的高楼，每个人的空间似乎都非常小，然而却呈现出一种让人惊叹的秩序。
那一集，相对于这座城市，真是不过瘾！谁想到在本期《十三邀》中，许知远再赴香港，由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做“向导”，行走于外地人不甚了解的城市纹理之间，吃吃喝喝，或逍遥游，或谈天说地，或隐隐回避现世，纳世界于方寸饭桌前。
第一顿饭：九龙城吃火锅
“我来了香港 50 年了，我选来选去，还是这个地方比较好。”
因为蔡澜这句话，许知远与这位拄着拐棍，但依然风度翩翩的老者，悠悠闲逛于九龙城。
蔡澜（背黄色布袋者）与许知远
这里有好多商铺，卖的无非是肉啊、菜啊、生活小用品、寿衣、棺材店......从出生到死亡，都包了。每一家商铺摆放的货物都聆郎满目，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生机。
“这里有生活、像人。”蔡澜这样总结这个地方，显然他常常出入这里，好多店主人都认识他。
二人一起买海鲜
“菜市场变成我的办公室了，大家都随和一点嘛。”蔡澜边走边说，他本人语速不快，一字一字的吐，语气非常随和。
二人进入一间门脸并不起眼的，位于菜市场上面的馆子，放眼望去，好多张桌子并排摆着，食客们随意享受火锅，就如内地在街面上的大排档一样吃饭。
许知远与蔡澜吃起了火锅，喝起了酒。饭桌上，蔡澜很照顾人，“看看摄影师怎样坐？”、“你今天不急吧......”言语上照顾到，席间布汤倒酒，非常周到。
“吃点鱼春，”蔡澜邀请到。
“吃这个能壮阳吗？”许知远戏谑，在中国，流行着很多可以壮阳的食物。
“不能。”蔡澜斩钉截铁的说，“胡说八道了，哪里有壮阳的东西，壮阳这回事根本不是吃的嘛，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事情，是你的脑子想出来的嘛。”蔡澜边说边用双手指着耳朵。
“其实最性感的是头脑了，”许知远补充，“食物背后都是社会心理，政治结构都有关系，那比如香港，香港的食物跟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我做的这么辛苦，我吃一顿好的可不可以？......发展快，不安性，要回报嘛，要回报嘛，要不我干什么，这种心理。”蔡澜加重了语气。
“所以我最想做拉丁民族，我认为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我以前很忧郁的，不开朗的人，后来旅行了，我就知道，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着。”
蔡澜热爱旅行是深受父亲影响。他父亲是一位诗人、书法家，笔名柳北岸，是位五四青年，因党争去了新加坡，后来成为邵氏影业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经理。所以蔡澜出生在新加坡，1957 年到了日本，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1963 年才来到香港，长期任职邵氏、嘉禾等东南亚最大制片厂的电影监制。
说起旅行，回顾整个人生，蔡澜有诸多游历：
“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着水龙头，围着一条纱笼，就在那边洗头发，微微看到胸部，哦，那可性感啦。”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许知远顺势问下去。
“我几十个有吧。”他i想蒙混过去这个问题。
许知远怎么肯依，要求蔡澜如实交代。
“哎......一年一个总有吧......”蔡先生笑的眼睛咪成一条缝。
“帮他解决一个问题，我的制片人，（怎样交到女朋友）”许知远继续。
此时神秘制片人入镜
“交女朋友不是说马上就交到的，”蔡澜传授道，“怎么练习呢？丑的照杀，杀久了以后你就成了专家。那漂亮的就跟着来了。”
三个人顿时都笑做一团。
笑后，照旧闲聊。
“很多时候享乐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同时发生的，在明末清初做李渔这样的人，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许知远问。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蔡澜挥挥手，“想通了什么都可以，问题是想通想不通嘛。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敢想不敢想嘛，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嘛，在笼子里面关太久了。”
“那如果你选一个朝代，你想生活在什么时候？”
“还是现在好。”蔡澜不假思索的回答，“因为你现在最容易得到资讯，新的技术太多给你学了，我一直学互联网。”
但是许知远却一直对手机有种矛盾，他拿出自己的手机：“这样一个手机，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但其实变成一个牢笼，新的牢笼。”
“你不当它是就不是，不要管人家怎么想，你要明白这一点。”蔡澜又挥挥手，期望许知远不要在意其他人对手机的看法。
柳北岸
除了旅行，父亲还教他准时、守诺言......这些都是有着老派文人印记的东西。
“有一个一直很困惑我的东西，我很佩服您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的，中国文人身上认为的天下还是很重要的，包括顾炎武说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我困惑的是‘读圣贤书所谓何事’他们怎么平衡啊？”
“后来你发现，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蔡澜大笑，“来来来，喝酒”。他没有再给予这个问题更多的解释，哪怕许知远一再追问。
第二顿饭：餐后泰餐馆喝椰青
餐后，二人说说笑笑，到了火锅店附近一家名为“金宝泰国餐馆”的餐厅。
店面布置比火锅店内更显雅致，整体色调昏黄，竹椅木桌，别有东南亚风情。
墙面上有菜牌
蔡澜说，他年轻的时候，看《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经过那个时代后，就看的更加广泛了。
“那约翰·克里斯多夫是非常英雄主义的，您现在再回头看，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许知远问。
......
蔡澜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避重就轻的问：“你们这几天还想要干什么？”
许知远说，想去看看香港邵氏的一些地方，并且问蔡澜是否有兴趣。
“没有。”他回答的干脆利落，然后低下头去，细细喝椰青。
蔡澜经历了香港电影整个的黄金时代。从 1985 年 到1999 年无论是明星阵容还是影片的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比如成龙、周润发......都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不灭的偶像。
蔡澜在香港邵氏担任要职，见证过成龙主演的一系列商业娱乐片被大众接受，见证了成龙偶像地位的确立。可是蔡澜却认为，那是一段不开心的时光。
他觉得邵逸夫本人一生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动脑，但是他一面倒。他只知道商业片可以赚钱，却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那时候一年拍 40 部戏，都赚钱，蔡澜说，邵先生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邵逸夫回答说，希望第 41 部也赚钱。
“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蔡澜说，“因为他不懂，他不能接受。”
“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蔡澜又笑了，“不讲了。”
“但您应该讲的，我觉得这个对下一代来说非常重要，对您自己也重要。”许知远希望蔡澜用笔述说心曲。而蔡澜，此时仅仅是饭桌上的游侠。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有什么感伤，尽量都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
“但人是平衡的嘛，你有快乐的一面，享乐主义的一面，就必然有感伤的一面，要不人就完蛋了，就失衡了。”
蔡澜又笑了：“我现在已经学的不失衡了。保险箱里面有个锁链，还踢进了海里。”
“所以你还是知道有这个保险箱的。”许知远说。
“我知道所以我可以踢嘛。”蔡澜继续喝酒。
第三顿饭：中环喝早茶
喝完椰青，二人道别，蔡澜说，要请许知远一行转天喝早茶。
许知远希望在早茶上，探讨喝椰青时没有探讨完的问题——一个享乐主义者，必然是敏感的，才能发掘生活中的美食美景，也必然对这个社会敏感，对不公敏感，与道德敏感，那么他是如何面对他的敏感神经所探查到的这些？
许知远想在早茶时分，打开蔡澜的保险箱。
这是一家名为“陆羽早茶”的店面，刚开席，蔡澜便演示给大家看，如何喝冷泡茶。
许知远吃了一块儿猪肝，继续发问：“我记得加缪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那一定是一位道德主义者，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样理解？”
蔡澜笑，他内心一定第一时间识破了许知远所问的是什么，“食物是本能嘛，人们常常忘记本能。”
直接问行不通，就拐个弯去问，“你最有野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蔡澜说，最有野心的时候正是在邵氏的时候，一心想拍个好片子（文艺片），后来想通了，做艺术要有良心，对老板有良心、对人有良心......“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脚下，有多少老板亏本....多少人支持你才成为王家卫电影，我开始明白，要太有个人主义的话，就不要拍电影，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全体创作......所以开始写作，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没有人控制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我撕掉好了。”
“那么香港文化的那种创造力，是不是来源于香港的流亡精神？比如金庸写的其实是流亡文学，他被迫离开那么大的世界，而想象塞北、想象大漠，香港那么小，那么窄......香港没有沧海一声笑。”许知远用这个侧面聊蔡澜的“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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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想得太多啊，老兄，你整天想的太多。”蔡澜拍拍许知远的肩膀，“吃一点，吃一点，大家多吃一点。”话题最终还是回到了吃饭上。
二人吃完饭，行走在香港唯一剩下的石板街上面，那是过去老香港的感觉。
走在这条阳光洒满的石板街上，两个人还怎会将苦闷与人生联系在一起？
三顿茶饭，时间虽不长，蔡澜或侃侃而谈，或回避绕弯，但是他也用“吃吃喝喝”回答了许知远的疑问，他经历了大时代的到来与退去，他本身对逝去的文人精神也好，对商业浪潮也好，都是体验者，而不是旁观者。
但他选择不回应，选择继续自己的享乐人生。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人世间的苦闷与失败，真的那么值得去欣赏吗？
蔡澜选择买最好的衣服，开最好的汽车，去生活，去经营生意。
相谈甚欢，也有道别一刻。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谈笑间，也收获了光阴，读圣贤书，不是为了背负。
“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蔡澜在饭桌上曾这样说。
他笑许知远的理念，许知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一些事情，但是蔡澜认为，解决不了。
“你要再过一阵子会同意我的话。”蔡澜对许知远说。
就这样，蔡澜用自己的逃避，过上了自由快活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个风流快活的体面人。
这样的人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许知远在节目结束时说：“体面的人有原则，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