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我愿做一个全职父亲

文 | 尼德罗

这是我的第一个父亲节。人生第一次做父亲，做一个7个多月孩子的父亲，就目前而言，我的幸福感超越了其他一切。这样说，不是因为政治正确，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育儿的担忧 、烦躁甚至厌恶情绪。只不过，相对于那种独特的内心满足感，其他的感受都被边缘化了，至少出现几率很小，即便出现，也会很快消失。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讨论了在妻子产假、年假和各种假很快就要用完的情况下，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即妻子是否应该辞职在家带孩子。在这篇文章的微信留言中，点赞最多的是“要留家里你怎么不留”这一条。我没有告知平台编辑，让他帮忙回复一下我的答案。不过，我和妻子的态度在前几天的另一种情境下，却做了相对清晰的回答。

几天前，一位从研究父母为何帮孩子买房，转到研究父母为何帮孩子带娃的学者，对我们做了一个半正式的访谈。在访谈中，对方问妻子：假如你有一份不能抛弃的工作，结束产假之后必须回到岗位，那么谁是照顾孩子的最优人选？妻子搞清楚了这个人选可以是任何人之后，几乎不假思索就指了指我。我自己也补充道：“假如她有一份不能放弃的工作，那么就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我愿意做一个全职爸爸。”

事实上，在经历了7个多月的亲密陪伴后，我算是掌握了育儿的“全套技能”。做辅食、哄睡、洗澡，这些比喂奶、换尿布、陪玩难度稍高的项目，我也已经做得较为熟练。妻子偶尔不在的时候，我作为超级替补，已经可以负责孩子的一切了。因此，假如我来做全职爸爸，一个最重要条件算是具备了，至少我不用耗费大量时间去上“奶爸培训课”。

在访谈中，对方问了我们父母参与育儿的情况，他们在扮演何种角色。孩子出生前3个月，因为房子装修不久的缘故，我们决定回父母家分娩。孩子过了百日之后，我们再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但我们并没有让父母跟随我们一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我们俩需要在没有父母介入的情况下，独立掌握一整套的育儿技能。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是我和妻子都会疲惫很多，我需要承担做饭、打扫卫生等大量属于育儿外围但又必不可少的劳动，妻子也需要在照顾孩子之余，分摊一些家务；第二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孩子的奶奶过来帮忙，她虽然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但育儿这一块工作始终还是由我们自己在操持。在父母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的界限。

我们明白，这条界线非常重要。因为在代际观念差异极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明确的边界来保证我们较为科学的育儿理念得到执行。否则，如果一开始父母就跟随我们一起，我们势必会形成很多依赖，很多让我们根本无法接受的育儿举动，也势必会落为现实。况且，奶奶接管或者深度参与育儿，不但增加了婆媳之间发生矛盾的概率，也釜底抽薪式地取消了我上“奶爸培训课”的机会。

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妻子在育儿方面的思考和安排。同理心的产生到底是一种激素作用，还是生活阅历作用，还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双重作用，科学上还存有争议。但从结果来看，女性在怀孕分娩之后，对孩子的同情、疼爱和耐性，都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增长。但即便如此，作为对自由存在渴望的现代人，如果一直封闭在全职育儿的事务中，还是会宛如在孤岛上，在情绪上出现不稳定。

我跟妻子都十分明白全职状态无异于身处“信息、情感的孤岛”，如果没有一个出口得以缓解育儿的焦虑，久而久之，我就可能成为面目可憎的“怨夫”。要么陷入把人生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继而给孩子造成巨大压力的赌博心理；要么变成一个抱怨狂，逢人就开始诉苦。可以说，所有全职妈妈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都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

因此，我相信即使我做了全职爸爸，妻子也会成为我的超级替补。而且，由于母性的禀赋使然，她一定做得比我更好。有了轮班，有了替补，我的个体自由就得到了一定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孩子对父母陪伴的高需求时期基本就在0-3岁阶段。过了3岁，他开始进入社会，上幼儿园，上培训班，参加亲子活动，我和妻子的陪伴角色也会相应作出调整。从“抱紧我”到“放开我”，届时我也不需要全职了。正是这种阶段性的任务，让我觉得做个全职奶爸是可以接受的。

掌握了独立育儿的技能，妻子能够做我的超级替补，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然而，与全职妈妈面临的问题一致，如果我做了全职爸爸，我的事业会中断，这是我所面临的外部挑战。

对此，我想到了一句伊索寓言中的一句话“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认为人生是开放的，一辈子只做一个领域，乃至只做一件事，这种匠人精神我恐怕没办法习得了。我虽不希望自己像蜜蜂采蜜一样，没有一点稳定性，但我总认为每隔几年学习一样新技能，进入一个新领域，这是十分有趣的，也足以让人生更加精彩。如果我没有记错，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育儿是一门范围庞杂的学科，包含的观念、实践知识太多。正因为太复杂，所以，没有专家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权威，也没有某一本经典敢说自己涵盖了所有。甚至，因为太复杂，关涉太多方，都无法开课、考试和颁发证书。

育儿是一个科学与人文交汇的地带，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领域。它可深可浅，可繁可简，可粗可细。用访谈我的学者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理财项目，现在的投入只能在远景阶段得到收获。但应该投入多少，怎么投入，最后又能收获什么，强大如人工智能也计算不出。

写到这里，我有些激动。因为我从大学起就自诩是一个观察者，而且立志要做雷蒙·阿隆所说的“介入的旁观者”。育儿是一个观察生活、社会和人心的绝佳切口，假若我做了全职爸爸，那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介入者，我也一定不会丢弃观察者的角色。

我乐观地想象着，我可以学习育儿知识、实践育儿技能，通过与孩子互动、与其他孩子家长交流，获得宝贵的人生体验与感悟。甚至，我还可以继续写着专栏，从育儿切入，考察国家的社会政策，比照不同的育儿理论，探寻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和教育理念。这样一来，至少我的写作事业不至于完全中断。甚至，我还有些一厢情愿地认为：若干年后，假如我不小心获得了一点社会成就，那一定与这一段全职爸爸的经历密不可分。

排除保姆选项，拒绝长辈接管，由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来抚育。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来自父母的亲密陪伴，可以让他更有安全感，这对他今后形成乐观、积极的人生观有着不可替代的好处。而因为育儿带来的对职业发展的冲击，我们权衡之后认为自己可以承受。

不担任公职的我，不需要按照年龄段去追求事业成就。我们不会因为超过了某个年纪，就没办法获得提拔，也不会因为少了某一段履历，就无法实现擢升。我相信，事业拼搏和学习本身，都必然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保持学习的心态，保持奋斗的能力，朝着一生的志向前行，而不是追逐某个风口，或者遵循体制中什么阶段必须干什么事的定律。

这样一来，对孩子前期的投入本身非但不会影响事业，反而会增进我的学习能力。所谓打断职业生涯，这当然客观存在，但假如从一生，乃至面死而生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中断，这是宝贵的学习、奋斗机遇。终身学习，终身奋斗，这是我们的人生态度。对于妻子来说，即便是体制内的工作，为了孩子她也会辞职；而对我来说，如果妻子需要提前进入职场，我也很乐意转变身份，从超级替补转为正式队员。

实际上，作为婚姻公司的合伙人，作为家庭命运的共同体，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只有两点，第一，在做出一个选择之后，得保证我们的收入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第二，不管选择什么，我们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是孩子最好的教育，这比任何培训班、学区房都更有价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