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误国论”的本意是在呼唤社会公平和修补社会价值体系，但其包含的反市场、反世俗、反理性、反法治的强烈色彩让它走向了其本意的对立面，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和道德滑坡的非理性粗鄙反应，是在替公权力卸责，是一种危害法治的暴力冲动，认清它的危险并对它保持着批判的姿态，是一个走向公民社会的地方必不可少的。
现在不是谈论“戏子误国”这个话题的最好时机，前两年歌手姚贝娜和某军队领导人同时去世之时、演员黄晓明大婚和屠呦呦接受诺奖归来之际才是——那个时候，在“戏子当道，英雄落泪”的强烈冲击下，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弥漫整个社会。
然而这个论调那貌似无比正确实则万分危险的特性，决定了在任何时候批判它都一样有意义。
“戏子误国论”危险在哪里？
激发这个论调的，自然是明星们的高收入和高关注度，其真正指向，首当其冲是改革开放以来饱受诟病的“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悬殊的确是中国当前最大问题之一，包括明星在内的富人阶层多年来处在公众“仇富”心态的包围之中，“戏子误国”是这个心态的一部分。
明星当中有没有突破法律或者道德底线成名致富的？当然有，但这和其他群体比如企业家群体是一样的，不能仅以此为由来对他们进行集体否定。而且，客观来说，除了那些被体制捧红者，大多数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依靠的是他们在市场之中的努力搏击。
因此，对明星远高于常人的收益感到不适可以，但不能无视他们的收益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在与社会不公的斗争里，既要关心不公的程度，又要关心不公产生的原因，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显然，“戏子误国”这种整体性的、含糊的、浮夸的论调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潜藏着“反市场”的倾向，因此是一种非理性的粗鄙反应。
“道德滑坡”是这个论调的第二个真正抨击目标。的确，娱乐圈呈现给公众的各种乱象比其他群体多，作为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他们的“坏影响力”也比其他群体大，因而把更重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祭出“戏子误国”这样的重型武器，同样是陷入了集体否定和过于浮夸严厉的泥淖，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粗鄙反应，大幅逾越了批评的“适当性”原则。
“戏子误国论”的义正辞严还加剧了“反世俗”倾向。演艺圈的明星是娱乐八卦的最大提供商，被认为是正统观念的消解者，因而即使其言行在社会接受能力之内也被视为一种堕落。
然而，对娱乐八卦的热衷是人的本性，是世俗生活的一项重要自由权利，它与“堕落”之间并无必然的、确定的联系，否则以“娱乐之都”的盛誉，我们那些生活在香港的同胞岂不是全都低人一等？
更严重的是，假若“反世俗”的倾向得到加强，那么消灭娱乐八卦、扶植所谓的“高雅文化”就是水到渠成的选择，生活的泛政治化必然出现，国家的影子将无处不在，“只讲道德不讲规则”的乱象将最终摧毁道德。
因而，这个论调是一种对社会道德滑坡的不恰当的、过激的反应。
从古到今，能误国的只能是公权力是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所以，以生产娱乐为业的明星们再坏再恶毒也担不起这个罪名是“戏子误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此，说这个论调是在替公权力卸责，他们无话可说。
但在“戏子当道”和“英雄落泪”配对出现后，就没这么简单了。姚贝娜不过是一名唱了几首歌的歌手病逝后却刷遍朋友圈，某军队领导人战功赫赫去世时却少人关心；黄晓明和Angelababy这对新人的婚礼瘫痪了整个机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领奖归来却无人问津。这个强烈落差直接指向了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戏子当道，所以英雄落泪。
这只是冰山一角。在被广泛流传的爆款文章里，和明星们的风光无限一起出现的，是为国而战伤病缠身却老无所依晚景凄凉的抗战老兵，是和屠呦呦一样贡献巨大却得不到应有待遇被人冷落的科学家：总之是一副世风日下的末日景象，而“戏子”们就是罪魁祸首。
这是一种迷惑性极大的论证方式。花正艳是客观事实，草正枯也是客观事实，二者又同时发生，对比之下还极度悲情，因而花正艳理所当然就是草正枯的原因，“戏子误国”就不再是一种夸张的说辞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血泪控诉。
在转换为“花正艳”和“草正枯”的比喻后，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将“当道的戏子”视为“落泪的英雄”的敌人是多么的荒谬。无论是抗战老兵还是科学家们，他们的待遇哪一个不应该是政府去解决的？是姚贝娜的当红害了抗战老兵吗？是黄晓明的风光导致屠呦呦多年来无缘于院士吗？这不是在赤裸裸地替公权力洗地而将屎盆扣在明星头上又是什么？
澄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要无视一当道一落泪的畸形局面。对明星的炫富和奢靡要批判，对英雄的落魄和寒酸要同情，但这和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原因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在义愤之中糊涂，因为糊涂不但无助于事情解决，还因为放过真凶而恶化了事情。
首先是“戏子”这个对艺人职业的古老蔑称，臭气冲天杀气腾腾，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暴力：在已污名化的称呼下，再接上什么评价都是枉然，唯一的指向就是“痛打”——大家可以看看，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高大上的称呼变成了“公知”后，是如何的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而在搭上“误国”的大帽后，其语言暴力程度急剧上升。在我们这里，“国”本来就无比神圣，现在一个低贱的职业群体居然把它给误了，还有比这个更可恨的罪行吗？
这样一种对某个群体进行集体贬损并上纲上线安上罪名的行径，与文革之中的各种批斗运动如出一辙：一旦被划为右派、走资派，后面的厄运就已注定，而不管真相如何，不管法律何在。可以想像，假如某一天运动重来，“戏子误国”这颗炸弹将对整个艺人群体形成多大的杀伤力。
有学者说，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与此相似，语言暴力同样会引发行动上的暴力，是一种潜在的反法治倾向。所以，对“戏子误国”的严肃批判，绝对不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而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
概而言之，“戏子误国论”的本意是在呼唤社会公平和修补社会价值体系，但其包含的反市场、反世俗、反理性、反法治的强烈色彩让它走向了其本意的对立面，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和道德滑坡的非理性粗鄙反应，是在替公权力卸责，是一种危害法治的暴力冲动，认清它的危险并对它保持着批判的姿态，是一个走向公民社会的地方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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