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民盟党主席AKK丨欧洲的正确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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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几天前向欧洲公民发出了呼吁，声称我们的行动迫在眉睫。他是对的，因为我们面临着紧迫的问题：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未来受限于中国或美国的战略决策，还是希望在塑造未来的全球共存规则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是否需要对俄罗斯政府做出联合回应，以抗议其从邻国的动荡和衰弱中汲取力量的昭然意图？我们是否最终真的要服从他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或是，我们可以骄傲以一种“欧洲生活方式”——代议制民主、议会制、法治、个人自由和社会市场经济——屹立于我们的祖国以及世界各地吗？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我们的欧洲必须变得更强大。

当下的欧洲故事是迄今为止无比成功的。我庆幸自己属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欧洲共同体吸取了过往教训，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做些什么，同时坚定地展望未来。我们欧洲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安全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谈判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密切的跨大西洋联盟建立了一道抵御外部威胁的安全网。

而现在，许多人对欧洲忧心忡忡，然而我们不应误解欧洲公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支持欧洲的想法。在欧洲民众眼中缺乏的是明晰的目标、准确的定位以及在当前关键问题上的行动力——当欧盟在委内瑞拉事务中达成共识前仍需要表面上的团结时，他们感到缺乏明晰的目标；当面对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时，他们感到缺乏准确的定位；当欧盟处理移民、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国际冲突等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时，他们感动缺乏行动的能力。

因此，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不能为反对民粹主义的指控，而把重点放在捍卫当今欧盟不完美的现状上。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存在“支持”或“反对”欧洲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的观念，进而重塑我们的想法。我们必须问一问，欧盟如何才能提高未来在关键问题上行动力，以及在未来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下，将如何继续其前所未有的成功故事。

（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现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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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是维护我们繁荣的基础。在欧洲内部市场也是如此，要先赚钱再想着分配。 在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稳定欧元区方面，我们已经走了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欧洲的业务继续得到欧洲银行的融资，我们必须为银行创造一个共同的内部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始终依靠一套由辅助性原则、个人责任和连带责任构成的体系。 欧洲中央主义、欧洲国家主义、债务的公共化、社会体系的欧洲化以及最低工资标准都将是错误的方向。 然而，在成员国内部和成员国之间的平等生活条件这一观念上，我们必须争取达成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速一项融合战略以明智地将各国和欧洲的做法联系起来。

2018年12月，2019年欧盟预算获得通过，新的预算更加关注年轻人、创新、就业、安全与国防。

来源：europarl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欧洲战略来解决以下问题：我们希望使用哪些技术来保护我们的气候，同时又能很好地管控它？我们想用哪一个智能系统来养活数十亿人，并保护所有的生物？我们的哪一项研究成果将促成战胜疾病的新药物和新治疗方法？以及，我们将如何回应各种形式的交通形式同时保证环保和个性化？

联合的技术研发应由欧盟的创新预算提供资金，并贴上“欧洲制造未来”（“Future made in Europe”）的标签。欧洲未来新技术的战略能力不应凌驾于我们的公平竞争规则之上。然而，考虑到来自其他保护主义者或国家垄断企业的竞争可能带来的扭曲，这种能力必须使欧洲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

欧洲在全球气候保护方面承担了突出的责任。与金融稳定一样，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条件也岌岌可危。然而，雄心勃勃的欧洲目标和欧洲门槛尚未实现任何东西。只有我们成功将经济和社会问题纳入考量范围，以在保持就业和经济实力的同时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这条道路才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赞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项欧洲气候保护协定以进一步落实，而该协定将由企业、雇员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共同协商，欧洲和各国民主合法的参与者也将参与其中。

我们还必须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最终结束通过避税扭曲欧洲竞争的现象。为此，我们必须堵住欧洲的税收漏洞，并引入基于经合组织模式的数字化税收。只有这样，国际公司才能像我们的中小型企业那样对我们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作出公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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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马克龙的观点：我们欧洲的共同体意识和安全感需要安全的外部边界。我们必须完善申根协定。为此，我们欧盟需要就边界管理达成无缝协议。如果仅靠国家手段不能或不应保护外部边界，则必须迅速设立欧盟边境管理局，并部署一支执行任务的边境警察部队。申请庇护、难民身份或任何其他入境理由必须在申根边境直接核实。这需要电子出入境登记以及扩大了的申根信息系统，以便执法部门能够同时在国家和欧洲层面使用统一的共同数据系统。

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的执法区域从塞内加尔海岸的海域延伸至乌克兰，但因难民问题各国常常就经费及人员配备发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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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坚持其保护政治迫害受害者和内战难民的人道主义主张。到目前为止，关于接纳难民但拒绝经济移民的欧洲解决办法，虽然一直为我们所争取，但被证实是不可行的。然而，如果不对申根协定的原则提出最终质疑，各国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就不会成功。因此，未来我们必须根据船只往来的原则，重新确立欧盟的共同移民政策。每个成员国都必须为移民问题源头治理、边境保护和移民接纳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成员国在一个领域所作的工作越多，它在其他领域所作的工作就越少，而不会在整体上造成任何损失。

欧洲联盟迫切需要提升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必须在保持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增加更多欧洲性。未来，欧盟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安全理事会中决定共同的外交政策立场，并在安全政策方面组织一致行动。顺便提一下，在德国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制定战略准则，并协调外交、安全、国防、发展和外贸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想法。

德国和法国已经在共同研究一项欧洲未来战斗机项目，其他国家也被邀请参加。下一步可能是开始一项建造一艘欧洲共同航空母舰的象征性项目，以展示欧盟作为确保安全与和平的力量的全球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和非洲一起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前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需要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也可能具体地意味着，向非洲农产品开放我们的市场以及取消我们在这方面的广泛规章和补贴决不能再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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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超级欧洲国家（europäischer Superstaat）能够实现由主权成员国组成的欧洲的目标，且还能同时采取行动。 不能认为欧盟各机构的工作比各国政府的合作努力具有任何道义上的优越。 一个新欧洲的建立离不开民族国家：它们提供了民主合法性和身份认同。成员国正是在欧洲层面形成并汇集了它们自身的利益，因而塑造了欧洲人的国际影响力。 欧洲必须注重辅助性和民族国家的个体责任，同时有能力为共同利益而行动。因此，我们欧洲应该站在两个平等的支柱上： 政府间方法和共同体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做出拖延已久的决定、摒弃过时的做法，包括欧洲议会对布鲁塞尔的关注，以及对欧盟官员的收入征税。

许多成员国面临这样的挑战：维持一个由于移民而变得更加多样化的社会。鉴于伊斯兰化与我们关于开放社会的想法不符，这一点尤其正确。因此，未来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欧洲能否提供奖励，使伊斯兰教的某种形式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应该在启蒙和宽容的传统基础上建立欧洲的“纳旦教席”（,,Nathan-Lehrstühle“），以这种精神培养我们自己的伊玛目和传教士。

在《爱丽舍条约》签署56周年之际，德法两国于2019年1月22日签署《德国和法国关于合作和一体化的条约》（《亚琛条约》），除承诺深化两国合作外，新的协议旨在为欧盟改革铺平道路。

来源：DW

近30年前柏林墙倒塌后，数以百万计的中欧人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新成员，而且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他们。关于中欧和东欧成员国，我们必须尊重它们的做法及其对我们共同的欧洲历史和文化的特殊贡献。然而，我们必须毫不怀疑那些不可谈判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核心。如果我们现在有勇气具体讨论对欧洲条约的具体修订问题，无论是“布鲁塞尔精英”，还是“西方精英”，抑或所谓的“亲欧洲”精英，都不应继续呆在各自的圈子里。只有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我们才能为我们的新欧洲赢得民主合法性。

我们不必害怕这些讨论。全球游客涌向欧洲大都市、我们邻国的加入和表示友好的努力、想要在欧洲立足的国际学生和初创企业，这些都是“欧洲生活方式”吸引力的体现。欧洲是世界上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人也希望按照“欧元标准”生活。

世界在变化，欧洲面临着一个选择。我的观点很明确：现在必须纠正错误、作出欧洲的正确决断。我们需要工业、技术和创新的战略性力量，需要欧洲公民的安全感，需要共同外交和安全能力来捍卫我们的利益。

我们现在应该满怀信心地投入工作，而不是胆怯地被对于“民粹主义者”的持续焦虑所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