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痴迷输液

走进中国任何一家医院，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部，都会看到林立的输液架和蜿蜒下垂的吊瓶软管。

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吊瓶输液的经历，当微凉的药水顺着透明软管和针头流进你的血管里时，你知道这些液体是什么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吗？静脉输液是一个埋伏着风险的有创医疗操作，你真的需要挨这一针吗？

中国是国际上罕见的输液大国，人们常常采用静脉输液的手段来治疗微不足道的病痛。 2016年，中国药科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联合发表的一项研究，估计了中国每年对注射用生理盐水的需求量。按照医疗需求量来预测，我们本应该一年消耗8392万美元的注射用盐水，但实际上的消耗量却可能达到了7.49亿美元 [1]。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注射用盐水都被过度使用了。它们都去哪里了？都混合着不需要的药物，流进了你我的血管里。

中国的输液潮流是从近二十年才开始的。根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与国家经贸委的统计资料，1995年全中国的输液生产总量只有13.7亿瓶（袋），当时的厂家规模小，生产环境差，市场散乱。

这一切在2000年发生了改变。那年，国家开始禁止医院自行生产大输液制剂，还对输液生产企业实施了强制性的生产质量管理，大输液行业才开始了一股改建、扩建、新建输液生产线的热潮 [2]。

到了2006年，年生产量已经达到了60亿瓶，远远超过了每人每年2.45瓶的计划量；但这时候油门还在往下踩，到2014年，中国输液行业的产量达到了137亿瓶，将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甩在身后 [3]。而输液行业的产品大部分都销往国内，只有少部分出口。

根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收集的参保患者就医情况数据，2010年，住院的医保患者接受静脉注射或输液治疗的达到97.84% [3]。我们可以将这个数据与外国对比一下：

法国2013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2007年的内科住院病人中有24.9%接受了静脉输液，即便这数字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小了，但人家还觉得这个数字太高太过度治疗，想要把静脉输液率降下来 [4]。

输液是药物直接入血，因此见效快，加上人们认为输液才意味着病人受到重视、“贵的才是好的”，常常令患者们把输液当成了治疗的首选。也有研究认为，针灸自古在中国深入人心，因此人们并不排斥针刺的有创操作 [5]。 如今国内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有门诊输液室，也许也在无形中塑造增强了“输液好、输液快”的错误观点。

研究人员在山东、浙江、安徽和宁夏四省的乡镇卫生院收集了2010年开具的近三万份处方，其中有40%包含了注射类药剂 [6]，是医疗情况同样混乱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两到三倍 [7]。

临床上不合理静脉输液的情况非常普遍。 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中，超过90%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根本不需要注射抗生素治疗，然而这却成了很多人看病的标配 [8,9]。 当上呼吸道感染遇上儿童时，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有研究人员分析了2014年广西农村儿童因上呼吸道感染时就诊收到的九千多张门诊处方。由于他们事先已经剔除掉了确实有必要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儿，所以这九千多个孩子，实际上全部都是不需要打抗生素的。

然而，这些乡镇医院开出的处方中，含有抗生素的比例高达68%。这些抗生素大部分是注射制剂，而且往往还是目标范围大、容易引起耐药性的广谱抗生素 [10]。

可是，抗生素既不会缩短孩子们上呼吸道感染的持续时间，也不能帮助预防并发症，打来根本一点用也没有。

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说，能口服就不要注射，能肌肉注射那就不要静脉注射。静脉输液通常是患者最后一步才选用的给药方式， 主要适用于各类危重、特殊疾病（如癌症、血友病、多发性关节炎、体液丢失等），或是口服抗生素治疗无效的感染和影响进食的胃肠道疾病等 [11]。

回头想想，你输液的那几次，真的有病到这么严重吗？

静脉输液是将药物直接输入静脉，起效是快，但由于药物直接入血，不良反应的出现也易高于其他给药途径。

根据药监局发布的《2017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 2017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有61%与静脉注射用药有关； 而严重不良反应报告中，涉及注射给药的，占到了近八成。而对于儿童来说，84%的不良反应都是注射剂导致的 [12]。

在孩子感冒发热的时候，盲目注射庆大霉素等具有耳毒性的抗生素，可能会影响孩子听力，甚至导致终身耳聋甚至聋哑 [13]。在广东，耳毒性药物是儿童致聋的主要原因（34.1%），几乎是遗传性聋的三倍 [14]。听力语言障碍占中国残疾之首，而很多因药致聋的孩子，原本是不应该拥有这样的命运的。

复旦大学和瑞典联合监测了上海市2009～2014年的抗生素使用情况，发现其中20～40%是注射用药，比起欧洲的7%高出了数倍 [15]。据2011年12月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每年消耗的抗生素是美国人的十倍 [16]。

过度输液 已经成为了抗生素滥用的缘由之一：抗生素是注射类药物的主要品类，近年来甚至有省市试图禁止门诊输液，从而控制抗生素滥用问题。

除了抗生素外，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药注射液也是一项重要的风险来源，占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的13.8% [17]。

1954年，柴胡注射液成为了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第一款中草药注射液，它当时有没有经过严密的药物试验则不得而知。目前中国临床使用的一百多种中药注射液，大部分都是在1985年之前，为了响应中草药运动而研发并批准生产的[18]。

这些注射液由400多家制药公司进行生产，但由于没有标准化的生产要求（如草药生长年份、收获季节、提取程序等）， 中药注射液的质量控制不佳、成分不明，直接注入血管，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加上中药注射液极少单独使用，在与其他药物合用时，可能会在滴管或人体血管内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盐类结晶或不明沉淀  [18]。

除了药物副作用及抗生素滥用，过度的静脉输液还以特别的方式损害着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四川省4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8%的护士们抱怨因为日常工作大半都是在为病人输液，因此挤占了其他类型护理的时间 [19]。大量的穿刺操作增加了医疗感染的风险，而对穿刺操作失败的投诉，也是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20]。

过度的输液不仅会导致了药物副作用和医疗风险的发生，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环境负担。2010年，住院医保患者的账单中，注射剂费用就占药品比例的83% [3]。而光是在注射用生理盐水上，我们每年就比预估的多花了六亿多美元 [1]。

中国过度输液的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但由于种种利益及观念问题，想要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天方夜谭。

根据全国城镇基本医保参保住院患者的资料分析，2010年，累计费用排名前十名的销量冠军都是注射剂，包括四种中药注射液、三种抗生素、两种治疗消化道溃疡的质子泵抑制剂（都有口服剂型），以及一种疗效尚有争议、年费用增长率却达到74%的“脑蛋白水解物注射剂” [21]，看起来都很有故事性。

中国的输液行业年产值达600亿元以上 [22]，而多家大输液公司的毛利率可以达到50%以上 [23]，树大根深，想要撼动并不是易事。

而同样难以撼动的还有人们“挂水最好”的错误观念。2011年，研究人员在南方内陆省份进行的调查中，受访的患者表现出了对输液的明显偏好，最普遍的想法是输液的效果比口服好，甚至还有人认为，静脉注射不会带来副作用，而口服药物会。虽然大家都知道口服药比较便宜，但他们甘愿承受输液药物的价格 [5]。

2014年，研究人员在江西省进行了调查，发现受访的父母中， 近八成的人认为抗生素可以治疗病毒性感冒，就算再心疼孩子，也依然有26%的父母觉得输液比口服更好 [24]。

而错误观念并不只是患者的专利。在上述南方内陆地区的调查中，大多数医生也觉得抗生素对感冒有效。知道抗生素对抗病毒压根没用的医生只占少数，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也会依照患者的要求开具抗生素处方 [5]。既有利可图，大家又都开心，还能减少医患矛盾，何乐而不为呢？

2009年起新医改的出台，目的是为了遏制过度医疗和大处方问题，但在某些地区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研究人员统计了湖北省64间医院2014～2016年抗生素的采购记录，发现在新医改的压力下，医院们采购了更多、更贵的抗生素，来弥补药品销售收入的损失。 最终的后果是，两年间抗生素的总费用增加了近15%，其中增长最多的便是注射用抗生素 [25]。

注射用抗生素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盈利点，患者们知情吗？这个盈利点对输液治疗的超量增长起了多作用，谁又能算得清楚呢？

如此团结一致、坚忍不拔的输液偏好，仿佛陷入了无解的困境。为了解决问题，有省市使出了更为强硬的手段。

2016年底，江苏省率先推出了“除儿童医院外，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门诊全面停止静脉输液”的规定， 主要目的是借此控制抗生素的滥用。 这种门诊禁止输液的要求也很快蔓延到其他省市。想法是好的，但这样一刀切，反而可能影响那些确实需要输液的特殊疾病患者[26]。

目前，中国缺乏权威且有力的输液指导原则，输液治疗上缺乏充分的监督和管理，也没有足够的医患科普宣教。很多人还是一有什么感冒头痛就跑去医院挂水，这种 “挨了一针这么辛苦病肯定就加快好”朴素观念，跟几千年前古人“苦口良药”的信念其实异曲同工。

本文科学性已经过 北京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免疫学博士 君洋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