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上一篇：
这桩鲜为人知的桃色凶杀案，居然影响了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上）
上文说到，商族七世祖王亥带着车队，从河南商丘出发去河北易县做生意，勾搭了有易氏首领绵臣的老婆，被恼羞成怒的绵臣杀死并夺了财物，他的儿子上甲微四年之后带兵击败有易氏，杀了绵臣。
上甲微报了杀父之仇之后，创建禓（shang）五祀之礼以祭祀亡父，这种祭祀文化后来广泛传播于华夏大地，直到今天在湘西贵州等地山区仍有遗存，就是巫傩
(nuó)
文化。
在巫傩文化的表演上，表演者经常会表演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比如赤脚在烧红的金属片上行走，用秤杆提起米缸，甚至定鸡，赶尸等等，想来上古那些祭司们，正是通过类似的表演来显示他们的“神通”吧？（另有一种说法，陕北的秧歌，是当年祭祀时跳的禓舞的遗存）
贵州傩文化表演
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走上了对外兼并之路，不断壮大，并最终击败夏朝，夺取了政权。同时，商朝的宗教地位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建立了具有商朝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主流政权中，唯一一个高度政教合一的政权。
上甲微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花心。这一家子的糟心事后面还有一大堆，导致千年之后的老愤青屈原在《天问》中写了一大段，批评这一家子荒淫的私生活。
我屈原又出来发牢骚了……
屈原愤愤不平地发问道：为何（王亥王王桓）与善变的有易女子淫乱，他的后代却反而盛昌不绝？（“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这大概就是说为啥“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的意思。
按照屈原的说法，上甲微瞎搞，连儿子都顾不上了（“负子肆情”）。这还没完， 上甲微的弟弟和他嫂子又上演了一出叔嫂通奸的戏码，并杀死上甲微，篡了上甲微的殷侯爵位，后来又把爵位传给自己儿子。《天问》中所说的“眩弟并淫，危害厥兄”，指的就是
此事。
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并”字暗含还有别的“眩弟”。据有人考证，杀害王亥的真凶其实是他的亲弟弟王桓。真相可能是这样的：王桓也看上了有易氏的女子，可是这个女子却不理睬他，只对他哥哥投怀送抱，因而王桓和哥哥争风吃醋，事实上是王桓雇凶杀死王亥，并栽赃到绵臣头上。绵臣和有易氏部落，成为兄弟阋墙的牺牲品。后来王桓之所以“失踪”，有可能是怕上甲微得知真相后找自己报仇，偷偷跑掉了，或者上甲微暗中派人干掉了他。而上甲微此时已经杀了有易氏一大票的人，有易氏还是商族的亲族，只好将错就错，隐瞒真相。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由于史料的缺失，真相可能永远也搞不清，但是王亥家族混乱不堪，是唯一可以笃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单纯讨论个体的人性啊、道德啊其实毫无意义，那是儒家们喜欢干的事情，我们主要还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分析。
前文中我们提到，从尧舜到夏商，正处于母系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期，之所以家庭结构、社会结构进行如此深刻的调整，归根结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越来越丰富，小家庭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于是，公有制的氏族公社逐渐瓦解，大家族共同生活的必要性越来越弱（但家族关系仍然长期存在，直到工业社会才彻底瓦解），小家庭私有制渐成主流。
私有制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是财富的代际传承。有一种观点是，人的活动归根结底是基因在支配，而基因的核心本能是自我复制和延续，翻译成人话，就是父母要为下一代的生存发展打基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财富要尽可能留给自己的子女。
在性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女子所生的孩子，只能确定其母但无法确定生父，正是这一生殖规律决定了，只有进入父系社会，才可以保证财富稳定的代际传承。
关于继承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问题要解决：财产应当如何分配？到底是每个子女各得一份？还是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其他孩子就让他自生自灭？
从直观角度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自然不应该厚此薄彼，但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父系社会主流的财产继承方式都是（嫡）长子继承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从人性的角度不好理解，但是从金融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财富只有累积到一定量之后，才能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能实现钱生钱，而且大资本相对于小资本永远都是占有优势。平均分配的结果就是，每过一代所能分到的财富越来越少，最后泯然众人，在古代那种高淘汰率的生存环境，只有财富集中起来传给一个人，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家族财富的传承，甚至实现阶层跃升。
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就是利用这一原理，让动乱因素化为无形。
早期人类社会的死亡率还比较高，意外身亡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在进入嫡长子继承制之前，广泛流行的是兄终弟及制，避免出现孤儿寡母继承家产遭致外人掠夺的情形。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游牧民族则长期使用这一制度。从游牧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沙特王国就是兄终弟及制，但随着生存状况的改善，兄终弟及制迟早被长子继承制替代，这就是沙特近期政治斗争的主题。
然而，随着财富越来越多，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是否得到继承权的落差越来越大，围绕财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在各种各样的宫斗剧中，后宫的女人们争夺的东西是什么？难道是真爱吗？显然是母凭子贵所能获得的财富！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自己的孩子拼搏。在金钱的试探下，伦理道德土崩瓦解，再怎么说教也是无济于事的。
民间俗语中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私有制这三个字就代表着罪恶。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富裕的同时，人们也在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实际上，是人们围绕着对财富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
王亥事件的影响远不限于此，还要更加深远。
商朝太祖——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阿汤哥建立商朝之后，历任君主为了纪念祖先的功劳，要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其中对于王亥和其子上甲微的祭祀非常隆重，基本是所有祭祀中最为重要的，每一个商王都要对王亥和上甲微的进行隆重祭祀，除了开创商朝的成汤之外，其他的商王远远不能与这二者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商朝君主追尊王亥的庙号为高祖，即认为王亥是商朝的真正建立者。
不是这个阿汤哥
是这位阿汤哥
除了王亥发明牛车，极大推动商业活动，成为商族走上致富之路的起点之外，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王亥故事中的悲情色彩。
前文中我们分析过，华夏文明的基因里，始终带有朴素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商族通过发展工商贸易，变得富裕起来，那就有必要帮助周围更加贫穷的部落走向富裕，也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当年尧舜能得到广泛拥护，就是这么做的。
然而商族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先富不带动后富，反而剥削压迫后富”的行为，显然是不太容易得到天下人的认可的，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合理性解释，堵住天下人的攸攸之口。
商族并非继承三皇五帝的道统，又谋求通过实力获得天下的统治权，统治的合法性是必须的，否则商族实力再强，也无法应付天下各部落的围攻。
将王亥奉为先祖，商族就有一种被迫害的悲情色彩。建立商朝，就成了一种被迫害之后的自卫行为，商朝的统治地位，就是被迫害后应得的补偿。
这种逻辑通过神学语言加以强化，王亥被杀之后商族走上了强盛之路，商族坚信：是王亥的在天之灵保佑着他们，这种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牢不可破，就像犹太人相信耶和华在暗中保佑他们一样。
在商族人的信仰体系中，王亥和上甲微的在天之灵成为沟通商族与至高神的媒介，只要充分地祭祀王亥和上甲微，就能保证商族永远成为天之骄子，天帝宠儿。商朝的第二十位君主（从成汤开始算）盘庚的一段话体现出当时的神学观念：臣民的祖先死后仍然是他祖先的奴仆，他对臣民讲，我把你们不听号令的事告诉自己祖先的灵魂，殷王先考便会报告上帝，惩罚你们祖先的灵魂。你们的祖灵便会发怒，降祸来惩罚你们。
上古人类的意识是相当混沌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世界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商族首先提出了一套清晰严密的，并且看上去逻辑自洽的宗教神学世界观，迅速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智，成为天下人的普遍信仰。商族宗教也成为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
虽然夏朝也有祭祀活动，但是商族将祭祀活动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首开活人殉葬的先河，并且变得越来越隆重，
祭祀活动也显得非常血腥。
殷墟殉葬坑
随着商朝越来越强大，祭祀活动变得越来越血腥——将敌人的尸体作为血食祭品献给祖先，就能保佑商朝永远繁荣昌盛，立于天下万族之上。
在商族人的世界观里，祖先得到的祭祀越多，在神界的实力就越强，也就越有能力保护其后人。祖宗护佑，也成为商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并且，将有易氏这种背弃商业契约的行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吓阻其他各部落违背契约的行为，才有利于商族继续发扬军事和金融的优势，维持越来越残暴的统治。
商朝统治者所推崇并传播的这种祭祀文化，对于各个方国的发展是一种抑制：祭祀需要宰杀牲畜奴隶，消耗大量的金钱，商朝让天下人相信他们成功的秘诀是祖先的保佑，祭品的丰厚，那么想要超越商朝，就必须在祭祀仪式上盖过商朝，而不是像商族当年做的那样，大力发展农工贸科技——这种隐蔽的战略欺骗，使得相对贫穷的方国积累财富变得更加困难，也就更加难以撼动商朝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血腥且惨无人道的祭祀活动，也在天下人心中埋下不满的种子。周朝取代商朝之后立即自上而下推动宗教改革，也是根源于此。在宗教改革之后，春秋战国时代迎来了思想的大爆发，这就相当于一场“文艺复兴”。
当今世界的金融霸权国家，虽然采用的战略欺骗方式要比商朝高明得多，但是基本原理是类似的：将自身成功的真正秘诀隐藏起来，传播一种似是而非的、实际对增强实力极为有害的方法论，结果导致模仿其实际做法的国家能够发展起来，按照其宣称的方法进行发展的国家都失败了。
美国的霸权瓦解，中国取而代之，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美国以及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建立的“政治经济神学”，因此必然会伴随新时代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商族对于宗教祭祀的重视，导致祭司阶层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为将来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斗争埋下伏笔。
这在当代其实也有对应物——英美国家无比强调法律的神圣地位以及“司法独立”，于是造就了庞大的法律利益阶层，美国每年的诉讼费高达GDP的6%，这些掌握法律解释权的精英逐渐演变为当代“祭司”。
无论古今，祭司群体都是金融资本手中得力的工具。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斗争，说到底是政权与金权之间的博弈。商朝的最终灭亡，与其说是被姬发姜子牙带兵击败，倒不如说是死于内斗。
这一切，在为商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的同时，也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成型做了铺垫。
商族的做法其实与地中海商业民族犹太人也是异曲同工。犹太人也特别强调契约的重要性，并将其拔高到神圣的高度，背弃契约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无论这一契约是如何签订的。这样一来，客观上有利于犹太人将其他人掉入他们设计的金融陷阱（现代的《合同法》则从法理上避免了这一点——用欺诈手段签订的、或者显失公平的合同自始无效）。
对于悲情色彩的营造上，两者也是不谋而合，不同的是，犹太族是自不量力导致的真悲情，商族则是人为营造出来的悲情氛围——至少在商朝存续期间，商族一直保持优势，而犹太人的做法，则导致其周期性地成为其他民族蹂躏杀戮的对象。
犹太人的悲情策略也是相当成功的，对于以色列国各种得寸进尺的行为，如果换成别的国家，早就激起世界公愤了，但是一想起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至少欧洲人会觉得心存愧疚，不断对其容忍。另外一个试图营造悲情氛围的国家就是日本，利用曾挨过原子弹轰炸的历史，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以博取同情。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王亥事件，商族仍然将契作为其最重要的始祖，“不忘初心”的商族就会铭记，科技与实业生产才是我族强大的第一要素，老老实实地发展实体经济和商业繁荣并举。即使数百年后商朝灭亡，后来者也不会彻底改弦易张，并进一步使得意识形态上贬低商业的儒家思想渐成主流。
商族在王亥事件之后，开始走上持剑经商之路，即军工与贸易并举。更具体地说，始终掌握最先进的科技（集中表现为青铜铸造技术），基于科技优势，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商朝军队在数百年时间内都明显领先周围的民族，极少打败仗；在军事优势的保驾护航之下，通过大规模贸易活动以及对外经济殖民获得巨额财富，在财富基础上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以祭祀为主），并反哺科研，形成良性循环。
军事、科技、贸易、经济殖民与舆论宣传，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成为商族立国的五根支柱。而这套体系，也成为后世所有金融贸易帝国的最初原型。比商朝晚一千年的雅典殖民体系，是如此运作的；比雅典晚五百年左右的罗马帝国，是如此运作的；比罗马晚一千年的圣殿骑士团，是如此运作的；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如今的美国，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内在机制都是一致的。
从下一篇开始，讲述商到底是怎么取代夏，成为新的霸主。夏朝的末代天子——夏桀，真的是荒淫残暴吗？辅佐商汤的传奇人物伊尹，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如何发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金融战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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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金融看世界》系列，前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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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尧
舜禹汤居然都被金融危机所困扰？
这场河南人打湖北人的史前“南北战争”，透露了什么秘密？
这位头戴无数绿帽的上古帝王是谁？
夏朝的霸权旁落与九尾狐有什么关系？
这桩鲜为人知的桃色凶杀案，居然影响了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