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开篇比较了德国与美国这两种“极端”对立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试图通过比较来呈现德国教育体系的独特性，而无意作价值判断。1904年韦伯曾经亲身去美国，也非常喜欢美国，他可以算是“the Would-Be Englishman”(Guenther Roth)，不同于大部分德国学者，他对盎格鲁—美利坚的宪政精神很感兴趣，也很喜欢这类政治秩序。不过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就更倾向于突出德国的特殊性。在政治观点上，马克斯与阿尔弗雷德的关系有点像托马斯·曼与哥哥海因里希·曼的关系。
1. 美国化
韦伯认为当时的德国教育体系正处在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有其内在根源，即施鲁赫特教授在后面提到的“现代学术的结构转型”。此时德国已经由学术“手艺”(craftsmanship)开始转向学术“产业”(industry)。在韦伯看来，学术的“美国化”意味着学术生活的官僚化。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教育体系承自两条脉络：一脉源自英国，即英国的学院(college)，一脉源自德国，即德国的大学(Universität)，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那么他为什么认为美国学术科层化呢？因为在美国体系下，学者能够在同一间大学，从助理教授逐级晋升。对德国的教授而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德国博士不仅要提交毕业论文，还要写一篇特许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并且某大学毕业的学者只能到其他大学任教。韦伯提到，当时的德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留任本校。于是大学不得不增设机构来容纳这些本该去别处的人，这些学者的思想也未经充分检验。对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而言，学术前程常常操于命运之手，充满不安全感。“职业生涯”(career)是官僚制的概念，与学术无关。严格说来，学术本身跟在同一学校逐级升迁的“职业生涯”无关。
施鲁赫特教授提到全集最近新出版的第十三卷，其中包含了上千页的内容，均为1895—1920年间韦伯关于学术的论述，其中大部分此前不为人知（注：Band I/13: Hochschulwesen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Schriften und Reden 1895–1920. Hrsg. v. M. Rainer Lepsius u. Wolfgang Schluchter in Zus.-Arb. m. Heide-Marie Lauterer u. Anne Munding）。虽然韦伯自己因为健康问题，任教的时间不长，但他一直很关注德国学术体系的问题。
2. 专业化
在今天的学术界，专业化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韦伯的时代，还有许多学科尚未形成，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都不是专门的学科。与法国和美国不同，德国的社会学诞生较晚。甚至可以说，迟至二战，德国才有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专业化快速扩张的另一面就是“业余色彩”(dilettantism)增强，对跨专业领域的学者尤其如此。韦伯在比较研究时不免涉入其他专业领域，那么对该领域而言，他只算业余。越是多方面比较，兴趣面越广，就越包含某种业余倾向。专业化的趋势促使学术架构发生转型。
3. 经济化
经济化，意味着学术机构愈益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现代学术愈益产业化，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在等级化的学术机构里，老师和追随他的学生不再是最重要的。学术成了一项可以高度分工的活动。与此相伴的，是青年学者所谓“近乎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quasi-proletarian existence)。当然他们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大学里不得不过着近乎无产阶级的生活，学术领域的上述转型对青年学者而言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当然，韦伯对美国学术体系略有误解，在美国，学术生涯也很困难，不过多亏有等级体系，被哈佛大学拒绝不意味着走到绝路，青年学者还可以继续申请常春藤联盟之外的大学。
学术工作的内在动力
热情地献身学术意味着什么？“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Carlyle: ‘millennia had to pass ere thou camest to life, and other millennia wait in silence.’)——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页)
那么科学作为天职与艺术或政治有何不同呢？不同于政治家，科学家应当克制自己，避免价值判断；不同于艺术家，科学工作始终受进步过程的约束。换言之，真正的科学家甚至请求被人超越，希望相形见绌。科学的进步无止境，而科学家知道自己终究会被遗忘。在自然科学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这一点，当一个理论或一种实验被更好的理论或方法取代时，除了科学史学者，继续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不会再去关注它。倘若这是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以学术为业的意义何在？
“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无法回答。韦伯先提到了托尔斯泰的答案：“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同上，第30页) 韦伯承认，的确如此，不过倘若一个人要以学术为业，就不止于个体生命，科学也不仅是个人的职业，问题变为：“在人类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天职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
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科学推动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这意味着“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同上，第29页) 同时也意味着科学进步不能回应托尔斯泰的问题：“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对于“在人类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天职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韦伯回顾自柏拉图以降直到尼采的各种观点，而韦伯的观点迥异于他们：现代科学是一个价值领域，它与其他价值领域永不止息地斗争，不可调和。当然这也意味着现代科学只是价值领域之一，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生命，但它并不是最高的。
“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又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试图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并再度陷入无休止的相互争斗之中。……我们曾被引向基督教伦理的崇高痛苦这个所谓的唯一方向，在双眼因此被蒙蔽了千年之后，我们将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诸神之争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运。”
最后，“在这些神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中，起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同上，第40页) 由此可见韦伯的悲观态度，他从巫术性的多神论，到伦理性的一神论，直到祛魅的多神论(disenchanted polytheism)，即现代的多神论。那么，为何在韦伯看来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如此有限？因为现代科学都依赖诸多外部的假定，以及基于这些假定的概念和理性实验，所以现代科学——主要指经验科学、逻辑学以及某些价值学说——只能产生出受上述方法论约制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在技术上是可批判的。每个因果性的判断都可转化为一个经验命题。因为科学知识受到上述诸多制约，现代科学要求自明性以及责任感，亦即：只有意识到科学知识受到这些制约，才不会越过科学的限度，才不会将科学变为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Weltanschau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