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即便反叛了家庭，也独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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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畅： 其实回看过去，比如说五四时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子女对父母的反抗，我相信一定不比现在的少，也不比现在的弱。

如果从人类学的视角上来看，这种反抗其实不单是面向父母的，也带有个人决心的意味。它可能以反对“祖荫”的控制为主要特征。美国有个人类学家叫许烺光，他有一个成名作就叫做《祖荫下》，副标题是“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他在这本书里提到：每一个个体其实都是成长在祖荫下的。这种祖荫其实是通过延续祖先的努力来赋予我们短暂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式的个体。简单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家庭当中，处于和祖先关系比较密切的联络当中。

根据阎云翔的研究，虽然有的个体走出了祖荫，反叛了家庭，但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或者是自立。相反的是，在摆脱了传统伦理上的束缚之后，个人反而会表现出一些极端功利化的倾向。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一些自己物质上的欲望。这也是阎云翔在《私人生活变革》这本书中做的一个主要课题。

也就是说，中国式的个体不可能脱离家庭，社会关系和日常伦理而存在。作为子女，无论刚才说的反叛也好，自我的决心也好，其实都是在差距格局和上述这一大前提下所进行的。子女不可能冲破这样的一个关系去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张畅： 我也不能说完全了解，但是可以简单说一下：中国这三十年社会道德变迁其实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或说趋向，对于这个趋势，何怀宏教授概括为从一种从“动员式的道德”向“复原式的道德”的转变或位移。

我们都知道“动员”和“复原”其实都是军事术语。“动员”就是把国家军队和武装力量从和平状态转入战时，并把各个国家的各个部门转入供应战争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举国体制。而“复原”相当于把这些武装力量和刚才所说的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有点儿像军人服役期满后被解除军职。

简单说，从1949年开始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动员”时代。这种“动员”状态其实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慢慢消减下来。在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下，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们其实都处于一个非常多元而且道德要求比较宽容的状态下。所以何怀宏教授把这种状态叫做“复原”的状态，即我们不再需要一切都为了某件事而统一去做，而是还原到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这种还原虽然从大的条件来看是好的，是往正向发展的，但也会导致相应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个体化转型或者道德变迁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