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航说他想在鼓楼的大街上,让朋友们什么也不穿地奔跑。为了保护支持他的朋友,他去咨询律师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起先对于律师的不理解,他还会为自己的出发点争辩,努力说服对方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艺术。可当律师指出他其实是在和我们几千年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相对抗时,他沉默了。给他带来压迫的不是僵死的制度下的条条框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那看不见摸不着却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而他要挑战的也不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无影无形却强大无比的社会道德伦理。
在那间小小咨询室里的任航,像极了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柔弱得仿佛一根一扯就断的芥草,却又有着一株芥草顽强的生命力。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对立,是自然法与国家法的对立,她渴望从人性的本原出发去反抗和矫正人为法中那些压迫和扭曲人性的成分。这让人不禁怀疑线性历史观的合理性,人类历史发展早期的道德伦理命题总是反复出现在往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思想的进步与科技的变革,在某些层面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正相关性。
不仅仅在魏晋与盛唐,甚至在一向被认为思想禁锢严重的明末,士大夫文人们尚能在折扇上绘制春宫图,集会饮酒,摇扇翩然。而今天的科技日新月异,任航却觉得这反而对他的艺术创作造成了阻碍——在如今到处都是摄像头的街道上,即使想偷偷地拍集体裸照,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