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可怜人——读《朱安传》
文/陈远
关于朱安，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对于她和鲁迅的关系，朱安如此总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人生境遇，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关系更让人感到悲凉，也更让人感到绝望的了。
少年时读鲁迅，是在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下，尽管如此，依然被鲁迅的文字所惊艳，只是不解，为何鲁迅的文字会如此冷峻绝望，隐然还有一丝阴冷的气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暗暗想象，鲁迅在做这些文字时，是咬着后槽牙写就的。
后来以知识分子研究作为自己历史研究的起点，对鲁迅的经历稍稍了解，隐约觉得，鲁迅的性格，鲁迅的表现，应该是和朱安有关的。这大概也是一种人物研究的思维定式：一个人的成长，对其起决定性影响的，一是其家庭环境，再就是婚姻的影响。对于鲁迅来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只是后来的研究兴趣，与“鲁迅”渐行渐远，关于朱安对鲁迅的影响的猜想，也就搁置下来。
恰巧最近读到《朱安传》，让我对于这个问题一下子又提起了兴趣。
众所周知，鲁迅是已经盖棺定论的人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一连串耀眼的光环，我们每个读过书的人几乎从上小学都会背。可是，这么一个神圣的形象，在朱安面前，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完成逻辑上的自恰。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对这个世界是有爱的，可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深情的鲁迅，对于自己的眼前人朱安，可曾有过一丝怜悯和爱？无怪乎杨绛先生读完此书，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
没有办法自恰，就避而不谈，鲁迅自己如此，后来的鲁迅研究者为尊者讳，在很长的时间也避而不提。当年鲁迅去世后，许寿裳等人在着手起草年谱时，就遇到了要不要把“朱女士”写进去的问题。倒是许广平的态度很大方：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可是，如果让鲁迅走下神坛，以人的视角来打量，就会发现，鲁迅也是个可怜人。
诚如此书的作者所言，处在新旧兴替的时代，“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鲁迅跟同时代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为彷徨，更为矛盾”。
尤其是如果我们拿鲁迅和胡适的婚姻相比较，鲁迅的可怜就越加明显：鲁迅和胡适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少年丧父，婚姻都是由寡母包办。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就像胡适所说，他接受“小脚太太”江冬秀，“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人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所以，胡适接受寡母安排的婚姻，用他的话说，“不过行吾心之安罢了”。
鲁迅接受朱安的心理，和胡适并无不同，但过程却曲折的多。首先是婚约的拖延，从周朱两家订婚到鲁迅和朱安步入洞房，中间经历了七年，这在那个时代，对于女方来说，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等待。
那么鲁迅呢？
在这期间，鲁迅曾经试图改变，先是从日本写信回来，请朱家姑娘另嫁他人，不得，退而求其次，鲁迅提出希望朱安能够放足，进学堂，这在鲁迅，是一种尝试接受这个婚姻的努力，而对曾经经历了鲁迅退婚要求的朱家，又意味着什么呢？果然，朱安既没有放足，也没有进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