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怀瑾
来源 | 《历史的明暗》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在康熙的灵柩停至景山寿皇殿刚过去一个月，还没有正式视政的雍正帝，开启“新官上任三把火”模式，一连颁发多道谕旨，训饬督抚提镇以下各官。先声夺人！
所有人都明白，新帝要开始整肃了。他的“三把火”无疑预示着这个帝国接下来的工作方向。而对雍正来说，如何“烧好”这“三把火”更是重中之重。烧好了，对于迅速统一思想和认识、树立威信和形象、震慑歪风邪气、打开工作局面很有帮助。
回顾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点，在于平定内乱，统一全国。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黄河与运河灾患，费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气。对于全国知识分子“反清复明”的意识，存在满汉之争的紧张情绪，只能用怀柔绥抚的政策，举行“博学鸿词科”，以时间来争取和缓。
到康熙晚年，朝廷收入的财赋及库存银两已渐见支绌，并且与各省地方之间的财赋库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 年），已经有诏谕户部及各省要“从长商榷”。其中有关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贪污侵占情形，以及权臣如年羹尧、外戚如隆科多的别有异心，康熙整体的处理比较温和，宽大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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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接任更要接问题，上任初期的其中几则主要的施政如下：
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利民之事，即定“起科之例”：“谕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例。”
这是集权于一身的帝王专制政治时代，不是现在民主时代经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经会议决定来办的。雍正生在深宫之中，长于皇族家庭，可是他却深察民隐，就这样独断独行，严令照办。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惯性勒索和基层干部的有意阻挠，是不准许的。
这是很值得赞赏的事。
“摊丁入亩”政策便是在雍正时期开始推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也从制度上减少地方执政人员任意加税的可能。此后，雍正又陆续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广武（汉）郧（阳）等九府州、武昌等十卫所等多地推行这一政策，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也在这个时期废除。
夏四月……初御乾清宫听政后，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
教坊乐籍是当时历代要唱戏及专为民间婚丧喜事等奏乐的贱民，甚至包括做娼妓。这是明朝以来的弊政，把战俘和罪人亲属归入这种户籍，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出头。可是雍正却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们。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了。
这又是一道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所谓浙江的惰民和丐籍，原来都是明初俘虏张士诚残兵败将的后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绍兴，既无恒产，又没有谋生技能，便永远变成游手好闲的穷民。更苦一点，就沦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还专门把他们编为惰民或乞丐户籍来管理，永远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却下命令取消了这种户籍，使他们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说这不是仁政吗？ 在雍正五年四月，他又进一步解放了更多的贱籍穷人。
雍正谕旨：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当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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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命京师八旗兵无恒产者，移驻热河喀刺河屯桦榆沟垦田。六月，又命内务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顷，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顷，设立井田，将八旗无产业人，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者，派往耕种。满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三年以后，所种公田之谷，再行征取。三年正月，遣官于直隶固安县择官地二百顷为井田，命八旗无产之人受耕。
雍正这几道命令对那些入关征战有功的满族八旗特权子弟，会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愤恨，可想而知！
雍正继位之前，处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余年的经验和阅历，关于诸多兄弟之间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与满汉之间的情形，他深知利弊。尤其对满族旗人的贪婪和腐败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极当年所说的“皆以贪得为心”，必须做出处置。因此，他继位以后立即雷厉风行，毫不留情地先从宗室动手整顿。接着，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贪渎。所以他首先得罪树敌的不是汉人，却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满族旗人。
后果呢？当然是众怨所归了。
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结汉族臣民，造谣中伤不遗余力，甚至尽量宣传他是如何使用奸诈取得权位的。
在中国过去历代财政经济上，最重要的财货，首在盐和铁的生产和贸易。经营贸易盐铁，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州，就是大户盐商的集散码头。
盐商巨贾有富可敌国的豪门，有了钱，便在苏州造园林，奢侈胜过王侯。做盐道的官，比做皇帝还要阔气。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愿这些官商勾结，胡作非为。所以他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
也就是在这个月，雍正命总理王公大臣等，将密封建储事的锦匣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并且明说是“以备不虞”。
有鉴于历史上对储位之争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为了立太子的事气得发昏。现在又亲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间立储和废太子的事，又加众多兄弟之间明争暗斗的惨痛内情，雍正才决定秘密立储。而在康熙朝，根本还没有秘密立储制度，雍正篡改康熙藏在匾额后的遗诏一说，乃是颠倒了清史的前后关系，自然是无稽之谈。有条件的，可以去故宫看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找出雍正代笔批阅处置的资料，便会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养他可能继承帝位的干练才能。
所谓“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为人的生命无常，况且身居高位，无常之变更多，万一本身不保，后继无人便难办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选，因环境影响而变质变坏了，要想更换另一个人，也会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劳，不如采用这种公开秘密的办法，早做准备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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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雍正是历代帝王中最认真勤政的皇帝，但他对禅宗佛学方面的研究，比起他所批阅的奏折公文的分量还多。那个时候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他身为帝王之尊，不要说日理万机，就是十多年来关门闭户，专心写作，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丰富的成绩。
至于历来写历史或小说，描写雍正的严厉残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公元1725 年）年羹尧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随笔》一书，雍正四年（公元1726 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礼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记，以及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因湖南生员曾静而祸及吕留良父子家人，三件文字狱的大案资料，作为罪不可恕的论断依据。
这三件大案，都是有关当时满汉民族之争的问题。其中是非曲直，善恶因果，颇为复杂，我们姑且不论。如从雍正皈依佛学的禅者立场来说，他当然知道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见、国土界别，众生平等的道理。但他仍然无法脱离满族祖制家法的立场，采用严刑峻法的手段来处理，可以想见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呕心沥血，亲自写作一本《大义觉迷录》来辩说民族平等的问题。这本书在清朝二百多年中，虽然并不受人重视，但它却启发了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以及现在各大小民族共和的国体，应该也算是先声之作了。
虽然雍正也总难逃为德不周、为仁不达的遗憾，但他在位十三年中，得以坐镇京畿，背靠漠北满蒙，右握西北，左揽东南，西南有事，只需一个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赋予儿孙好自经理，是以南怀瑾点评雍正：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历史的明暗：
窥见中国的管理与生存哲学
其实联系现实想一想，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雍正身上会有那么多的污水：历来在政治上整饬纲纪，肃清贪污，几乎没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头土脸的。可是雍正却不顾一切，亲自动手做到了，清朝的国库充足了，贪污犯罪的官吏倾家荡产了。因此，有关满汉反对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
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断上演，比如书中讲述的焚书坑儒一事，“焚书”决策是秦廷众臣商议的结果，还是首相李斯特别提出的，秦始皇作为接纳这一提议的君主却背负此罪过长达两千多年。“坑儒”背后的缘由，结合他个人的出身性格和所处环境去看待，你不一定还是原来的看法。但当时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反叛情绪，自然是汇聚到秦始皇一人身上。
“有人问我，我们推翻清朝这么久了，一百年后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我说，你去读历史，古书上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南怀瑾先生是完整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后一代中国人，是享誉华人界的国学大师，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活史书”。《历史的明暗》是从南怀瑾生平近千万字作品的体量中，筛选先生讲史的精华内容而成。喜欢南师的读者反馈：南师讲史，散见于各大著作中，要想看完得花大几百买全套作品，现在一本书就能领略南师的历史高见。
谈形势，他说，“懂得历史就懂得现在，懂得现代也就懂得古代，历史的原则是一样的。”
谈谋略，他说，“治平天下，无一不是阴谋。”
谈智慧，他说，“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
谈人性，他说，“人性是‘重苟安而恶动乱’，大至国家社会，小到个人家庭，人人所最宝贵的就是性命。”
本书既讲古代大家族的秩序与传承，也讲其背地里的倾轧与不堪；既讲帝王将相的较量与智谋，也讲他们的辛酸与败坏；既讲历史的进取与荣光，也讲它的曲折与崩塌，从其间窥见中国传统体制下的发展、管理与生存哲学。其中的谋略智慧，读懂了窍门，无论是在生活、人际交往还是职场升迁与管理，都能受益无穷。
时代在变，而人性永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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