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金次新股
随着证监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市场的规则也越发健全，我们认为接下来的股市机会越来越大，尤其适合长期持有优质公司，独角兽研究将带您一同挖掘优质公司的投资机会。
来源|商业人物
编辑|独角兽智库
看一个区域的活力，通常有很多指标，比如国际化程度，比如民众思想的开放性。还有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商业活力指数。中国的商业形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次演变，到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又有了新的形式以及新的称呼——独角兽。
毋庸置疑，独角兽公司生在哪里，哪里的商业活力便不会差。“商业人物”统计了130家独角兽公司的注册地，找到了中国的创业沃土。友情提醒。如果你既想逃离北上广，又想挣大钱，请看看这个统计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提到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北、上、广、深”。但从全国范围看，独角兽聚集之地前四名却是“北、上、深、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独角兽数量比上海、杭州、深圳、广州加起来还要多。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互联网在逐步沉沦，广州的互联网产业地位与创业氛围也在逐渐被边缘化（据“商业人物”统计，广州独角兽企业仅2家，深圳有13家）。
本表没有出现的省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为0，看看你的家乡是否上榜吧！（统计不包含港澳台）
130只独角兽，北京有63只
130只独角兽，北京有63只，紧跟其后的上海、广东、浙江加起来都没北京多。BAT里只有百度总部在北京，但互联网“少壮派”的TMD可是都扎根于此。
1986年，就读于深圳中学的马化腾第一次赚钱。他通过花费父亲四个月工资得来的天文望远镜看到了哈雷彗星，拍下了照片，连同一篇观测报告一起寄往北京，他得到了观测比赛的三等奖，以及40元奖励。他从中学起就开始订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过的杂志《天文爱好者》，当年就是从北京邮寄给他。深圳是新兴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但能与当年那个天文少年产生互动的，是北京。
1989年，高考考了739分的，高出重点线100多分的马化腾选择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没有天文系，于是马化腾才学了计算机。他错过了自己钟爱的天文学，也与北京错身而过。
6月12日，是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开街三周年。
1985年10月，政协委员阎维仁倡议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建立科技图书一条街，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后，由海淀区政府承办。七年之后竣工，江泽民、李鹏等时任中央及北京市领导到中国海淀图书城视察，题词给予鼓励。
2007年，海淀图书城第一次与互联网搭上了边儿。作为第十届北京中关村电脑节的分会场，举办了“十年电脑节，百年中关村”的文化活动。
终于到了2013年，海淀区政府会议决定对图书城经营业态进行调整，将图书城打造成创新创业孵化街区。
中国海淀图书城华丽转身，成为了“打造创业服务聚集区、科技型企业发源地和创业文化新高地，全力加速中国创新创业扶持领域发展”的创业大街。
随着创业企业的加入，科技部、海淀区、市科委、政协等各种机关单位的领导纷纷来此参观，次数以几十计，不光是北京，附近的秦皇岛市政协领导也特意来中关村创业大街调研。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走进这条大街上其中一家咖啡馆，留下了与青年创业者边喝咖啡边交谈的照片，之后这家咖啡馆的明星饮品“总理咖啡”开始畅销，创业大街开始平均每天孵化1.7个项目。
据创业大街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大街及入驻机构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581个，其中海归团队和外籍团队超过194个，655个团队获得融资，总融资额达到65.34亿元。
总理说：“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彼此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
那时这条街人头攒动，有激情有梦想，也有因为激情与梦想而疯狂的病人在这条路上被保安拖走。多年郁郁不得志的民间发明家来了，无路可走的掮客来了，传道的基督教信仰者也来了。这里氛围热烈、开放，陌生人之间的交谈显得那样随意且友好，任何人来此只花30块就可以在咖啡馆的椅子上睡一晚，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长住，早起在咖啡馆的洗手间洗漱，这一点也不落魄，同住的旅客会在镜子前激励完自己后友好地向你问好——又是充满机会的一天！
这才是“北京欢迎你”应该有的样子，不来北京，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创业伙伴？
“新上海人”的创业尴尬
在130家独角兽企业中，上海市的独角兽企业有爱屋吉屋、易果生鲜、新达达、沪江网校、返利网、陆金所、众安保险等26家，数量不少，但比起北京市的63家，上海这个中国金融大都市在创业上的表现逊色了许多。
广东有很多移民城市，没有“新广东人”之说，北京有大量“北漂”，也没有“新北京人”之称，然而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却常常以“新上海人”这个称呼为荣。与老上海人注重户口这一身份认同不同，“新上海人”取得这一称呼还要有房产证，更高门槛还有事业成功、行为得体、有风度格调等等。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袁岳说：“上海人很喜欢把外地来沪的人才叫‘新上海人’，以示海纳百川。这个‘新’字本身就反映了‘土生土长’的优越感，带有旧人对新人的歧视。”
我们无法从袁岳的一家之言中证明这种歧视是否存在，但“新上海人”对户籍和房产的过分关注，却在一定程度上中伤了创业的积极性，阻碍了创业这种相对粗犷野蛮的生存方式在此地扎根。
先说房产，上海是引领中国房价的龙头，是中国第一个因住房价格高涨出现全民炒房现象的城市。大象公会在《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一文称，如果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项奋斗梦想的问卷调查，或许“上海梦”最单调实际，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梦想就要五花八门得多。
文章称，2008年前后是一条分界线，2008年前成功买房落沪的人，是“房产红利”的最大得利族群，2008年之后来沪的人，“落户”一夜之间变成了“为房子而活的战争”。此外，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创业城市不同，上海的城中村数量很少，没有低价住房，创业者们没有低价栖身空间。
再说户籍，上海移民如果想要落户需要严格按照《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这项精密、认真、透明的打分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作弊空间，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研究《户籍的成本》课题时得出结论，它实际上鼓励的是外来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创业。
《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一文举例，受聘的薪水、岗位级别、纳税数额、社保缴纳越高，得分越高，它当然是“甄别人才”的合理衡量标准，但却会让一个积分很高的人在面临创业机会时，陷入选择困境——在离居住证、上海户籍只有一步之遥时，创业往往意味着前功尽弃，毕竟白手起家创业期间，在薪水、纳税额、社保缴纳的得分都会大幅下降。
在26家独角兽企业中，“商业人物”注意到，陆金所、万达电商、三胞国际医疗、拍拍贷、复宏汉霖等企业将工商注册地放在了上海市自贸区。根据《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6年末，自贸区已注册企业21400户。在总体风格稳健的上海，自贸区更像一股喷泉，给挖金者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机会。
阿里巴巴与创业之都杭州
在众多省会城市中，杭州的创业氛围最强。有调查显示，从2013年起，杭州创业项目以年均20.3%的增长率增加，超越北京、上海、深圳等传统认知上的创业城市，居全国第一。在所有创业领域中，又属“电商”领域最为突出。电子商务领域的创业项目占全市总创业项目的19.0%，排在第二位的是企业服务领域，占比18.1％，金融领域排名第三位。
几年前，美图秀秀董事长蔡文胜在i黑马的一场演讲中说，杭州创业氛围之所以超越其他省会城市，是因为这里有马云和阿里巴巴。阿里系在杭州创业者中占有很大比重，另外一个创业群体则是以浙江大学为依托的“学生帮”。这个趋势可以从“商业人物”所做的独角兽工商地址注册地分布调查中得以佐证，在130家境内独角兽企业中，位于杭州的独角兽企业在阿里系旗下的有蚂蚁金服、阿里云、淘票票、钉钉4家，其他为口碑、美丽联合、微医集团、微贷网、车猫二手车、51信用卡、贝贝网7家。
阿里巴巴为杭州的创业企业培育了一批能力突出的互联网从业人员。美丽联合董事长陈琪和贝贝网创始人张良伦创业之前都曾在阿里巴巴工作过，张良伦研究生毕业后在阿里巴巴做过产品规划师，除了搜索业务，阿里的核心业务线他都接触过，还曾负责过阿里“旺铺”这一核心业务线。美丽联合的陈琪在阿里巴巴工作过6年，创业团队中还有其他不少员工都是前阿里人。
创业氛围浓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2016年初，杭州市正式出台《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在创业资金、经营场所、税收政策、行政审批等问题上，给予了创业者诸多支持。根据《2016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杭州市新认定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515家，累计达3035家。
北京有创业福地中关村创业大街，这些促进创业的硬件标配，杭州也不缺少，官方数据显示，在杭州，科技企业孵化器105家、其中国家级30家，孵化总面积289.00万平方米，纳入国家科技孵化器体系的众创空间达到35家。
进击的深圳和落后的广州
时代造就英雄，也造就城市。
从1978年起，深圳就是中国发展的先锋。数十年的积累，让深圳各产业链趋于成熟。正是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无数的创业者涌入深圳，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并诞生了诸如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一大批顶尖高科技企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当年的制度洼地给深圳带来了投资洼地，而投资洼地带来了创新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很多年轻人都来到深圳创业。深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视机厂、录音机厂，同时，出现了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人。”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特别报道《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称深圳已经彻底埋葬“山寨中国”的过时神话，成为创新皇冠上的明珠，并给深圳起了一个比硅谷更为传神的美名“硅洲”。
深圳何以成为世界"硅洲"？首先从政府支持层面来看。曹和平说，深圳在公共管理方面有3个优势：一是深圳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形成了共识，一定要帮助企业成功。因此政府领导变化打断支持创新政策的可能性比别的地方小得多。二是，深圳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得好，沟通顺畅。不会让企业发生，在财政部门一切顺利，而在工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遇到阻碍的问题。三是，深圳的人力资源更年轻化，更愿意接受新事物。
其次，从科技发展来看。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800亿元，占GDP的4.1%，是中国平均水平的两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2016年占全国一半，已超过法国或英国。
深圳的独角兽近半为技术驱动型。包括大疆创新、碳云智能、优必选科技、腾讯云、大疆创新和柔宇科技，它们分布在大健康、人工智能、云服务和智能硬件四个行业中。这些技术型企业总估值 183 亿美元，占深圳市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 47%。深圳市的创新创业文化催生了技术密集型独角兽企业，预计技术驱动型独角兽将继续涌现。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到全球别的地方肯定活不到现在。”大疆创新公关总监王帆曾向媒体透露：这个行业特别仰仗于随时把任何点子、任何电模做成实体产品。在美国，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找当地供应商把你的想法变成产品模型，而在深圳两三个小时就能做到。在他看来，深圳的“独门武器”就是供应链体系。“它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难以匹敌。”
供应链体系对科技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联想、乐视在“迁都”深圳后也曾直言，华强北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任何一个元器件。得益于深圳雄厚的硬件制造业基础，从多年前的MP3，到如今的智能手机和无人机，深圳无时不走在硬件创新的最前沿。此外，与香港和海外的天然相近，可以为更多海外技术和资本入华提供便利。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过去多年快速发展，深圳出现了房价攀升问题。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曾刊文称，深圳的房价已经逼近硅谷高端社区，但是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硅谷的十分之一。这可能会给深圳实现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带来阻碍：买不起房已经迫使优秀人才和公司离开或者考虑离开深圳，公司高管们不得不想方法留住员工，降低人员流动率。
在不可逆的高房价面前，去年华为搬离深圳的传闻甚嚣尘上。而在此之前，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生产基地；比亚迪选择了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大疆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2016年又在贵州设厂。
尽管华为官方否认了“逃离深圳”的传闻：“华为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研究所，这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但任正非的一番言仍然引发了讨论：“人们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众多大企业纷纷迁离，更不用说资金实力不怎么雄厚的创业公司了。成本上涨，势必带来产业的整体外迁，“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已经逼近深圳。要知道台湾新竹2000年前后是世界上科技产业发展最好的地方，仅次于硅谷，成本上涨，大量核心产业外迁后，已陷入了空心化的经济萎缩状态，繁荣不再。
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还隐藏在深层，不愿具名的深圳学者表示：“目前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思维固化，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人一旦成为某种既得利益、既有规则的享有者，之前那种不顾一切、不拘一格的锐劲就会丧失。”
说到珠三角，人们总喜欢拿广州和深圳来做对比，两个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和经济远远位居世界前列，孕育着无数淘金者的创业梦。
如果说互联网革命浪潮可以分上下半场的话，在上半场，广州享尽了互联网的红利。以互联网世界里被公认的三种商业模式（广告、电商、游戏）为例，在互联网兴盛发展的初期，广州在电信运营商的带动下，一批提供CP和ISP业务的小企业就兴盛起来，也赚得了互联网的第一桶金。
然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和自己的兄弟城市深圳相比，无论是从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新三板上市公司，还是从独角兽的数量来看，广州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了，据“商业人物”统计，广州独角兽企业仅2家，深圳有13家。而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广州本土的网易都开始把总部北迁、而网易研发中心更是迁到了杭州，广州的互联网热度在持续降温。
当然，这也有城市文化与背景因素，比如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绝对主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创业者更容易融入城市文化。华为、腾讯、中兴等IT类标杆企业扎根深圳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吸附力。加之深圳政府的政策对IT产业的支持力度与产业环的完善，制造、内容、支付等配套在同步推进，各方面的优势因素也在推动一种集聚效应，推动深圳互联网或IT产业的创业繁荣的同时，也在导致广州互联网人才流失与整体地位的边缘化。
再看看广州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南国的商贸大港，传统型与贸易型企业成为当地产业主流，长期以来也是政府政策关注与扶持的重心，导致广州的文化中的贸易本性根深蒂固，互联网这种新型产业被相对掩盖掉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广府文化的特征就是行事作风低调，不事张扬，追逐可以快速盈利的项目，互联网这种短时间不盈利的新型领域缺乏投资人的关注。
另外，无论是微信（广州）的张小龙、网易的丁磊、还是唯品会的CEO沈亚等，都是相对低调内敛的个性。在北京，大家有地儿高谈阔论各种创业项目与机会，谈理想谈颠覆谈改变世界，在广州却比较少见这种圈子文化。
矮子里的将军，湖南真会玩
谭伯牛《战天京》里提及湖南名人曾国藩时，用了当地的土话——“出得湖”。湖，指的是洞庭湖。过了洞庭，沿长江北上，无数读书人和野心家从此踏上功名之路。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有所蓄力，可以大展拳脚了。
晚清以降的历史大人物，都与湖南有关。等到四海升平，互联网开始发力时，我们翻翻名人简历，猛然发现，唐岩、宿华越过洞庭，从稻米文化区跑到小麦文化区，做出了陌陌，快手；张小龙则是一路向南，吃着大米唱着歌，搞出了霸王微信。
当年的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立志做个针砭时弊的愤青，所以他给咸丰皇帝写了不少谏疏，国家大事，得谏，举止失当，得谏。建立湘军后，咸丰有次被他惹毛了，下了谕旨：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大白话就是，你哔哔这么多，就做出事情吧。
曾国藩知道，要想成为愤青，道德上不能有瑕疵。他接下来反躬自省的程度，真让一般人汗颜。贪睡恋床，不能黎明起床，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给官员写信，态度亲昵了些，就是“鄙极丑极”；喜欢侃大山，醉心社交，穷侃雄谈，争言语便宜，那就是“妄语”；跟朋友说黄段子过瘾，那就是“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
后来，中国的传媒界出了几个愤青，邓飞、石扉客、罗昌平这些调查记者，清一色的湖南人。不过，曾国藩虽讨厌社交，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湖南人诱惑你去侃大山的手段和能力实在太强了。
张小龙们毕竟离开了湖南，为北上广做贡献去了，但湖南当地还是有了两个独角兽，一个是硕大的，闪闪发亮的独角兽芒果TV，一个是“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映客。话说，能社交又能娱乐不是发达省份有钱老百姓最擅长的么？啥时候轮到湖南这个中部省份了？这真是个谜。
贵州意外之喜
1506年冬，兵部武选司主事（处级干部）王守仁因得罪宦官刘瑾，受了廷杖之苦后，被贬到贵州。挨打意义非凡，在贵州这个穷乡僻壤，王守仁终于“格”出了心学。N年过去，王守仁的名字还在企业家圈子里活跃。百度里至今还有人在问：为什么日本企业家推崇王守仁？中国一个企业家俱乐部组织人去贵州，说企业家心病太重，需要找王守仁的思想参悟一下。
斗转星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对孕育出老干妈和茅台酒的贵州省刮目相看了。近些年，从这个毫无平原地，全是山地和丘陵的西南边陲走出的独角兽老板就有好几个，比如高德地图的创始人肖军，知乎创始人周源、纷享销客创始人罗旭，大姨吗创始人柴可。贵州当地还有一家名叫货车帮的独角兽公司。
这三年来，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大佬都曾去贵州开过会，而他们谈论的内容多跟大数据有关。贵州是国家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落户地。感谢互联网，它逐渐消弭了一些壁垒。感谢大数据，因为在这个新生事物面前，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的西南地区，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占了优势，谁就有机会。
浙江人马云还为它做广告。两年前，马云说：“如果大家错过了三十年前广东、浙江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今年到贵州，他又说：“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讨论感觉应该发生在硅谷，而跑到贵州来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谈到贵州的优势，马化腾去年曾特别提到，贵州有很多优势，水电充足、电力便宜，山洞里恒温恒湿。腾讯正考虑在贵州建立一个大数据的灾备中心。
福建骄傲几许？
在传统行业里，福建一共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晋江系，在厦门，安踏、特步等几个运动品牌的大楼面朝大海又互做邻居。一张是名声相对不太好的莆田系，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私立医院，专治男科、妇科、不孕不育、整形，等赚够了钱，就回家建庙。
福建人敢闯敢拼，《2015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 100强中有31人是闽籍人士，他们的生意遍布东南亚。互联网时代，福建人的经商能力又一次凸显。独角兽头部企业里，美团的王兴、今日头条的张一鸣皆来自福建龙岩。这两位家境都非常富裕。
只有蔡文胜出身贫寒，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等美图上市后，他感谢一大溜的贵人，并留下一句名言：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你就会成什么人。
福建当地也有一家估值800亿元的独角兽，它叫宁德时代，专做新能源电池。只有一家也无所谓，因为福建人的创业精神正在全球发芽啊。
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
上海是中国政府管理能力、效率和服务意识最好的城市，而且也是人才引进奖励制度最完善、规范的城市，但这些优点，有时恰恰妨碍出现创业者。
你能想起几个最近十年在上海崛起的民营企业品牌？
几乎没有。如果换做北京、广东、福建、浙江，许多人都能至少说出一些。
△ 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各省区市企业数量
这是令上海倍感尴尬的一点：作为一直以来中国内地的经济中心，上海聚集了大量跨国企业、著名国企、民营企业的中国区总部，几乎能找到所有世界知名企业。但却极少有本土的创业企业，也很少生长著名的品牌、专利。
上海规模民营企业，大都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业领域，极少有高科技型企业。以专利数量论，北京专利数仅次于广东，但每万人拥有的有效专利数则高居全国第一，接近上海的2倍。即使刨去其中国家科研院所的成分，其绝对领先也不容置疑。
那么，水面下的冰山呢？截止2013年末，中国各地注册商标数排名是：广东（112.7 万）、浙江（86.4 万）、北京（46.7 万）、江苏（45.9 万）、福建（40 万）、上海（36.4万）。人口多于北京的上海却被北京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 截止2011年部分省市有效发明专利量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情况
然而，在中国城市中，上海却是公认政府管理最精细、效率最高、服务意识最好的城市，为吸引人才、鼓励创新不遗余力。或许，正是这种强烈反差，才会有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著名的俞氏一问：上海为什么不出马云？
缺乏空间的土壤
其实，早期的上海也曾是创业家的乐园。
19世纪中期后，上海先后设立了英、法、美等国租界，逐渐形成了脱离于清政府权力，又享有国际交往的独立空间，最早接触到了近代化的经济组织形式。
此后，上海逐步成为远东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无数冒险者来到这片十里洋场，虽然当时的人们并不将此称为“创业”，但许多工厂、商行都在此产生。
△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一景
真正的变化产生于1949年以后。由于上海出色的经济基础，被作为公私合营、货币改制等新政的重点地区。上海和工业基础同样雄厚的东北一样，建立了远比其他地区更完备的公有制体系。
这时的上海经济到底比其他地区高出多少？
即使经历了“三线建设”等为中西部输血的过程，上海仍在改革开放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它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使之今日依然保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
熟悉上海的外地人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上海今天的国营商业企业依然无处不在。以超市为例，上海的社区型超市主要是联华与华联（现已合并为一家），两者均为商业局下属，比它们更小且遍布街巷的国字号超市还有可的、好德等。
中国几乎不会有第二个城市，国营超市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超市毗邻的，还有很多国营饭馆甚至理发馆——有些饭馆严格坚持每天8小时劳动，午后有两小时午休。不可思议的是，有些民营餐馆会让你觉得是国营的，里面的服务人员不是外地小姑娘，而是一群本地阿姨。
这当然是50年代后公有制改造的后果，但其格局延续至今，还有赖于上海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对就业问题的出色解决——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相似城市那种剧烈的下岗社会镇痛。其他地方转轨过程中常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上海引起的争议也非常小。
△ 1956年，毛泽东在荣毅仁陪同下参观上海中新纺织厂
与其鲜明相对的是重工业盛极一时的东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市政府官员卓越的管理能力。
不过，这却日渐显示出了另一面的效应——给新企业、新经济势力留出的空间太小了。
中国民营企业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力的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国营企业不成气候，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地方。中国国企比重较大的地区，国企多仰赖银行低息贷款及国家特许政策等优惠维系，而上海则仰赖高昂的地价，这使它们相对更理直气壮，拥有无处不在的话事权。
为谋求稳定的市场地位，它们很容易通过政府制定各种细密的管治措施，构建维护垄断地位的堤坝。而创业行为，本质上打破行业格局的洗牌行为，它当然为地位稳固者所不容。像“滴滴专车”最近被上海市交管局叫停这种事发生在上海，其实并不意外。
五道口与张江科技园
上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80年以后，上海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浙江、广东、福建的挑战。直到九零年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上海才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这也给上海市应对创业问题提供了思路——典型的例子就是精心规划设计的张江高科技园区。
为了形成像北京海淀区那样的人才集聚效应，科技园区与新大学园区被安排得很近。这里的马路极为宽阔，马路两旁是整齐、漂亮的园区建筑，但几乎没有生活气息，看上去很像一块北京的飞地。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问题是，这块精心设计的园区，只适合已成规模的企业入驻，而不是在这里创业。一般的创业者很难在此找到合适的低成本住房、餐饮等条件。
如果类比北京海淀的五道口，这种精心的规划其实是不利于创业的。
五道口之所以成为怀抱IT创业梦者心中的“宇宙中心”，除了周边高校和IT企业云集外，附近多为小而老旧的小区，少有大规模的高档社区，一到晚上满街摊贩。热闹、拥挤而富于生活气息的五道口，是最不像北京的地方，倒像是老上海在北京的一块飞地，但可为梦想家们提供就近且便利廉价的栖息条件，如果实在没钱，他们甚至可以混进学校宿舍。
如果中关村和五道口像张江高科技园区一样，宽阔的马路两旁只有敞亮巨大的办公室，街道上看不见闲杂人员，一到下班时间，大家就一哄而散赶路回家，它断不会像今天这样每天诞生无数的创意和新企业。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的街道规划方式，也被批评为大而无当——华尔街摩天大楼之间的街道非常狭窄，临街密布着咖啡馆之类的谈话场所，两栋写字楼里的生意人突然有想法时，可以非常便利地约谈碰撞，而陆家嘴那些写字楼里的人，要和对面大楼的人当面交流，必须横过极为宽阔的马路，是绕远路，还是打出租车，颇费思量。
△ 从纽约曼哈顿东部的克莱斯勒大楼向下看，纽约的街道与上海浦东新区相比十分狭窄
好在上海市政府注意到了这个批评，于是有了一个可以不用横过马路的补救措施，在几栋摩天大楼之间修了一个巨大的陆家嘴天桥。可惜辽阔的张江科技园就很难照此办理了。
创业者需要的往往是一种宽松的环境，成本低廉，又在空间上充满联系，容易沟通。这是规划者最不擅长的事情——历史上，没有几个创业中心是规划出来的。
而且，也并没有哪些人从出生起就带着创业者的标签。创业企业、创业者往往诞生于复杂的交汇之中，新增的城市移民、高校毕业生中创业比例都很高。
△ 陆家嘴天桥
上海自然知道这些人的重要性。它们也有着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引进制度，其积分方案、居住证福利在全国绝对属于一流。
但这种优秀制度反而引起了一些负面效果。
被“格式化”的上海梦
1992年，上海常住人口是1280万，到2013年底，上海常住人口为2415万，11年净增了1100多万人，新移民占总人口数的47%。
△ 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与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的对比
但是，深圳同样新增1000万移民，里面出现了任正非、马化腾等登上世界级舞台的创业者。而上海新移民中，却没有同等量级的创业家。
如果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项奋斗梦想的问卷调查，或许“上海梦”最单调实际，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梦想就要五花八门得多。
上海是引领中国房价的龙头，并且是中国第一个因住房价格高涨出现全民炒房现象的城市。“炒房”重塑了上海人的观念，它不但是上海人日常交流的必谈话以甚至成为衡量成就的重要标签。
房价贵使得1980年代以前普遍有房的上海人突如其来地享受到了“存量涨停”的福利，这笔意外的财富保障使得老上海人和老北京人、老广州人一样不思进取。
△ 1999—2010，上海房价与人均月薪走势图
对上海新移民来说，2008年前后，则是一条分界线。2008年前成功买房落沪的人，是“房产红利”的最大得利族群，他们许多人通过买房攒房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2008年之后来沪的人，“落户”一夜之间变成了“为房子而活的战争”。
对新移民来说，上海住房问题的影响来得远比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严重。深圳、广州有大量城中村，北京虽然较少城中村，但其市政、社区和小区物业管理远不如上海精细，虽然近年开始学习上海整治群租以及在住宅区办公司的现象，但死角比上海要多得多。
这让新移民的个人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没有低价栖身的空间。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没有低价住房，筛掉的大多是素质不那么高的人才，上海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
△ 白石洲，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多年来成为了来深打拼人员的聚集地
为吸引外地高素质人才，上海推出了提供留居上海的各项激励措施，按2002年相关规则，获得居住证七年后可申请上海户籍。相比其他城市的粗放简单，上海人以其特有的精密、认真，拿出一套“国内人才申领《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使规则变得更清晰、透明，能极大程度地消灭作弊空间。这使得只有上海的居住证才是被外地新移民积极认真对待的。
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承接《户籍的成本》课题时，仔细研读这个打分机制对人才的激励作用，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实际上鼓励的是外来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创业。
譬如，受聘的薪水、岗位级别、纳税数额、社保缴纳越高，得分越高，它当然是“甄别人才”的合理衡量标准，但却会让一个积分很高的人在面临创业机会时，陷入选择困境——在离居住证、上海户籍只有一步之遥时，创业往往意味着前功尽弃，毕竟白手起家创业期间，在薪水、纳税额、社保缴纳的得分都会大幅下降。
虽然《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中，有“人才在沪投资创业附加分”，但它的打分奖励全部是以投资额和雇佣本地人数来计算的，实际鼓励的是外地资本在上海办企业，而不是在上海白手起家创业。这与通常人们说的创业完全不是一回事。
△ 某上海教育机构打出的招生广告
有趣的是，《上海市居住证积分办法细则》中“职称”依然占了很大权重，除了特殊技术岗位，职称对民营机构组织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但这套打分体系，会使得不在国营单位的新移民，为了居住证去浪费时间报考“经济师”这类毫无用处的职称。
前面提到的房子，同样是打分项目，买房加分，它起到了与房价上涨的相同作用——有钱立即买房。
所以，我们一点不难理解，新移民的“上海梦”是高度格式化的：房子。至于创业，最好还是到北京、深圳去碰碰运气吧。
